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俄羅斯住精神病院:吃住全免費,每天發5根煙

精神病院現在真是最安全的地方

去年三月的一天，我坐上救護車，來到了俄羅斯聖彼得堡中心區的精神科醫院。我確診雙相情感障礙已有十年，在北京住過院，做過電休克治療，十年沒有斷過藥，但生活依然是在勉強維持和崩塌之間反複。三年前，我決定徹底拋棄過去的生活，換一個新的國家，遠離過去的陰影，於是我來到了俄羅斯讀書。但環境可以換，我的大腦卻還是那個大腦，僅僅維持了一年，我又突然陷入了黑洞。

我入住的聖彼得堡中心區精神科醫院夏天的樣子

聖彼得堡的冬天是漫長的黑夜，下午天剛亮起來，過兩個小時就又黑了，我昏睡了整個冬天，窗簾從來沒有拉開過。生活裏感受不到一絲快樂，我開始無緣無故地哭。當時，戰爭已經進行了半年，征兵動員開始後，同學好友紛紛逃往國外，班上沒剩幾個人，和導師的關係也因對待戰爭的態度不同而變得尷尬，畢業作品的截止日期又在接近，給我帶來更大壓力。三月的一天，我到了崩潰的臨界點，突然倒在地上開始尖叫、痙攣。發作過後，我產生了自殺的念頭，腦子裏另一個聲音告訴自己：應該有人監護。傍晚，我打了急救電話。

在聖彼得堡中心區的精神科醫院住了一個星期，我的情緒相對穩定了下來。這裏每天每人發五根煙，廁所裏煙霧繚繞。每周末，還要檢查大家的頭上有沒有虱子。可以去走廊的書架裏拿書看，書架裏幾乎都是蘇聯時期出版的老書，社會主義建設和戰爭，但也有契訶夫、布爾加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比較著這裏和我曾經住過的北京安定醫院的不同。首先，無論治病還是吃住，這裏全部免費，即使我是個外國人。其次，這裏的管理相對寬鬆，在安定醫院，每個人的褲兜都被剪掉了，以備裝東西進病區，而這裏，可以往袍子口袋裏偷偷塞餅幹、麵包、水果等吃的。國內的病人要排著隊去做電休克治療，而這裏的醫生對如此普遍使用電擊療法感到不可思議。

病區裏的餐廳

有一天我在走廊遊蕩，看到擺著聖象畫的祭壇旁，粘貼上了一張宗教雜誌的內頁。上麵每張聖徒畫像下麵有一段話，標題是：“戰爭何時是神聖的？”“戰爭何時受到上帝的祝福？”……我把它撕了下來，翻到另一麵。那是某個主教的采訪，記者問：“戰爭是殺人的罪孽。《聖經》裏有一條戒律是‘不可殺人’，如何看待東正教信徒參加戰爭？” 主教回答：“無論是《舊約》還是《新約》，都沒有禁止戰爭。戒律‘不可殺人’不可以那麽簡單地理解。在基督徒中也存在戰士……”

這簡直是這家精神病院裏最瘋狂的東西了。我把它收在了抽屜裏做存證。

我聽了每一個女孩的故事

病房裏的姑娘們很快容納了我，一個俄語都說不好的中國人。我們的病房成了一個藝術的世界。這裏幾乎全都是年輕女孩。作為演員的卡佳，最為活躍，經常唱歌或模仿別人；克秀莎是美術學院的學生，她帶來了作業，將畫架架在了桌前，臨摹一幅古典人像，晚上，她教大家畫畫，她還開詩歌朗誦會，給大家讀她在醫院裏寫的詩；娜佳是和我同校的心理係的學生，餐廳門口有一架鋼琴，我們圍在那裏，聽娜佳談涅槃樂隊的歌；波琳娜編著一頭黑白相間的辮子，是個美發師；索菲亞以前做過程序員……後來卡佳開始在每天晚上給大家讀一本叫做《房子裏》的書，關於一個殘疾人寄宿學校裏種種神秘和離奇的故事，她一個人扮演其中的所有角色，生動得像個廣播劇，大家坐在床上、地板上，安靜地聽她讀書，即使我聽不懂多少，也覺得大家在一起很幸福。

