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一家酒店的大堂裏，馬嘉蘭見到了中國女孩Yiruo和她的父母。談話不時被兩位家長的工作來電打斷，直到Yiruo的父親聽說馬嘉蘭曾在80年代末期到中國留學，他激動起來，對馬嘉蘭說，“你知道那個時候的中國和現在有多麽不一樣。”如今，他們已經有能力送女兒Yiruo去澳大利亞讀書，但當年，出國留學對他們是一件太過遙遠的事。
Yiruo一家人的矛盾是，兩位父母希望女兒一直讀到博士後，在國外工作，獨立，開拓一番事業。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希望女兒留起長發，更像個女孩，在二十五六歲時結婚。如果不抓緊找一個男朋友，他們擔心她會孤獨終老。
馬嘉蘭
這一切期望，Yiruo都不甚讚同。最後，她打斷了父母的討論，她認為戀愛和婚姻都不可以規劃。
這次談話是因為Yiruo報名了馬嘉蘭當時剛開啟的研究項目。這位來自墨爾本大學的教授本名FranMartin，馬嘉蘭是她的中文名，改革開放初始，她曾在中國留學兩年，後來一直從事與中文和中國文化有關的研究。她說一口流利的中文，有微信，也會發朋友圈，還帶著一點中國式的幽默。有次她和家人爬山，到了山頂卻發現那裏的塔在裝修，她寫，“兒子的帽子表達得一針見血。”帽子上是一個大便的表情。
馬嘉蘭
從2015年到2020年，她花五年的時間進行了一項關於中國女性留學生的研究。在墨爾本的咖啡廳和鄉間，或是在她的家裏，她和50位中國女孩聊她們的留學生活、來自家庭的婚戀焦慮以及她們的困惑和反抗。
馬嘉蘭的訪談對象們都有著類似的共性：出生於1990年之後，她們的父母乘著中國經濟騰飛的列車邁入中產階級，有條件也有意願送她們出國讀書。她們被鼓勵走向世界，獨立自主。但同時，她們依然會麵臨來自家庭的婚戀壓力，被期望在特定的年齡結婚生子，“我想知道留學的經曆會怎樣影響她們處理這種矛盾，”馬嘉蘭說。
去年2月，馬嘉蘭的研究成果由杜克大學出版社出版，名為《DreamsofFlight:
TheLivesofChineseWomenStudentsintheWest》，一些中文媒體將書名翻譯為《遠走高飛之夢：中國女性留學生在西方》)。翻開書，你可以讀到很多“反抗”的故事——出國為這些女性在遙遠的大洋彼岸開辟了一個隔離帶，讓她們的生活有了全新的自主性，哪怕隻是從組裝一個宜家買來的桌子開始。有人靠代購養活自己，有人開始認為不結婚不生子，婚前同居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有人在郊區的小木屋裏療愈喪父的傷痛，有人憑借經濟獨立實現了對父權的反抗。
《DreamsofFlight:TheLivesofChineseWomenStudentsintheWest
（遠走高飛之夢：中國女性留學生在西方）》
在書中，馬嘉蘭提到“流動性”對於女性的重要性。當一名女性生活在她出生的地方，她會被賦予一種期待：長大成人，結婚，生孩子。但當她流動起來，這種傳統就會被打破。
“這些學生來到澳洲會很艱難，她們很難交到本地朋友，也很難融入澳洲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獨立性，每一天的獨立性。我今天做什麽？我自己做決定。我的錢要怎麽花？我自己做決定。我自己從宜家買家具，自己組裝。它們看起來都非常小，也很傻，就兩到三年過去，當你看著老家的人二十四五歲就結婚了，而你的生活會變得非常不一樣。家人可能還是會給你壓力，但你會覺得那些東西很遠。所以流動，非常重要。”
就好像Yiruo，後來在墨爾本，她一直保留著男孩子般的短發。
以下是馬嘉蘭的講述，采訪用英文進行，偶爾夾雜一些中文詞匯。用英文是因為馬嘉蘭覺得自己的學術中文不夠好，她還打趣，希望自己聽起來更像個“知識分子“。
留學對她們意味著什麽
大概15年前，我注意到課堂上開始出現很多中國留學生。那之前，課堂上的國際學生大多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突然間印度的學生也變得很多，然後就是中國留學生。
我還看到一些數據，說在澳大利亞的中國留學生中，女性的比例更高。我之前也做過一些性別相關的研究。自然地，我想要把研究重心放在女性留學生身上，當然，我也和她們的男朋友、室友、親戚等聊過。
我曾經在課堂上讓一年級學生寫自己住的地方，作為一種文化研究的方法。一些本地學生會寫臥室或廚房，但中國學生通常選擇寫臥室。有的學生在課堂上不怎麽講話，當我讀到他會在小房間裏掛很多家人的照片或者家書時，我很感動。我想，如果能更多地了解他們的經曆會非常有趣，在澳大利亞學習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麽？肯定跟我的經曆有不同，也會有相似的地方。回看我的人生，在中國留學的經曆對我影響很大。
