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的高鐵座位旁邊坐了一個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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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清是從什麽時候開始,28歲的許曉平開始恐懼出行,確切地說,她恐懼的是噪音。在她的回憶中,坐高鐵動車九成的概率會遇上哭鬧的小孩。上車一看到小孩,她就勸自己,“萬一這小孩之後吵鬧,盡量別發脾氣。”

對許曉平來說,容忍噪音,特別是小孩的尖叫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抑鬱症康複不久,遇到持續的尖叫聲時,頭皮一陣陣發麻,渾身血液往上湧,焦慮累積,情緒一觸即發。

今年六月,重慶開往成都的高鐵上,許曉平還是沒忍住,和兩個男孩的父親起了衝突。

那一天,許曉平幾乎都在趕路,晚上六點半才坐上回程高鐵。一個半小時的車程,她本寄希望能休息一會兒。可安靜的車廂裏,兩個男孩一直在過道裏跑跳、尖叫。許曉平戴上降噪耳機,但仍然阻擋不了尖叫聲的穿透力。許曉平說,她曾兩次語氣溫和地提醒,“小朋友不要那麽大聲。”其中一位男孩的父親聽到後提了一嘴,“你們小聲點”。沒過幾分鍾,兩個男孩挑釁似地跑到許曉平跟前喊叫,繼而跑開,還回頭觀察她的反應。

男孩的父親沒有任何反應,許曉平被觸怒了,直接對著那位父親“開炮”,“不要讓我和你在公共場合吵起來”。對方沒有歉意,“小孩就這樣,作為成年人應該容忍。”前排的男性,另一位男孩的父親,回頭打量她,許曉平正在氣頭上,“看什麽看”。對方站起身,“就看你怎樣?”許曉平怵了,“對方是男性,發生肢體衝突,勝算很小。”

衝突以許曉平的沉默告結。那兩位父親不依不饒:“嫌吵就去一等座。”

事實上,升級座位也不能躲避尖叫。商務座是26歲的珠珠保護自己的方式。不久前她遇到一家四口,父親一直在打電話,兩個小孩嘶喊。珠珠製止後,被那個媽媽反向輸出,“小孩就這樣,沒辦法像大人一路不講話。”

雖然看到那位媽媽的不易,但珠珠不解,“我需要安靜,他們的困擾不應該由我來買單。”至於小孩的天性,珠珠並不想探究,“父母那一輩覺得小孩要活潑可愛,接受度更高,我們這一代人甚至都不喜歡小孩,(遇上)沒有禮貌的熊孩子,我為什麽還要去喜歡?”

社交媒體上,有很多像許曉平和珠珠這樣的人,受高鐵噪音困擾。他們可能是一位周五下班後,經曆兩個小時堵車又趕高鐵回家的人,也可能是一位剛經曆麵試失敗的待業青年,又或者是飽受睡眠困擾的人。當利益被侵犯,他們發出疑問,“我為什麽要忍受?”

現實中的維權往往不了了之。不滿、憤怒的情緒堆積,在網絡上衍生出“整頓文學”。這些帖子大多以“xx後整頓高鐵熊孩子”為標題,講述自己在高鐵上以凶狠的語氣警告吵鬧的小孩,結局往往“大快人心”,有人甚至得出結論,“還是得以暴製暴,靠發瘋整治世界”。

22歲的小王曾嚐試複製社交媒體上的“發瘋”招數。威海回上海的列車上,隔壁5歲左右的男孩連續踹凳子,哭鬧喊叫,出聲製止的小王卻被男孩的母親攻擊,“就你覺得吵”,“你這種人不配有小孩”。

忍了一個多小時的小王模仿攻略上的內容大喊:“我有精神病,你再不管孩子,我要殺人了!”

孩子的媽媽瞬間被激怒,跳起來指著小王,“你動我家孩子試試”,接著又四處喊,“有人要殺我的小孩”。幸好列車員站在小王這邊,勸告那個媽媽:“請管好自己的小孩,你為什麽要讓他在這裏亂跑?”