在醫院縫紉課上學做的布偶

我聽了每一個女孩的故事，這些故事裏隻有女人，簡直是一部上世紀九十年代後俄羅斯女性的悲情史——蘇聯解體後，經濟凋敝，社會動蕩，黑幫橫行，與此同時戰爭接連不斷，從兩次車臣戰爭到出兵敘利亞，這一切加重了俄羅斯男性的酗酒和家庭暴力——女性成為受害者，在家庭中，顯性的是女性的歇斯底裏，和下一代的精神創傷。

神經科診所裏貼的征兵海報

卡佳兩歲的時候，父親在監獄中去世，或許是自殺，或許是被殺，或許是過量注射毒品。父親的入獄和去世給卡佳的母親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創傷，卡佳從年幼起就成了母親的發泄對象，被無故地毆打和辱罵。

四歲的夏天，她和母親在鄉村別墅消夏，一個鄰居男人把她帶回了自己家，撫摸了她的身體。直到十二歲時，她才意識到當時發生了什麽，產生了創傷反應，開始接受心理治療。

她度過的最快樂的日子是在外婆的別墅。但某一天，她發現外婆喘不過氣來，臉發青。她喊叫，搖晃，潑水，都沒有用，手機沒有信號，她跑到最近的電話站打了急救。醫生走進屋裏，不到一分鍾就出來了，問她和死者什麽關係。“她是我的外婆”卡佳說。醫生說：“你以後沒有外婆了。”她坐在外婆的床上，看著窗外的天空，覺得外婆正在一朵雲上飛翔。

十六歲時她有了繼父，一個來俄羅斯出差的瑞典男人，母親去了瑞典，留她一個人生活。後來母親偶爾回到俄羅斯看她，然而帶給她的隻有痛苦。“她首先表現得很可愛，喚起你的脆弱，勾起你對愛的匱乏和渴望，然後一刀刺向你。”我想起有一天她的朋友來看她，因為帶著口罩，護士以為是卡佳的母親。卡佳從病房裏走出來，聽到護士喊“你的媽媽”，立刻捂著臉哭著跑回了病房。

她挽起了袖子讓我看，胳膊上滿是刀子劃出的傷痕。

戰爭開始後，她的狀況惡化了，每天蜷縮在冰箱和牆中間的角落裏邊讀新聞邊哭。痛苦無法忍受時她就用刀子割自己。那天她像往常一樣去診所見醫生和取藥，她對醫生說：“我看不到生活裏有什麽自殺的阻礙了。”她被捆住雙手，送進醫院綁在了床上。

波琳娜從小就沒有感受過父親的愛，十九歲時，她才知道自己不是父親親生的。母親因為忍受不了父親酗酒，一個人去歐洲旅遊時，跟別的男人懷上了她，她甚至不知道親生父親是哪國人。

波琳娜和外婆生活在一起，和父親沒有任何往來，和母親偶爾見麵。“她隻會給我錢，從來不會給我愛。”她和女孩交往，她為第一個女友割過腕，為第二個女友也割過腕。一天下班後她發現女友出了軌。她吞了許多藥，用刀割了手腕，然後爬上屋頂要跳下去。女友叫了警察和救護車，她先被送去洗了胃，然後被送進了精神病院。

第一次看到克秀莎哭，是某天晚上她奔回房間，伏進卡佳的懷裏，哭著說：“我把藥咽進去了，她們今天看得太嚴了。”原來她一直都在把藥偷偷吐掉，她說：“我沒有生病，生病的是我的媽媽。”

克秀莎很小的時候，母親就因為家庭暴力和父親離婚了。在車站見了最後一麵後，父親就再也沒有了音信。克秀莎一個人住在自己的工作室，媽媽偶爾來看她，先是談學習，談工作，然後開始罵她，打她，撕掉她的寫生本。最後一次，媽媽揪住她的頭發把她往牆上撞，她沒有像往常一樣忍耐，而是推開了媽媽，還了手。第二天，克秀莎去上學，媽媽來了學校，她們一起喝了咖啡。走到街上，克秀莎看到路邊停了警車。警察從車上下來，媽媽把她交給了警察，他們把她綁到了醫院。媽媽拿出了各種文件，證明克秀莎需要住院。同樣的事情去年夏天就發生過一次。

出院前一天，整個餐廳都安靜著，隻聽到她一個人的哭喊著打電話。她喊著：“媽媽，把鑰匙給我，我不要你一戈比，我去工作，你隻要把我房間門的鑰匙給我！”掛掉電話，克秀莎用袍子抹著眼淚，對我們說：“婊子！她不想讓我出院，說我在醫院裏更好。”

