近年來天價彩禮已經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國家相關部委和地方政府也出台各種措施整頓高價彩禮，推進移風易俗、倡導文明新風，最高法也於2月1日正式施行關於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規定，但總體看，高價彩禮問題仍屢禁不絕。那麽，彩禮作為一個社會問題，其形成和演變的趨勢是怎樣的？哪些地區是彩禮價格高額的重災區？哪些地區是彩禮整治的重點地區？彩禮的形成機製是怎樣的？
為回答這些問題，本研究試圖結合大數據、抽樣調查數據以及田野調研信息對上述相關問題進行分析。首先，要試圖分析過去20年彩禮價格的變動態勢，借助於過去傳統的研究方法不具有可行性，本文試圖從全國裁判文書網的9000多萬個判例中，選擇所有與彩禮糾紛有關的大約12萬篇文書，並借助於大語言模型提取這些裁判文書中的彩禮價格信息以及其他相關信息，據實計算彩禮價格的曆史變動與區域差異，這一方法的合理性在於，能夠把作為問題的彩禮的這部分內容給呈現出來，但是對於沒有彩禮的結婚案例，則沒有納入到本文的分析範圍中；其次，借助於當前的問卷調查數據，分析彩禮價格背後形成的城鎮化因素以及出生性別比因素等；最後結合來自全國各地的田野調研案例，對彩禮價格的演變趨勢和地區分布特征進行解釋。
一、彩禮價格的曆史變動
借助於大數據分析，我們呈現了1990年-2021年全國各地彩禮平均價格的變動趨勢。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在1995-2007年左右，全國彩禮的平均水平大體維持在10000-20000左右，在這長達13多年的過程中，彩禮價格基本上保持在比較穩定的水平，這說明，這個時期的彩禮價格水平大體是比較合理的，彩禮也沒有發生異化，而是維持了彩禮的正常的社會功能，比如說禮儀的功能、對男方家庭經濟能力識別的功能等等。
圖1 全國彩禮平均價格的變動趨勢
而從2008年之後，彩禮價格一路上漲，這種趨勢一直上漲到現在，上漲了快15年了，彩禮價格從原來的10000左右，一直上漲到140000左右，上漲了14倍左右，以至於今天的各種天價彩禮的出現，彩禮讓大眾不堪重負，彩禮也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那麽，從彩禮的縱向曆史變動的角度來看，驅動彩禮價格上漲的因素是什麽呢？筆者認為，肇始於1990年代愈演愈烈的出生性別比失衡現象引發2008年以後婚姻市場的失衡是推動彩禮價格在2008年以後快速上漲的首要因子；其次，2008年以後，加速推動的城鎮化所引發的農民生活成本的上漲，尤其是教育城鎮化驅使農民家庭必須在縣城買房、小孩在縣城上學等因素，也是推動彩禮價格上漲的關鍵。
很顯然，2008年以前，中國的城鎮化也在快速推動，為什麽2008年以前沒有出現彩禮價格上漲呢？這是因為2008年以前的結婚人群，基本上是在1990年代以前出生，中國的計劃生育是從1970年代末期推動的，一孩半或者一孩政策的推動，在1980年代並沒有引發嚴重的出生性別比失衡，這是因為胎兒性別鑒定技術大體是從1990年代開始流行的，出生性別比失衡的現象也是從1990年代初開啟，由此在2008年左右引發1990年出生世代的婚姻市場失衡，而且隨著出生性別比失衡的逐年提升，婚姻市場失衡的程度也越來越高，最後導致婚姻市場嚴重扭曲，彩禮價格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路攀升。
另外，2008年以後的城鎮化，尤其是縣域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也大幅度提升了農民家庭的生活成本。這一波縣域城鎮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城鎮化推動的，縣域範圍內優質的教育資源越來越向縣城集中，農民家庭要想讓小孩接受正常的教育，就必須在縣城買房，在縣城陪讀，很顯然，這樣的生活方式和過去小孩在農村上學和在農村生活的情況的成本是完全不一樣的。青年一代小家庭建立的成本提升，未婚女性出於對未來安全感和生活穩定性的考慮，索要高價彩禮也是她們的理性選擇。
二、彩禮價格的區域差異
