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細雄是一個做什麽事都全力以赴的人。這樣其實有點可怕，起碼會嚇到同事，而她恰好還是有同事的。登記每日工時，她寫：十三四個小時。這已經是“盡可能真實”的數據，換句話說，是自我控製過的，“以前大概十六七個小時”。廖細雄負責一家公益機構的溝通工作，白天把精力像雪片一樣撒在 100 多個微信群裏，還不包括臨時工作群，晚上集中精力弄一些大活，比如數據統計和日誌整理。她發朋友圈總結 2023 年，字數有折疊，一打開，1500 來字，就這樣發在朋友圈裏，行文口氣讓我想起我們的聊天，各種熱情撲麵而來。

有同事嚐試理解廖細雄在幹什麽，琢磨了半天，想到一個說法：細雄在織網。廖細雄把這個說法轉述給我聽，又說，“對，我是用我自己的線把各種東西連起來，把要斷掉的連起來。我是那種人：一件事情一旦有人做又能做好，就可以完全不關注它，但這個地方一旦沒有人，我就會立馬補位，非常快地去完成它。”

這事積極地說叫熱心腸樂於助人眼裏有活，擱在另一個語境裏，就是另一層意思。廖細雄遇到什麽樣的語境，全看她當時在幹什麽，但不管她幹什麽，她都一樣的不管不顧，做了再說。事後她自己總結，很多東西最後變成人生積累，你終將做事的時候總能派上用場。

廖細雄 1982 年生在湖南婁底，去北京服裝學院上了大學，本來要學藝術，後來學了自己也很莫名的自動化。讀了研，讀研的時候在一家鋼材公司實習，工作認真，把學習也撂下了。後來工作，在一個服務代理公司，遇到一個“三不管”老板，管得粗但支持多，全力以赴的性格得到充分發揮，一做就是十年。

但是在這十年的末尾，廖細雄開始重新調整自己的人生的方向。她想去做公益和教育。她用了三年的時間做準備——考慮到她工作的忙碌程度，這準備應該也進行得不那麽輕鬆。有一些是財務上的，過往的獨立生活還得繼續下去，還要給家裏寄錢；有一些是精神上的，她和家人朋友乃至老板反複溝通自己的意願，希望得到某種支持，至少試圖避免某種“戰爭”；還有一些可遇不可求的機緣，就是她得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這個機緣在 2017 年 10 月出現了，當時她已經辭職。一個叫“微瀾圖書館”的公益項目對外招募工作人員。這其實是一個叫做“新公民計劃”公益項目的行動之一，後者的創辦者致力於服務流動工人，早在 2007 年北京奧運前夕就籌資辦學，邀請公立學校老師來交流，以便讓流動工人家庭得以在北京這樣的地方安置下來。不過到了 2016 年，外部環境變化，“新公民計劃”需要轉型，大家在思考如何行動的時候，就有了“微瀾圖書館”這個項目。如今你登陸微瀾社區網站，可以看到遍布全國的密密麻麻的社區圖書館，還有各個誌願者上傳的工作日誌。在廖細雄看到招募的時候，三個社區圖書館已經建立，不過她當時對於工作時間有點顧慮，最終在 11 月底第二次招募的時候報了名，在微瀾北京 5 館工作。5 館一直堅持到了 2022 年 6 月，最終因為所在學校拆除而被迫搬遷。

北京 5 分館小讀者在冰棍棒上做的閱讀摘抄（攝影：廖細雄）

正如她的工作方式，廖細雄的工作項目巨細靡遺，盡管現在已經分出去很多，還是涉及到各種各樣的傳播和溝通。不過這些工作都有一個核心，就是書。應該看什麽，應該怎麽買，有了應該怎麽管理。“微瀾”從一開始就有透明的內部溝通機製，包括誌願者來圖書館的通勤時間要不要算在服務時間之內這種問題，都會在一個叫做“聯席會議”的組織裏討論。參與者有每個館的館長、核心館員兩名，還有一些負責其他事務的同事。廖細雄很喜歡這個工作機製，這是她想要的平等和透明。

從某個角度說，廖細雄是個理想主義者。她為自己認可的事情付出盡可能多的時間。在她不同的成長階段，她認可的事情也不盡相同。

廖細雄的人生轉變要從央視主持人芮成鋼 2014 年入獄算起。她喜歡、信任芮成鋼，追隨他的書和活動。“他會說澳大利亞總統是他朋友”，“這種平等性很激勵我，因為我自己是不太有等級觀念的”。芮成鋼一夜之間出事，廖細雄備受打擊，但因為一篇相關的文章知道了作者許知遠，又從許知遠知道了單向街，繼而了解了劉瑜，《東方曆史評論》以及（之前讀過但並沒深究的）漢娜·阿倫特。