即便如此,剩下的路程很煎熬,小王戴著墨鏡流淚,而且全程提防,生怕對方揪她頭發。

這段經曆被小王分享到網上,有人詛咒她“生不出孩子”,“最好別出門”,也有人說她“吵架不熟練”、“發瘋不徹底”。向來推崇“利益要靠自己爭取”的小王意識到,所謂的“發瘋”、“整頓”都是在擴大衝突,“網絡上教人做事不需要負任何法律責任”。



●2023年7月29日,從銀川開往鄭州東的高鐵上,列車長利用座位最後一排的空間,給孩子搭了個“私人小屋”。

關於高鐵噪音的爭吵,往往最終歸咎於家長的失職上。蓮子曾經就是那些年輕人口中的“熊家長”。

她是一個兩歲男孩的母親。那一次,兒子一上車就開始發出笑聲。蓮子夫妻忙著拿零食哄,前座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男人回過頭說,“管好自己的孩子”。丈夫沒忍住,“十八個月的小孩,已經在管了”。避免衝突升級,蓮子隻能道歉,她心裏很委屈,“我們已經在引導了,孩子也沒做什麽過分的事。”

自從有了孩子,出行就低別人一等。第一次感受到歧視是半年前。一家三口回老家,火車行駛起來噪音大,孩子鬧覺,幾乎全程在哭,蓮子和丈夫隻能輪流抱著孩子去車廂連接處哄睡,但還是遭到來往乘客的白眼。

沒結婚前,蓮子每回坐車都會戴上眼罩、頸枕和耳機,一覺睡到終點。有了小孩,出門前要準備零食紙巾尿不濕,想好安撫的招數,提前做好連續抱哄的準備,“隻要一哭鬧,立刻抱走”。

蓮子很無奈,她並非不管,而是管不住。在她看來,0到3歲的孩子,對情緒的控製能力幾乎為零,有天生高需求的孩子,也有很乖的小孩,“這個和家長能力無關”。

從父母的視角來看,成人的世界正在對孩童露出苛刻的一麵,並且形成連鎖反應。有一回在地鐵上,5歲兒子的手剛碰到旁邊一位女性的露營箱,就遭到嗬斥,“別碰我的東西”,這位媽媽很委屈,“我還沒來得及開口道歉。”

這位媽媽很不解,五歲的孩子,正是對外界好奇的階段,認知不像成年人那樣完善。但成人的世界似乎都太著急了,沒有給她更多的時間去教育。

不僅如此,高鐵動車上,孩子似乎就是“原罪”。一位媽媽帶著兩個孩子坐車,還沒坐穩,就被列車員提醒,“管好自己的小孩,不要影響其他乘客”。這位媽媽很委屈,“孩子一直安靜地在我懷裏。”之後她一路忐忑,1歲多的孩子,車程7個小時,“確實無法保證她全程都是安靜的”。

一位也經曆過這種“特殊關照”的爸爸稱,當對著弱勢群體吹毛求疵變成所謂的正義,且誤傷也不用付出什麽代價的時候,這種正義是很容易在社會流行的。

這種苛責,讓父母們變得更加焦慮。小夏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帶孩子出門她都要小心翼翼,“如果孩子沒辦法全程安靜怎麽辦?”“如果我沒法應付怎麽辦?”有一回,7歲的老大與她隔著一節車廂,她甚至不敢張嘴換座,“就怕別人覺得我道德綁架”。

關於高鐵噪音的聲討,時隔不久就會登上新聞熱搜。噪音的矛頭越來越在指向兒童群體,這讓家長們感到委屈,“明明看劇打遊戲外放、大聲打電話的更多,為什麽很少被討論和抨擊?”一位媽媽說。



●2014年12月10日,帶小孩的旅客乘坐G1346次高鐵列車。

近一年來,列車員小寧注意到,關於噪音的投訴變得多起來,兒童和老人是被投訴的主要對象。實際上,在她的觀察中,車廂內的環境與疫情前相比並無太大變化。

有一些噪音確實擾人,比如老年團,不僅吵鬧程度遠超兒童,還不接受列車員的建議。但在小寧看來,大部分關於噪音的投訴都是“小題大作”。比如,“後麵有小孩踢凳子,你們也不管”,“有人一直在聊天,你們也不維持秩序”。有一次,一個第二排的女生投訴第八排的兩個老人聊天,在小寧看來,老人的交談屬正常音量,但出於考核壓力,她不得不去提醒老人,“聲音請適當減小”。

事實上,在動車高鐵的車廂裏,如何定義噪音,並沒有統一標準,“由乘客自身的體感來定義”。小寧說。

22歲的列車員陳薇自己製定了一套“標準”:乘客交談聲前後各兩排能隱約聽到,不在她的管轄範圍內;如果站在車廂頭尾,能聽到叫聲或者手機外放,那就是需要她出聲製止的噪音。