為了分析彩禮價格的區域差異，我們專門比較了各個地級市在2015-2021年間的平均彩禮價格。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彩禮價格的區域差異是非常明顯的，不同區域，彩禮價格的水平完全不一樣，而且，彩禮價格的空間分布，並不是隨機性的，彩禮價格大體類似的地級市，往往是連在一起，由此而形成彩禮價格的區域性差異。因此，可以從區域性的角度去理解彩禮價格的形成機製。
從彩禮價格的區域分布特征來看，可以發現全國彩禮較高的地帶主要分布在以下幾個地區：
首先彩禮價格最高的是泛長三角地區，即以長三角為核心，輻射到江蘇（蘇北除外）、整個浙江、福建以及江西等地區，形成一個非常廣闊的高彩禮地帶；
其次，是除遼東地區之外的東北地區；
再次，就是黃淮海地區，即包括豫東、魯東和皖北地區的的黃淮海地區；山西的大部分地區與黃淮海地區的情況大體類似，也形成一個彩禮價格相對較高的地區。
那麽，可以從怎樣的角度對彩禮價格的這樣一種空間分布特征進行解釋呢？筆者認為，彩禮價格的這樣一種區域分布特征，是多種因素塑造的，既有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因素，也有全國婚姻市場上女性資源的流動因素，還有城鎮化與生活成本提高、代際關係和代際交換厚重程度等因素。不同地區彩禮價格的差異背後的驅動因素可能有所不同。
（一）出生性別比失衡與婚姻市場上的人口流動
從全國的總體水平來看，彩禮價格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全國各地出生性別比的一種折射。但是從區域的分布特征來看，出生性別比的嚴重程度和彩禮價格的空間分布之間，並不能完全建立起對應關係，這是因為在全國婚姻市場已經形成的大背景下，人口的流動，尤其是婚齡女性在全國婚姻市場上的流動，會徹底改變各個區域之間的婚齡人口的性別結構。出生性別比的失衡程度和女性的流動情況的組合，總體上決定了各地的婚姻市場的失衡程度和彩禮價格的高地。
第一種情況是出生性別比原本就高，同時女性向發達地區流失嚴重的地區，這類地區的彩禮價格最高。這種類型的地區，以江西、福建、浙江和江蘇等地區的農村最為明顯。這些地區，原本屬於全國出生性別比失衡的重災區，而且由於毗鄰長三角，年輕女性資源大幅度向發達地區聚集，由於地理上的接近性，發達地區對這些非發達地區女性資源的虹吸效應要更為強烈。因此，這些地區的婚姻市場的失衡程度在全國是最高的，彩禮價格也較高。
黃淮海地區總體上也屬於這種邏輯。隻不過因為發達地區的虹吸效應相對較弱，這些地區的彩禮價格比江西、福建和浙江等地區要稍微低一點。
相比之下，山東半島為什麽彩禮價格相對較低？山東半島也屬於出生性比失衡比較嚴重的地區，但是由於山東半島的人口外流的情況總體較低，年青女性資源的流失程度較低，因此相對而言，婚姻市場的扭曲程度較低，彩禮價格也保持了相對穩定的水平。
第二種情況是出生性別比高，但是通過全國勞動力市場有全國的年青女性流入的地區，這類地區往往彩禮價格比較低。這方麵，廣東是典型。廣東省和珠三角絕對是全國出生人口的性別比的重災區，但是因為有全國青年女性向這些發達地區的流動，引發這些地區的婚齡女性在婚姻市場上絕對飽和，因此這些地區的婚姻市場上的失衡程度反而不高，進而彩禮價格也相對較低。
第三種情況是盡管有年青女性資源的流出，但是出生性別比比較正常的地區，這類地區的彩禮價格也相對偏低，比如說重慶、四川、雲南、貴州等地區，以及諸多少數民族地區。由於這些地區的出生性別比失衡的程度總體偏低，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這些地區彩禮上漲的幅度和節奏。比如說，在中國的大西南地區以及很多少數民族地區（比如說雲南和貴州），這些地區的出生性別比長期保持平衡，婚姻市場的失衡程度相對較低，因而這些地區的彩禮價格上漲幅度也相對較慢。也就是說，這些地區的出生性別比失衡的扭曲程度，不如黃淮海地區，更不如江西、福建和浙江等地區。
（二）城鎮化因素和代際關係與習俗因素
上麵是從結構性因素的角度對彩禮價格的區域差異進行分析。除此之外，城鎮化因素以及代際關係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各地的彩禮價格。
