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12世紀的東亞，是遼宋南北對峙的時代，兩個政權都自詡東亞的主導者，以“正統”“正朔”自居。
遼認為：我上承命隋唐，下冊封晉漢，立國比宋早，領土比宋大，武力值更比宋強，中國正統，舍我遼其誰？
大宋認為：我雄踞中原，承中華之運，是當時世界上製度最先進、經濟最富庶、文化最領先、人口最密集、最能代表中華文明的大國，我宋的正統生而有之！
那麽，遼、宋誰的“正統”更正統呢？
客觀來講，位居華夏的宋人的確有生而有之的自豪；倒是遼人，從“夷”到“夏”的正統觀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過漢文化的影響及漫長的發展才形成的。
遼與宋的正統之爭，簡單概括就是：前帶頭大哥（唐）的小弟（遼）發家了，向現帶頭大哥（宋）所代表的地位（正統）發起挑戰。
遼、北宋時期全圖。來源/譚其驤《中國曆史地圖集》
中國與夷狄
何謂“正統”？《春秋公羊傳》曰：“君子大居中，王者大一統。”“居中正”和“大一統”就是“正統”的法理基礎，一個政權必須統一中國、位居中國，才堪稱正統，即歐陽修所說的“正天下之不正”“合天下之不一”是也。
除了統合“不正”“不一”外，評判正統性的標準還有最主要的一條——是否奉行華夏文化、恪守文明禮儀。
孔夫子作春秋時曾說：“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意思為中國人用夷狄之禮就是夷狄，夷狄人進入中國用中國之禮就是中國。這就是“華夷之辯”最初的法理基礎。譬如，身為諸侯的吳太伯，不通中國而用夷禮，就被視為吳夷；而自稱蠻夷的楚國，行中國禮，就被中原人視為諸夏。
因此，在國人認知中，所謂中國與夷狄區別的最主要明證，不是血統，是文化。“所謂文化，具體言之，則隻是一種生活習慣與政治方式。”（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
出自大唐天可汗麾下東北“二蕃”的契丹人，盡管在唐亡後建立遼國，卻很有自己是胡人夷狄的覺悟，根本沒有以“中國”自居的雄心和觀念，而是抱著自卑之心，學習“中國文化”。
神冊元年（916），自認“上承天命”的阿保機問侍臣，他作為受命之君，應該祭祀中國哪位大功德者？諸臣紛紛建議尊崇佛陀，被阿保機否決“佛非中國教”。最後是皇太子耶律倍建議：應該尊崇祭祀孔子，孔子才是中國公認的大聖人。阿保機“大悅”，修建孔子廟，讓皇太子春秋釋奠。從這件事能看出，當時的阿保機自認夷狄，對中華文化是羨慕、景仰的。
耶律阿保機畫像。來源/紀錄片《中國通史》截圖
到其子遼太宗耶律德光在位時，盡管被視為中原正統的後晉是契丹人冊封——如果從契丹的角度看，沙陀晉其實和渤海遺民組成的東丹國是一樣的，都是契丹人的藩屬國——麵對“中國文化”內心還很自卑的德光在當時並沒有產生做“中國皇帝”的野心，因為他內心自覺是蕃人，不能居中國之正。
這種以蕃人自居的觀念是從上到下的。北京房山遼塔出土的磚文寫有“大蕃天顯歲次戊戌五月拾三日己未”內容，“天顯戊戌”即太宗德光天顯十三年（938），“大蕃”代指契丹。從出土磚文看，在天顯時代，契丹上下自認為“蕃”。
與之相反的是接受契丹冊封的後晉，在麵對契丹時依然以中國自居，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景延廣對契丹回圖使（五代契丹時置，掌與中原地區貿易）喬榮說：“先朝是契丹所立，嗣君乃中國自冊，稱孫可矣，稱臣未可。中國自有十萬口橫磨劍，要戰即來！”
德光被景延廣的話氣壞了。隨著中原的混亂，即便是以夷狄自居的德光，對逐鹿中原也開始忍不住躍躍欲試，借機“頻年出征”企圖入主“中國”。但德光的野心僅代表他自己，並不能代表整體契丹人，他的母親應天太後述律平，就很反對他南下爭鋒。
述律平曾對蕃漢臣僚說：自古以來，隻聽說過漢兒主動來和蕃，沒聽說過蕃人主動向漢兒求和的，隻要漢兒主動前來和好，“則我亦不惜通好也”。她的意思很明顯：自認是蕃，蕃人是不能做漢地的皇帝，因為入主中原太難了，與其去爭一個蕃人不應得的中國帝位，還不如逼迫漢人主動來求和，各安其業就足夠了。
她的觀念能夠影響德光，但並不能完全阻止德光的野望。