研究從2015年正式開始，我跟幾所大學合作，請他們幫我尋找即將來墨爾本讀書，願意接受訪談的女留學生。那一個月我的手機一直在響，我選了差不多30個即將來墨爾本的訪談對象，然後去上海、廣州、開封、沈陽、合肥等地去見她們。我還有另外20個訪談對象，她們當時已經在墨爾本讀書了。
我和這些學生們在各種地方見麵，我記得在合肥我都沒有出火車站。大部分人想參與是因為她們覺得提前認識一個澳大利亞人是件挺有幫助的事，尤其還是個在大學工作的人。她們會問我，如果在澳大利亞需要醫療該怎麽辦？房東欺負她們該怎麽辦？國外是不是有種族歧視？澳大利亞是不是有巨大的昆蟲和蜘蛛？
少數報名者是對我的研究主題感興趣，通常是準備讀研究生的人，她們已經開始用性別視角去思考問題了。一位學生在第一次訪談時就向我提到，她出國的原因是想逃離國內的性別環境，她老家的叔叔因為她仍然單身而不喜歡她，但她沒有結婚的打算，而是想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有一位女孩是由她的表姐陪同來的，那位表姐談到自己結婚太早，現在麵臨著婆婆的催生壓力，還要照顧家裏，她非常後悔以前沒有選擇出國留學。
當時我的一個預設是：這一代女性留學生有不錯的家庭條件，被鼓勵出國留學，獨立自主。但同時，她們依然會麵臨來自家庭的婚戀壓力。後來我發現這個預設是成立的，我還想知道留學的經曆會怎麽影響她們處理矛盾。
我還見了很多家長，母親居多，可能隻有一到兩個父親。所有家長都非常支持女兒出國。一些母親可能並不是女性主義者，但會談到女性在中國就業市場所麵臨的歧視。她們認為出國獲得文憑，會對女兒未來的就業更有利。更多地，她們希望出國可以開闊視野，理解世界。但同時，所有的母親都提到，她們希望自己的女兒有一天會結婚。
反抗的可能
研究中有一些令我記憶深刻的故事和女孩。有一個女孩我稱她為“代購皇後”，她的父親是靠在路邊賣蔬菜白手起家的，並且在80、90年代實現了階級躍升。她用從父親那繼承來的智慧開啟了代購事業，她學會計也是為了代購。通過代購，她賺了一筆錢，還買了車。後來，她父親去世了，令我觸動的是，她是用做代購的錢買了機票，才得以見到了父親最後一麵。
那之後，她有過一段非常困難的時間。但她挺過來了，現在她回國了，我確信她現在過得很好。那是一個來自中國東海岸小城市的非常可愛和有趣的女孩。我想，在中國，像她這樣父母突然富起來家庭的孩子是會被一些人看不起的，但我就是很愛她，她和她的家庭都非常有意思。
還有一個女孩Song，她的父親也是在她留學期間去世了。當我遇見她的時候，她非常安靜、消沉，獨自住在一間非法搭建的小房子裏，緬懷她的父親。那實際上非常危險。
但後來她找到了走出來的路。她學的是文科，但追隨熱情，成為了一名健身教練，現在還在墨爾本。從她的社交狀態來看，她一直沒有結婚。她隻是做一名獨立的人，自己做決定，自己完成所有的事，自己走自己的人生——即使那非常難。
一個被許多媒體花很大篇幅講述的女孩叫Jiaying，她來自一個西南邊陲小城。在她留學的最後一年，她的父親和一直不肯生二胎的母親離婚了，娶了一個更年輕的女人，隻為了延續香火。她與父親吵架，對方威脅說再也不幫她交學費。她的母親認為出國讀書不如嫁人，甚至和人商議起拿一百萬彩禮嫁了Jiaying。
她意外懷孕，瞞著父母生下了孩子，和父母並不喜歡的男友在墨爾本成婚，回國時抱著孩子出現在父母麵前。從我遇見她的那天起，她就決定留在澳大利亞，她轉成了早教專業，更好移民。這個專業很有趣，你會在幼兒園實習，因此更了解當地小孩的成長方式。當她畢業時，她拿到了技術移民簽證，進一步拿回了自主權。她的丈夫是依靠配偶簽證留下來的，日常還要照顧孩子，她的母親也飛來澳大利亞幫她帶娃。
Jiaying反抗成功不隻因為流動性，還因為她獲得了經濟獨立。但一些沒有獲得經濟獨立的女孩也會有（反抗的可能）。比如在電話裏說“不”，或者轉移話題。一些人表示更願意在結婚前自己確認是否與伴侶合適，而不是聽從家裏的相親安排。
流動會帶來獨立性
在研究的過程中，我意識到對女性來說，流動性（mobility）非常重要。因為在大多數地方，女性會被賦予一種期待：長大成人，結婚，生孩子。但當你流動起來的時候，你很可能擁有了
學曆和移動性資本（academicandmobilitycapitals），你會打破這種傳統和限製。
流動會帶來獨立性。這些學生來到澳洲會很艱難，她們很難交到本地朋友，也很難融入澳洲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獨立性，每一天的獨立性。我今天做什麽？我自己做決定。我的錢要怎麽花？我自己做決定。我自己從宜家買家具，自己組裝。它們看起來都非常小，也很傻，但兩到三年過去，當你看著老家的人二十四五歲就結婚了，而你的生活會變得非常不一樣。家人可能還是會給你壓力，但你會覺得那些東西很遠。所以流動，非常重要。