2008年以後，縣域城鎮化推進越嚴重的地區，農民進城買房比例越高的地區，新家庭建立的成本越高，婚姻成本越高，相應地，這些地區的彩禮價格也更高。
2023年我們與微博平台合作調研了10萬微博用戶，用於反應農民進城買房的情況，數據分析結果顯示，農民進城買房比較高、縣域城鎮化推動幅度比較大的江蘇、浙江、福建和江西等地區，同樣也是彩禮較高非常高的地區。
城鎮化之所以會推高彩禮成本，是因為農民城鎮化推高了新生家庭建立的成本，現在女方在擇偶的過程中一定要求男方在縣城有房，但僅僅有房子還不夠，缺乏支撐縣域城市生活的成本的男性依然無法正常在縣城生活，子女出生以後，也無法繼續在縣城上幼兒園和上學。因此，城鎮化程度越高的地區，女方為了婚後生活有保障所索要的彩禮也相應越高。
最後就是代際關係因素和社會習俗因素。彩禮的支付，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男方的父代和子代合作來完成，在很多地區由男方父母來提供。這個時候，厚重型的代際交換關係下，父母為了完成人生任務願意為子女成家立業承擔高額成本的地區，比如黃淮海地區，就具有支付相對高額彩禮的代際關係基礎，進而可以支付相對較高的彩禮，即便男方父母承擔高額的債務也在所不惜。但是在代際交換沒有那麽厚重的地區，比如說西南的重慶、四川、重慶、貴州和雲南等地，由於支撐高額彩禮的代際關係基礎相對較弱，因而彩禮支付的價格也相對較低。
另外，彩禮的習俗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彩禮價格。根據我們在全國各地的調查，各地的彩禮習俗不一樣，有些地區的彩禮在本質上是新家庭對男方父代家庭遺產的一種提前轉移支付，彩禮就是新的小家庭建立的重要的經濟基礎和經濟來源，彩禮一般由女青年收取，這些地區的彩禮往往會比較高，比如說東北三省地區的高額彩禮就與此密切相關；而有些地區，彩禮的含義在很大程度上是男方對女方父母養育女兒的一種經濟補償，彩禮的相當部分是由女方的父母收取，彩禮的禮俗意義比較明顯，比如說廣東省的情況就是這樣，這樣的話，彩禮的價格也就相對較低。
三、對策建議
首先，在當前高額彩禮的重災區在江西、福建、浙江和江蘇（蘇南）等地區，以及黃淮海等地區，這些地區是高額彩禮治理的重點地區。具體而言，江西、福建、浙江、上海、安徽等地區是高額彩禮治理的重點地區，而很多地區，比如說陝西、內蒙、雲南、廣西、重慶、四川、新疆等地區，原本彩禮價格就比較低，在這些地區彩禮整治沒有必要興師動眾，適當宣傳即可相關政策即可。
其次，通過行政手段對彩禮進行整治應該要注意策略和方式方法。現在一些地區通過行政手段禁止收彩禮、提倡0彩禮等做法值得商榷。數據分析表明，彩禮的形成是一個曆史現象，作為一種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禮俗現象，有其合理性，是民眾社會生活中的必要組成部分，也有其相對應的社會功能。早在2000年以前，全國的彩禮價格已經是接近20000，在2021年左右，即便是全國彩禮價格最低的陝西等地區彩禮價格也接近5萬。因此，彩禮的整治和移風易俗的方向或許不是要取消彩禮，而是要遏製彩禮的惡性膨脹和過度扭曲，進而給民眾帶來不必要的負擔。
再次，通過行政手段和宣傳手段治理彩禮的關鍵，應該是遏製彩禮節節上漲和日漸失控的態勢，讓彩禮回歸正常和理性的區間，在特定的時期內，給各個地區的彩禮設置天花板。由於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消費水平不同，各個地區的合理的彩禮價格也應該有所不同，可以通過進一步的調查研究，確定各個地區彩禮的天花板。
最後，對高額彩禮的整治，需要明確各個地區彩禮的實際內涵和禮俗含義，行政手段的幹預要和彩禮的社會基礎相契合，切不可全國搞一刀切和一個政策，需要根據各地彩禮的具體情況出台具有正對性的措施。
總而言之，可以將彩禮作為婚姻市場上的一種價格信號，彩禮價格的上漲說明當前的婚姻市場存在諸多的扭曲和問題。通過行政手段對彩禮價格進行幹預，應該要避免不恰當的行政幹預手段所造成的更大的社會問題和扭曲，通過行政手段對彩禮進行幹預的關鍵應該是讓彩禮價格回歸正常和理性的區間，遏製彩禮價格的失控和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