這一串了解讓廖細雄進入了“瘋狂看書”的時間。她買了劉瑜在《觀念的水位》裏提到的所有可以買到的中文書，從 2015 年 9 月開始，每個周末都去參加《東方曆史評論》各種沙龍，一直到 2017 年他們慢慢停辦為止。

而在大學的時候，廖細雄做過安利，因為後者宣傳的“人格尊嚴和自由”很打動她。她強調說，當時有很多社會成功人士都會進入她所在的社群，“每天都會受到激勵，關於怎樣成為一個更有尊嚴的人，更平等的人，所以當時把學業也荒廢了，很多老師都成了我的客戶”。“其實我覺得我有很瘋狂的一麵，那時候可以做很多事，坐一下公交車就會認識陌生人。”但後來，廖細雄發現社群變大了，進來了“一部分隻是為了掙錢的人”，於是“馬上跌入另外一個極端”。她不再做安利了。

廖細雄的全力以赴，全看熱情的出口指向哪裏。

2014 年是對廖細雄很重要的年份，不僅是新知識、新偶像的湧入，還有“對國家封閉的擔憂”。她對芮成鋼的消失耿耿於懷，想起自己高中的時候，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她寫了一篇日記，認為政府應該讓民眾自由討論這件事，“應該有這樣的訓練，這樣他們碰到大的事情的時候可以自己判斷是非，就不會有大的混亂”。

她認為自己後來從事公益和教育的原因，就出於類似“改良土壤”的目的。“我們國家沒有創造那種環境，還是什麽事情都瞞著你，就像家長一樣，越瞞著小孩，小孩遇到問題就越不知道怎麽處理。”

這種“家長-小孩”式的比喻套在政府和民眾身上其實並不合適，但我大概明白廖細雄的意思。她有自己很在意的東西，其中包括獨立、尊重和透明。在類似的環境裏，她的行動力就可以得到發揮，而她在行動的時候，也會把這些作為行事標準。

2022 年，廖細雄服務的微瀾北京 5 館被迫搬遷，她也處於極不穩定的日常之中。疫情管控導致她無法正常去北京工作，還得連續不斷做核酸。

“我住香河這邊，這是河北，然後我窗外是天津，三公裏外是北京。所以我的手機信號一直是北京、天津和河北漫遊的。我每天都在收到消息，收到彈窗，反正哪裏都不能去。我應該在 8 月去了一趟北京，然後就一直進不了城，也去不了學校服務，少數幾個開的館我也去不了。到了 9 月，我們應該是參加北京圖書市集，已經約好了一些好幾年沒有見麵的夥伴，還有作者來簽售，都安排好了，我就堅持一兩個星期每天投訴，終於把自己的行程碼彈窗取消了。然後我高興了一個晚上都不到，第二天早上，又跳出來了，就在我即將出門的時候。”

“我沒崩潰，我很冷靜，但我心裏非常憤怒。我即便憤怒也很冷靜。然後我腦子裏冒出來一個聲音，為什麽我要等到別人允許我才行動，我為什麽不能在小區裏就開始做事。”

廖細雄‍解釋說，她平時日常就會買很多童書，如果覺得合適就會捐到微瀾的圖書館裏。那段時間，她無法值班，買的書也隻能放在家裏，就這麽積攢了一兩百本。於是她就拉著一輛小車——後來用了兩個月就壞掉了——拿紙箱裝了書，塞進兩條床單，直接在小區地上一鋪，開了書攤。

在 Jack 邀請廖細雄來接力的時候，我讀過她在小區擺書攤的訪問故事。她主動向小區住戶介紹這是圖書館的書，可以借閱，在家長說孩子太小沒辦法看書的時候，就示範如何給小朋友朗讀繪本。那個時候廖細雄和微瀾北京 5 館的理事商量，借用後者的借閱係統，把她自己買的書錄入到館藏圖書裏，這樣小區的住戶就可以用係統借書。

9 月 16 日，書攤開攤第一天和借出去的書

和廖細雄聊天之後，才知道即便是小區擺書攤這樣的事情，其實也涉及到很多人情世故和做事規則。

“其實在擺書攤的時候，你就會知道很多媽媽和孩子都太需要支持了。”“媽媽們需要離開媽媽的身份，有一個喘息的地方，有一個公共的空間，可以閑聊或者不閑聊都可以，她隻是來待一待，不要處理家務事，就很放鬆。”