但眾口難調。就在不久前,成都前往鄭州的動車上,陳薇多次提醒一個吵鬧的小孩,直到小孩家長變臉才打住,結果,同車廂的一位大學生下車後就投訴她不作為。

陳薇透露,班組內曾做過一個投訴者畫像,80%的投訴者是90後和00後。在她看來,這個年齡段以獨生子女居多,維權意識強,生活環境素質偏高,對不同環境的接納能力也就弱了。投訴增多的另一個原因是,普快逐漸被淘汰之後,不同需求、收入水平的人被擠壓到同一個公共空間,矛盾也隨之產生。

按照規定,列車員接到投訴後必須馬上處理,事後投訴甚至沒有給列車員“改過”的機會。對列車員來說,這意味著什麽?可能是幾百塊錢的罰款,車長要寫整改報告,車隊幹部也要給乘客打電話道歉,“出現一個投訴,那幾天會一直想要怎麽辦,還要連累別人,很愧疚。”

但陳薇沒辦法避免投訴。她負責商務、一等和二等三個車廂。高鐵動車約30分鍾靠站一次,每站要驗票、調行李架和巡視車廂,來回至少要走12節車廂,她還要額外給商務和一等座客人發放禮品和提醒下車時間。最忙碌的時候,一趟車她要發掉648瓶水,“甚至沒有多餘精力去做其它的事情”。

為了避免被投訴,陳薇現在隻要發現車廂裏有哭鬧的小孩,就注意觀察周圍乘客的表情:一旦有人皺眉了,她會趕緊上前去提醒小孩,“這也是為了讓他們看到,你在做了。” 但不止一位家長表示,不喜歡列車員的這種“特殊關照”。

關於噪音的爭議,陳薇的老同事們也困惑,“以前人多上不去,給人踹上去還要感謝你,現在你多看一眼,都覺得在瞪你。”在陳薇的觀察裏,如今高鐵上的乘客似乎一上車就很疲憊,“要安靜的環境做自己的事”。

經曆了特快、直達到動車高鐵的列車員小寧,也直觀地感受到乘客需求的變化:早年把火車當位移工具,現在不僅要速度,還要環境和服務。

在這背後,小寧能隱約捕捉到社會風氣的轉向,“突然間,大家都開始討厭老人和兒童,以前不這樣。”在她看來,有一些噪音是合理的,比如視頻外放或大聲交談的,以老年人居多,那是因為年紀大耳背。還有生病的兒童,一個到上海看病的孩子,身體不適沿途哭鬧,當她向其他乘客解釋時,一位中年男性反過來投訴她的不作為。



●列車接納的第一次遠行的孩子。他/她們的緊張和快樂都值得記憶。2014年,京滬高鐵。王福春/視覺中國

噪音的主觀性、不同需求的碰撞和新一代人群特性,都使得與噪音有關的衝突升級。列車員也成為被波及的對象,小寧希望,能夠推出老年人和母嬰車廂,或許可以解決這個無解的難題。

事實上,瑞士和一些北歐國家已經開始沿用靜音車廂和家庭車廂,甚至還在家庭車廂給小孩準備滑梯、遊戲等娛樂項目。早在2020年,國內高鐵試點過靜音車廂,對於違反規定的旅客,先勸說,再根據需求調換車廂,但曾有乘客反映,執行力度尚不嚴格。

也有人反對。一些年輕的乘客表示,“通過隔離措施解決問題,社會的運行成本上升,憑什麽要讓我們這些沒有問題的人,被迫退回一個更小的空間?”有孩子的家長也不同意,“一個孩子都要命了,一個車廂的孩子更崩潰”,或者是顧慮,“不能保證每次都能買到票,在非母嬰車廂帶孩子會受到更多非議。”

高速行駛的列車裏,年輕乘客、孩子父母、以及列車員,在噪音這個話題上,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保護各自的利益,但問題還是問題,沒有被解決。

這場沒有以理解為基礎的討論後,每個人還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麵對問題。許曉平出行會避開暑假,她的好友則自備錄音筆,“這種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也不會去忍受,可以留存證據。”作為母親的蓮子,將回老家的次數改為一年一次,出行也盡量自駕。

至於列車員陳薇,隨時隨地都開記錄儀,每站增加兩趟巡視。即便如此,隻要發現車廂裏有哭鬧的小孩,她的心就提到嗓子眼,“這個聲音算大嗎?要不要提醒?不提醒行嗎?”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