我並不認為這種流動性一定要是從女性地位更低的地方流動到更高的地方。流動性可以發生在任何地方，也不一定要跨國，重要的是離開給你帶來壓力的地方。比如我看到有人研究過女性農民工到城市，雖然生活條件非常的辛苦，自由的時間並不多，不過她們還是會發現遠離家庭，自己有能賺錢的能力，這一點點空間給她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她們的人生當中，會變得更獨立一點，更有自己的想法，更願意去跟在家的父權關係抗爭，所以我想並不一定說要留學才有這種可能性，如果可以找一點點自己的空間，自己的時間，這對女性來說是多麽的重要。
在澳大利亞，這些女留學生的婚戀壓力會小很多。婚姻不再成為人生那麽重要的一部分，她們跟親戚的交流少了，而國外的陌生人不會隨便給你人生建議。在當地社會裏麵，30歲不結婚你不會感到任何壓力。
回訪中，我也發現這段流動的經曆給她們帶來的影響。她們更敢於做出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的選擇，比如遠離家鄉到大城市工作，更敢於跳槽、維持已有的階層地位。有的學生在經曆過國外工作後，變得更有自信，更有勇氣主動投簡曆、尋找工作機會，而不是完全依賴“關係”。還有人選擇了“不主流”的生活，不需要賺太多錢，半工半讀也要多去一些國家遊曆，把時間更多地花在自己愛好上。
就像弗尼吉亞·伍爾夫所說的，（流動後）在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裏，你可以思考自己想要的是什麽。
做出自己的選擇
隻有一個女孩曾說過她後悔來到澳大利亞。當時她情緒很低落，她放棄了國內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也和男朋友異地，來到澳洲讀書，後來她男朋友為了另一個女孩離開了她。結束澳洲的學業後，她回到上海，卻很難找到一份跟之前一樣好的工作。就是在這樣的場景下，她說她後悔來了澳洲。
一年還是兩年後，我又訪談了她。她又振作起來了，也找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還拿到了澳洲的永居。她收回了那句話，並且很享受這種隨時可以流動的狀態。有一個女孩沒有拿到學位，還在堪培拉被一些當地學生霸淩。我還沒有機會問她是不是後悔。她回到中國，靠著父親的關係拿到了一份工作。所以，對，並不是所有人來到澳大利亞都會獲得一份積極的體驗。
還有一個女學生經曆了一次精神上的崩潰，而當時令我感到震驚的是，我是她當時唯一可以求助的人。我說這些不是為了顯得自己像個英雄，而是我真的不知道如果她不認識我，她要怎麽辦。那時她已經在街上睡了3天。
幸運的是，當時我們見麵喝茶，我認識到她不對勁，所以我告訴她可以打電話給醫生，去醫院。事實上，她當時還不願意去，但醫院強行對她進行了治療。我當時給她學校的谘詢中心打電話，但他們甚至沒有派人去醫院看過她。所以真正令我震驚的是一個人會如此輕易地被澳大利亞的係統所忽略，她是隱形的。
後來，我有專門寫過一個政策報告，建議政府可以做些什麽。80%從中國來的留學生在澳洲有正麵的體驗，但剩下的20%學生需要我們的關注。比如說，在她們來澳大利亞之前，應該有更多的中文信息向他們介紹澳大利亞社會是怎麽運作的，該如何在澳大利亞尋求醫療幫助。
在研究過程中，對於這些女孩們來說，有時候我不再是一個研究者，而變成了她們的朋友。她們會來我家裏，和我的家人碰麵。有的人會對我說，看你的生活我覺得挺好，你可以做研究，玩音樂，還可以有這麽可愛的兒子。她們會問我一些人生問題，我也會給一些建議。
當她們畢業時，留下來還是回到中國是個很大的問題。疫情曾經一度讓流動性中止了，尤其對於那些想要留下來的人。總的來說，在訪談的一開始就想要留下來的人最後會留下來，一開始就說會回去的，最後也大多會選擇回去。
性別不太會成為一個影響人們去留的因素。除了最開始那個因為沒有結婚而不被老家的親戚喜歡的女孩。還有一個女孩是同性戀，她和她的父親都認為如果她留在澳大利亞，她會擁有更好的生活。對大多數人來說，性別不是最主要的，但如果她決定留下來，她會提到感到（婚戀）壓力更小，更自由。
我還會繼續跟蹤和訪談這些女孩們，看看她們接下來的人生中會發生什麽。有人在非洲待了一段時間，有人現在在中國的政府機關工作，有人在私企，有人留在了澳大利亞。有的回了國的人會和我說，她不能再參與我的訪談了。我感到很遺憾，但我很理解。也許有一天我們還會再見麵，在不錄音的情況下聊聊她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