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和岩，財新傳媒主筆，業界人稱“三姐”，部分原因是歲月讓她到了“大姐”的年齡，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同行對她的業務、人品的認可和尊敬。在“調查記者”日漸稀缺以致可以成為招牌的今天，她始終保持著一貫的低調，從未以此自矜，但她的新聞作品，比如穀俊山係列報道、武長順係列報道，每一篇都體現著記者的價值，獨家、獨到。

人生總會有順流、逆流，是什麽支撐著她20多年初心不改？

新聞是青春的職業，她如何讓自己的“開花期”持續了20多年？每一篇獨家報道的背後，又有怎樣的堅持和付出？

剖析自己的作品，她自認有哪些優點和不足？

前媒體人劉萬永對話財新傳媒主筆王和岩，聽一聽一位調查記者的熱愛、困惑和希望。

王和岩：1999年進入新聞行業，現任財新傳媒主筆。曾獲2013年度搜狐風雲記者、2014年度網易華語傳媒年度記者、2015年騰訊年度記者。2014年入選中國案例法學會、南方周末、法製出版社主辦的首屆全國十大法治人物。代表作穀俊山係列報道入圍第六屆全球光亮獎。代表作：商務部腐敗案係列報道，穀俊山係列報道，武長順係列報道，新疆伊犁周遠冤案係列報道，內蒙古司法鑒定窩案報道。

做調查記者契合我 對這個職業的熱愛

劉萬永：你在甘肅當了10年公務員，後來怎麽當了記者？

王和岩：我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甘肅隴南地委黨校。那個年代，黨校是很邊緣的一個單位，大多都在荒郊野外。我報到的第一天，教務處用的布沙發，硬得像鐵一樣，據說還是國民黨時期留下來的。

硬件條件差是其次，關鍵在於無所事事。我剛參加工作，對未來還是滿懷信心的，迎頭撞擊的卻是無比鬱悶的生活。

1999年5月，我停薪留職到了深圳，在《人在旅途》雜誌當記者，曆經輾轉，2001年5月到《中國商報》，2005年10月16日，又到了《財經》雜誌。2009年參與創辦財新。

劉萬永：為什麽要選擇記者，而不是創業？

王和岩：很多人去深圳淘金，但我對淘金沒概念，我最愛幹的工作就是做記者。

我對記者最早的認知是在高中。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一大批知識分子從全國各地來到大西北。我所在的中學，有很多來自大城市的教師。1985年9月10日第一個教師節時，學校要表彰這些老教師，要求給每個先進教師寫篇小傳，我寫作文還可以，就被挑上寫其中兩位老師。

寫小傳就要了解人家，要采訪。我覺得挺有意思的，不像作文要絞盡腦汁去編，而是言之有物、言之有據。

采訪的過程讓我感覺很快樂，寫起來也很順利。

後來跟語文老師匯報，我還得意洋洋地說，我把問題都提前寫在本上，再去問他們。老師說，你這樣不對。但我這個人比較膽怯，也不好意思問為什麽不對。

後來看電影《十字街頭》，趙丹扮演在報館工作的老趙，他去采訪，想不起問題來回翻采訪本，很笨拙的樣子。可能老師覺得我像那個人一樣很笨。

劉萬永：你覺得你真正的記者生涯是從什麽開始的？

王和岩：《中國商報》吧。雖然在雜誌時也采訪過，但那時候主要是做編輯，寫的稿子基本是隨筆。到《中國商報》以後，才有了比較合格的新聞作品。

有一年，內蒙古金川酒業在北京開新聞發布會，說他們的金川啤酒延年益壽，還能治病。

我把材料拿回來研究，覺得很多說法沒法自圓其說。

比如，他們說喝了啤酒的那一組小白鼠，壽命比其他沒喝的長。可我覺得從小白鼠到人，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