書攤擺出來，廖細雄發現自己無意之中創造了一個公共空間。天氣漸冷的時候，她從小區挪到地下室，每天晚上從 7 點擺到 10 點。就這樣兩三個小時，甚至是臨收攤前半小時，會有人來訴說自己的生活經曆。後來有的時候她走在路上，會有來過書攤的媽媽抓住她“訴苦”——隔著口罩廖細雄根本沒有認出來對方是誰——講的都是婆媳家事。這是她做公共圖書館/書攤沒有想到的狀況。

這樣的公共空間讓人安慰，不僅是小區裏的人，還有廖細雄線上的朋友。“一些比較緊密的夥伴，在那兩年都很抑鬱，所以我會在那段時間發每天出攤的朋友圈。”

“我後來開圖書館的時候，我也跟圖書館給我提供場地的幼兒園老師講，我說要讓圖書館長久的開下去，就得居民之間避免互相猜測和猜疑。所有的內容細節都公開，給大家一個安全的環境。”

廖細雄解釋說，會有人問她，為什麽要做這件事情，錢從哪裏來，是不是以及怎麽不為自己謀利益。在她希望讀者留下的時候，她會當麵回答所有類似的問題，包括為什麽要做公益，做了幾年，現在是工作人員的身份，有工資（其他誌願者沒有工資），也包括最近買書的錢來自圖書館的資助，如此等等……

廖細雄所在的小區有 10 棟樓，住戶身份各有不同，大部分都是在本地打工，也有在北京的上班族，也有北京退休的，市裏房子出租了，自己住在這裏。疫情期間的書攤已經變成了獨立的分館，每個月會有一百二三十個孩子和家長到館，和廖細雄見至少一次以上的麵。她在擺攤的時候有個細節讓我記憶深刻，如果一個家長帶著兩個孩子出現，年齡較小的孩子沒有被關照到閱讀需求，廖細雄就會單獨問這個小孩，你希望和哥哥/姐姐看同一本書，還是希望自己選一本呀？她能做到這樣的細致。

最初的時候，她希望圖書攤可以有居民共建，後來她發現這個過程沒有那麽容易，捐書的家庭漸漸多了起來，捐款的倒是還不多。還有一些借閱者，借了喜歡的書可能長時間都不歸還。在這種情況下，廖細雄也不能直接批評，但有需要有所回應。又比如大家成立了借閱群，但基本隻有事務性的對話，並沒有公開討論，反倒是線下的場合，會有關於二胎家庭教育，或者是女性議題的探討。

廖細雄說，和書有關的公共討論很少發生，真正關心公共議題還願意付出時間的，或者行動的同樣很少。但她覺得，有一些改變是會有的，哪怕是一個隻想要占有東西的人開始關心一些他人的利益，開始產生一些羞恥心反省自己不能占用公物，就已經是好的變化。

“這種進步需要在很多人之間發生，社會才會發生真的變革。”

Q：你最近遇到了什麽有趣的事情？

A：有一個小朋友，三年級，他每次來都會問，館長你今天給我推薦什麽書？我說昨天的阿姨沒有給你推薦嗎？他說也有，但是我想聽你推薦。上個星期我推薦的書《9 個哲學家給孩子寫的幸福課》，漫畫版，但其實內容還蠻難的，三本書裏頭他選擇了這一本……有一次這個小朋友在討論問題的時候發言，裏麵有一部分是關於他媽媽的，他說，我媽媽以前要做一個偉大的人，這個偉大，那個偉大的，她現在不也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程序員？……我之前知道他一直閱讀很好，我也給他推薦，但是我從來沒有了解過他的家庭是什麽樣。

Q：你最近想解決什麽問題？

A：最近在做數據報告，看怎麽通過數據來了解自己的運營。比如很多時候，大家都會覺得“我要買很多書”，“我平均館藏要達到多少”，但我可能會更希望大家去關注你服務的孩子有多少，他借閱有多少，潛在的讀者是誰，然後通過這種去挖掘，再購買圖書館的新書。這樣就會有一個有效循環，而不是停留在有和沒有的焦慮上麵。

Q：你想推薦誰接力？

A：岑錦苗，她是陽江人，大概 2016 年的時候，我在廣州待了 20 多天，參加了一個公益組織的教育活動，她當時說了一句話特別打動我，大概意思就是說，雖然這個社會有那麽多令人失望的地方，但是還是很可愛的、值得努力的，隻要努力還是會有改善。我當時一下就擊中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