然後是索菲亞，她小的時候父親出了車禍，落下了殘疾，她的母親既要照顧丈夫，又要承受來自丈夫的出軌和暴力，他們無法分離又相互憎恨。索菲亞和哥哥從小就因為各種瑣事被父母毆打。她一開始自己哭，尖叫，歇斯底裏，後來開始和別人打架，她發現對外攻擊比自我攻擊更好。長大後哥哥成了癮君子，告訴她，痛苦了就吃迷幻蘑菇，但她不願意用毒品麻醉自己。她在生活中經常爆發極端的攻擊性，亦或打人，亦或自殘，清醒過來卻什麽都不記得，直到她看到丈夫身上的淤青和傷口時，才決定去醫院解決問題。她被診斷為邊緣型人格障礙。可是她在我們身邊時，從來不曾表現出任何的侵略性，無比溫柔和平靜。她喜歡這裏，因為這裏有好的夥伴在身邊，而且不用為任何事情煩惱。

在精神病院，每個想出院的人，出院前都要做一套心理測試，波琳娜做測試時，我看到了上麵一些選擇題：“生命非常美好而珍貴，不應該結束它。” “生命是我們擁有的一切，沒有比它更好的事物”……波琳娜成功通過了測試，或者說她知道正確答案應該是什麽。道別時，波琳娜對我說：“我填的都是胡話，生命就是受苦，就是一坨屎。”

“出口在哪兒？”

朋友們一個接一個出院了，病房裏沒有了畫筆，沒有了讀故事的人，隻剩下我一個人坐在床上似懂非懂地讀著俄語書。同病房裏，住著兩個割腕未遂的姑娘，和一個仿佛在自己的世界迷了路，對外麵的世界沒有任何反應的姑娘。隔壁病房有一個姑娘總是無法控製地抬頭看著上方，別人攙著她去吃飯、吃藥，像是拽著一隻要飛走的風箏。還有一個姑娘，嘴唇由於藥物副作用一直顫抖著一張一合，像一條魚。她揣著一張帶日曆的小卡片，每天計算著自己已經住進來多少天。我也計算著，兩個星期過去了，一個月過去了，每次跟醫生問起什麽時候出院，醫生都隻是說：“很快”。

醫院的午餐

五月九日，是紀念衛國戰爭勝利的節日“勝利日”，這是俄羅斯一年裏最盛大的節日之一，要在紅場上進行閱兵。一大早，電視就開著。電視前的椅子都坐滿了，還搬了兩排長椅過來。走廊的天花板上掛滿了一串串小紅旗，牆上貼著紅色的海報，上麵寫著：“勝利日快樂！”下麵還有兩排字：“沒有人會遺忘，什麽都不可以遺忘。”普京在紅場上講話：“今天，我們的文明再次處於決定性的轉折點，一場針對俄羅斯的戰爭已爆發。……西方的精英仍在堅持他們的排他性，挑撥離間，分裂社會，挑起血腥的衝突與動蕩，播種仇恨……”

2023年5月9日俄羅斯聖彼得堡冬宮廣場勝利日閱兵 ©視覺中國

接下來是閱兵儀式，不同顏色的方陣昂揚地邁著正步，旁白介紹著每一個軍種的強大。“烏拉！”身後突然傳來歡呼聲。我回過頭去，發現根本沒有人在意軍隊的強大，人們正擠在門邊搶外套，姑娘們在喊：“散步啦！”排好隊伍，大家伴著軍樂聲向外走去。

這就是問題所在，在這裏，可以享受安穩，但是沒有自由；在外麵，人們則要麵對世界的瘋狂。這就是裏麵的世界和外麵的世界的區別——一個經典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命題。但是最終，我們還是不能忍受前者。我想，我該出院了。

精神科醫院外牆夏天的樣子

在我的堅持下，醫生答應了我出院的要求，將我轉到了精神神經科診所。我要每天上午去那裏向醫生匯報情況，參加團體治療，領免費的藥。入院第五十五天的早上，我拿到了自己的書包、衣服、手機。中午十二點，我走向門口，人們正好散步回來，我在人群中看到病友麗薩，和她擁抱，說：“感謝你幫助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