後來我又采訪了一些醫學專家。他們都很懷疑：有醫生說，酒精對人體有害無益，這是公認的結論；還有專家說，如果是在靈長類動物身上試驗，取得這樣的成果，推到人身上可能還近一點，從小白鼠一下類比到人，缺乏足夠的科學驗證。

材料裏附有一份實驗報告，是上海的一家研究所出具的。我打電話找到那家研究所，對方說報告隻是對樣本進行了分析，樣本來源他們不管。

實際上，這是一個不太負責任的結論。後來，我寫了一篇報道，表示質疑。後來對方找到我，承認報道沒問題，但希望不要再報道了。

劉萬永：你去當記者，特別是最初的那些年，會不會有各種不適應，有沒有後悔過？

王和岩：我進入記者這個行業，是因為我很厭倦公務員的工作，我很不喜歡那種生活方式。在機關，普通小職員唯一需要具備的品質就是小心翼翼、察言觀色；而且做的都是大量事務性的工作，沒有創造性，很乏味。

作記者，可以對社會發言，可以滿足你內心最樸素的正義感。記者這個職業捍衛的是社會的公平正義，它有公共關懷，也有啟蒙作用。每發表一篇稿子，無論幹預現實還是記錄曆史，或者兩者兼備，都讓你感到它有價值和意義。這是公務員生活所無法企及的。

起初我基本做編輯，不是一開始就做高強度的突發報道和調查報道，也就沒有太多出稿的壓力。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對這個行業充滿了熱情和新鮮感，覺得采訪特別讓我快樂。

在《中國貧困地區》雜誌時，要去特別窮的農村采訪，因為和自己的生活反差很大，會了解很多不知道的信息，覺得特別興奮。

後來，我在《中國商報》專門做調查報道，經常出差。一位副總編曾半開玩笑說，來報社的人，隻要是看著像上訪戶的，就是來找我的。因為其他同事好像不太願意做那種成天跟苦主打交道的題，我倒是挺喜歡做。

那個時候我頻繁出差，樂此不疲。記得一個同事說，感覺你好像把自己所有的熱情和精力都投入到裏麵了。其實我自己反而渾然不覺。

劉萬永：怎麽就一步步走到調查記者了？

王和岩：我明確知道調查記者這個詞是2004年。當時我也麵臨著一些職業困惑，我入行很晚，我的同事都是很年輕的記者，和我同齡的很多都要做編輯了。

那時候讀了展江老師的書，了解到原來在西方國家，調查記者是新聞職業裏麵最受尊敬的，而且也不要求吃青春飯，西方很多調查記者白發蒼蒼依然還在一線做調查，很敬仰他們

我不是一個在寫作上有天賦的人。做調查記者，要求一個記者要很踏實、很執著、很專注，可能對寫作要求不是那麽高。我覺得這個比較契合我對職業的熱愛，就想去做調查報道。

要坦率地告訴采訪對象：我需要你的幫助

劉萬永：很多記者會焦慮，沒選題時焦慮選題，有選題時焦慮怎麽做。你焦慮嗎？

王和岩：我不是一個想的特別遠的記者，比如說拿到一個選題我不大會先想怎麽做，做多久才能完成。我好像不太去想太遠的事情，隻想眼前怎麽找人。

麵對一個選題，要是坐在家裏想，可能永遠都想不出來。還是要走出家門，到現場去；拿起電話，找知情人。比如我做的《程偉案中案》，就是一點一點跑出來的。

2006年4月下旬，《財經》雜誌刊發了《程偉案中案》，這是我入職《財經》後發的第一篇封麵。

天津海事法院做會計程偉，涉嫌貪汙、挪用6000萬元公款和執行款。2005年夏天，程偉出逃，引出1949年以來中國司法領域涉案金額最大的腐敗案，並連環牽出檢察機關反貪官員受賄大案。

這篇一萬多字的調查報道，起源於一則特別模糊的傳聞：《財經》的一名編輯聽人說，“天津海事法院出大事了，他們那邊有一個會計，把執行款挪用了6000萬，跑了。”

這個題最後派給了我。編輯安慰我說，我們在天津沒有任何資源，你去了解一下，不要有太大壓力。

40多天裏，我五下津門，就像拚圖一樣，一點一點搜集、確認信息，終於摸清了情況。

最初，我通過朋友了解到確有其事，但有關部門明確說不能做。

2006年2月22日，忐忑不安中，我第一次前往天津，輾轉找到天津一名法院工作人員，對方一聽我想了解海事法院的事，頭搖得像撥浪鼓。幾經寒暄，對方答應說幾句話，好讓我回單位交差。

了解了大體案情後，尋找涉案者成了我努力的方向。

經聯係，天津海事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員答應見我。說明來意後，他麵露難色，一味東拉西扯，跟案情有關的話一句也不說。三個多小時過去了，仍一無所獲，我隻好起身告辭。這時，他小心翼翼遞來一張小紙條，上麵寫有兩個人名：程偉、劉曉環。“這是涉案的會計和出納，我能幫你的隻有這個。”

采訪終於有了實質性突破。

劉萬永：記得你采訪時偽裝了一個身份，但被采訪對象識破了。

王和岩：是的。有一天，聽采訪對象說程偉好像在天津開發區某小區有棟別墅，被天津高院查封，我決定去那裏碰碰運氣。我裝作買房人，程偉的別墅前轉時，一名男子來開房門，他問我有什麽事，我說是替老板來看房，他問老板是做什麽生意的？我看著米色的牆隨口胡謅：“做塗料的。”

這個人自稱與程偉認識多年。聊天中，我獲得了程偉出逃前後的一些情況。

過了兩天再聯係，他推說自己很忙，感覺比較抵觸。我試著堅持：“我還是想再和你見麵討論下買房的事。如果下午沒時間，晚上也行。”起先，他說沒時間，我都不抱希望了。誰知他又說，五點鍾給你打電話吧。

後來我們在酒店咖啡廳見麵，寒暄後他突然說：“你是記者吧？”

我一下子心虛了：“你怎麽會有這種感覺？”

他盯著我說，“感覺你不像買房子的，更像是記者。”

我決定豁出去了，說：“對不起，我是記者。我為此前所說的假話向你道歉。”

我解釋，約他見麵第一是為了工作，第二自己沒有做壞事，第三不會傷害他。之所以沒有說出真實身份，是怕他有顧慮不肯說。

一番說服後，我心一橫，說：“我非常希望得到你的幫助，但也尊重你的決定。”那時，真有一種聽天由命的感覺。

他笑了：“其實，你告訴我你的真實身份，我心中就有底了。我知道出這麽大的事，不是程偉一個人的問題。”他又介紹了一些程偉涉案的情況，並稱共有11人涉案。

後來，經過不斷的找人、采訪，終於落實了11名涉案者個人信息及所涉全部案情、事由。

劉萬永：我們常說記者怎麽去突破，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是有幸運因素的。

王和岩：對，是有幸運因素。但還是應該盡可能真誠對待別人，比如他問我是不是記者，我告訴他我是。如果你不告訴他是記者，對方會問，你不是記者問這個幹嘛？

實際上，你告訴對方真實身份以後，對方反而會對你放心。最壞的結局就是拒絕你。如果對方不願意說，一方麵要理解對方，另一方麵還是要盡可能說服對方。

劉萬永：我的朋友石扉客說，采訪仰仗的是陌生人的慈悲（今天他終於承認這也不是他的原創）。也有人說，世界上有兩件事是最難的，一個是把別人兜裏的錢拿出來，還有一個就是讓別人把不願意說的話說出來。你是怎樣讓你的采訪對象開口說呢？

王和岩：首先你要去現場，和采訪對象見麵，不要試圖在電話裏說服對方。

我不是一個善於當麵拒絕別人的人，推己及人，我覺得一個人去當麵拒絕另外一個人，心理上多少有一些障礙，不像電話裏說可以立馬掛了。

我很少在電話裏說服對方接受我的采訪。因為如果對方不同意跟你見麵，你就沒有路可走了。但是我要是找到你，采訪的成功率就提高了50%。

第一個是我要找到你，第二個就是告訴你我的誠意。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像破案一樣，距離案發現場最近，你就最有可能獲得關鍵信息。

另外，不要諱言自己需要別人的幫助。很多人明明需要幫助，但又不願意講。我會直截了當告訴采訪對象，我在這邊采訪，很不順利，因為我是第一次來，也不認識人，我希望能夠得到你的幫助。

像這種開誠布公地求助，我是沒有心理負擔的。有時，也需要讓采訪對象了解記者這個職業對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與價值，因為樸素的正義感，人皆有之。

劉萬永：做記者，除了你的這種突破，韌性、抗壓性也很重要。財新關於穀俊山的報道，應該是你采訪時間最長，定稿後等待時間最長的報道了吧？

王和岩：一開始，你並不知道這個事情裏麵水有多深，料有多豐富。隻是憑直覺和簡單的判斷，選題重大。隨著采訪的深入，神經會越來越興奮。材料掌握得越多，就越明白這個題能做出來多少。

動身去濮陽的時候，我確實比較忐忑，我對部隊係統很陌生，去的時候還是有畏難情緒的。編輯說，你先去他老家跑一趟。

我當時焦慮到什麽程度，剛到河南濮陽，打車去酒店的路上就問司機：你們這好像出過一個將軍？他說是不是叫穀俊山？我說對，他有個弟弟叫穀三，你知道他住在哪兒嗎？他說，東白倉村。

我一下子就覺得不像一始那麽茫然了。隨著不斷了解，材料多了，信心就慢慢足一些。

在東白倉村，我看見幾個村民站著聊天，就過去問了，一聽說我打聽穀俊山的弟弟穀三，那幾個人的神情一愣，問我是幹嘛的。我說是北京來的記者，為什麽強調是北京來的？我想讓他們明白我不是當地的，他們就有一種信任感。而且那麽遠跑來，可見對這個事情有多重視。

他們說你有證件嗎？我拿出記者證給他們看。一個村民說，你跟我來，我就跟在他後麵，在個小胡同裏麵拐了幾個彎，然後拐到他家，另外兩個農民後來也過來，給我講了穀三的一些劣跡。

劉萬永：那個稿子最後刊發也是等了很長時間，中間有沒有這種很焦灼的心態？

王和岩：也有，一開始舒立說這個稿子先放一下，我原來就想著是一兩個月，沒想到是一年。期間，我不斷打聽穀俊山案的調查情況。

我一開始做調查的時候，這個案子前景並不明朗，雖然他的職務被免了，但人還可以自由活動，會客見人都沒什麽問題。

當時，官方對他的調查實際上是有一個博弈的過程。在漫長等待的幾個月裏官方對穀俊山的調查由最初的軍隊內部處理，逐漸變成有中央紀委參與，直至轉向司法審理。

那時候，我不斷找人打聽，有一點消息就趕快給編輯部發郵件，讓財新編輯部知道刊發這篇報道的風險在不斷降低。

等的過程中也在完善內容。比如涉及釣魚台5號院的部分內容，就是後來不斷完善補充的。

做新聞需要一種執念

劉萬永：做記者這麽多年，你覺得你的優勢和劣勢是什麽？

王和岩：劣勢是不善於隨機應變。很多記者很機智，別人一質問，立馬就能想出一套說辭，把對方糊弄過去。我基本上是實話實說，或者部分實話實說。

優勢可能是我對職業的執念。我特別愛看兩種題材的視頻，一種是考古發掘，我覺得像做調查，過程充滿發現，充滿奇跡，充滿讓你驚奇的東西；還有一個是警匪片，我覺得特別好玩，特別刺激。

我是一個平庸的人，庸常的人生就是很鬱悶，但做記者會帶來很多生活的快樂。庸常的人生需要新聞給予的快樂。

其實我一直有一個夢想沒有實現，我想調查監獄黑幕，還有就是走私、販賣軍火這種隱秘故事。故事越隱秘，陰謀越幽深，對我越有吸引力。

劉萬永：回想我自己的報道，平衡、克製方麵可以說沒啥問題，最大的問題可讀性差。你有沒有反思，自己的報道在文本上有沒有問題？

王和岩：當然有了。我經常做一些法製報道，涉及大量的法律術語，寫得比較硬。那種法言法語，我會盡可能通俗化、簡潔化，變成自己的語言。

但是我跟編輯還是有些不同意見，編輯認為我們做的報道都是高對抗性的，當你對一些專業性比較強的法律語言進行改寫，力圖用公眾能聽懂的語言闡述，可能會麵臨比較高各種風險。編輯的看法有他的道理。但我還是認為，原文照搬法律文件是比較偷懶的行為，我還是希望在準確理解原文的基礎之上，盡可能用簡潔通曉的語言去表達。當然，準確是第一位的，因為真實是新聞的生命，可讀性要讓位於真實性。

還有一個問題是喧賓奪主。我們做的很多選題比較重大，細節過多會衝淡主題。在主幹清晰的基礎上，增加一些細節，增強可讀性，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每家媒體都有自己的受眾，你不可能吸引所有讀者，隻能吸引目標讀者。

作為一個記者，對文字的追求應該是無止境的，但還是要認清楚自己的局限所在。有時候你隻能承認現實，就吸引這一部分讀者。

劉萬永：你說的對抗性，一是采訪本身，二是報道發表後可能有人找你公關，甚至引起訴訟。你這麽多年有沒有打過官司？

王和岩：我也打過官司，在《中國商報》的時候就有過一次。我當時寫的安徽交通廳廳長貪腐的案子，當時安徽交通係統抓了好多人，一個地級市的交通局局長協助調查了，但是我寫被紀委給帶走了。

那個稿子大概是9000字，關於他的表述是11個字，因為這11個字，對方把我們告上法庭，我們敗訴了。

做報道的過程，其實也是一個不斷學習、不斷積累經驗和吸取教訓的過程。

有的報道，對方確實來找過，但沒有找出稿子的問題來，指不出硬傷。

但是商報的事情，還是讓我明白，稿子除了多方核實，最終呈現跟采訪之間，也要是一個不斷縮小的過程。掌握8分的證據，最多說6分的話。表達除了嚴謹，也要克製。

劉萬永：通緝犯金毅當上河北唐山財政局副局長的報道，是你存活周期最短的一個報道，就十幾分鍾。有沒有挫敗感？

王和岩：10分鍾，10分鍾就被刪掉了，我自己都沒看到。

我跟德國同行交流時也被問到這個事。他們說你會不會很沮喪？我就說，當時很生氣，後來想想，有10分鍾我已經很滿足了，這就是中國記者要麵臨的環境，你沒法改變。

劉萬永：你比我入行晚一年，我辭職兩年了，也就說你到目前為止比我多做了一年了，目測會繼續超越我的記錄。對還在做調查記者這行的，你有什麽想說的？

王和岩：前兩天，有一個實習生結束實習後問我：在這一行做了這麽多年，對這個職業有沒有過厭倦？是什麽讓你堅持到底？我跟她說，我也有過倦怠感，任何一個職業從事的久了，都會有倦怠感。但是跟其它的職業相比，我還是覺得做記者有意思。

她說：“我明白了，沒有任何行業是理想鄉。

是的，沒有一個職業讓你永遠信心滿滿、激情澎湃。

劉萬永：有沒有無力感？

王和岩：這肯定是伴隨著這個職業終身的，因為很多事情報道後，會發現於事無補，而且你說的好多話，都是幾年前、甚至十幾年前說過的話，比如刑訊逼供、非法證據排除，但你還是要堅持。

劉萬永：打算什麽時候退休？

王和岩：等我把房貸還完了吧，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