公元946年（遼會同九年、後晉開運三年）十二月，兵敗如山倒的晉出帝石重貴，遣皇子獻降表及傳國璽於契丹，後晉滅亡，契丹人入主中原。可德光卻並沒有做好當皇帝的準備，他沒有對新領土產生實施行政管理時所必需的慎重、周到和關懷之心，“反而因為史無前例的成功而心潮澎湃，飄飄然起來”。
麵對德光的政治失措，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書張礪勸諫：“今大遼始得中國，宜以中國人治之，不可專用國人及左右近習。茍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亦將失之。”德光不聽。
次年（947）二月初一，德光身著中國法服，起居均用中國禮儀，端坐崇元殿，接受蕃漢大臣的朝賀，宣布大赦天下，建國號大遼，改元大同，企圖建立起他眼中的大同世界。
耶律德光畫像。來源/紀錄片《中國通史》截圖
但根深蒂固的自我認知讓德光對做中原皇帝嚴重缺乏自信。當年三月初一的朝賀典禮上，麵對“漢家儀法之盛”，德光對左右說：“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雖然這話有歐陽修故意加工的嫌疑，但德光對自己入主中原的權威性覺得信心不足，還能從他對漢家儀物之盛中感受到。
由於沒有做天下君主的意識，他很快在中原民眾的激烈反抗下認命，北返契丹，行至臨洺時，德光看到“井邑荒殘”、斷壁殘垣，還對晉人推卸責任：搞成如斯模樣，都是趙延壽的罪過啊！
契丹人短暫的大同夢，隨著遼太宗德光之死隨風逝去，從此，夷狄即便武力充沛也依舊是夷狄。
流落契丹的胡嶠在《陷北記》中記載，有契丹人曾對他說：“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還叮嚀胡嶠要努力忠君報國，不要再被他們夷狄所虜，因為“吾國非人境也”。
從胡嶠的記載可知，當時的契丹人在麵對一個中原俘虜時，還仍把自己視為夷狄，把自己的居住區視為非人境，認為夷狄契丹不能戰勝“中國”，足見他們在先進文化麵前自卑心理之盛。
正是因為經濟、文化的落差，造就契丹人的卑弱心理，以及中原人的優越心理，就連彈丸北漢向契丹借兵，都以“中國”自居，呼遼為北朝，別說代周建宋的宋太祖趙匡胤了，自然也不缺生而有之的優越感，天然以中國正統自居。
宋人李悠《宋朝事實》記載，遼景宗耶律賢準備南侵鎮定時，聽說趙匡胤登基的消息後，很識時務地說：“中國今有英武聖主，吾豈敢以螳螂而禦轍耶？”隨即罷兵。這話顯然有宋人自誇的成分，但在遼人的觀念中，他們的確還是中國化外的夷狄。
974年（遼保寧六年，宋開寶七年）三月，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致書宋權知雄州內園使孫全興。十一月，孫全興奉宋太祖之命回複，次年（975）三月，契丹遣使南來，遼、宋正式建立和平的外交關係。
初次建交，在遼人眼中，地處南北兩地的大宋、契丹是沒有嫌隙的友好交往，是平等的關係。但在宋人眼中，遼人卻是“景慕而至，乃時運使然”，既然是向慕歸化而來，自然意味著是契丹向大宋臣服，關係肯定不是平等的。
那麽，遼人願意配合宋人的一廂情願嗎？
南朝與北朝
如果說五代政權的混亂，讓契丹人萌生入居“中國”的野心，那宋人在軍事上的接連失利以及隨著“中國文化製度”向邊疆地區的傳播，讓契丹加速封建化，“夷夏”觀念逐漸轉變。遼人不再甘心以夷狄自居，逐漸出現爭奪“中國正統”的意識，且日漸清晰。
988年（遼統和六年、宋端拱元年）十月，遼人把投降的宋軍分置七指揮，號為“歸聖軍”，很顯然，當時的實際掌權者承天太後蕭綽，認為遼是聖朝，而這些宋降軍的來歸就是棄暗投明。
在澶淵之戰中，充當議和聯絡員的宋降將王繼忠給宋真宗的國書中，把遼稱為“北朝”。這個稱謂不清楚是遼人自己的意思，還是王繼忠的措辭。但宋人在回複中，繼續沿用了這個稱呼。
宋真宗半身像。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宋人在錄契丹誓書時，“皆以南北朝冠國號之上”，這個失誤被時任將作監丞（掌管宮室建築的官員）的王曾發現，他趕緊上書真宗，提醒他追回國書把南北朝字樣刪掉，理由是：自古以來都是尊“中國”賤“夷狄”，國書上冠南北朝，就是把夷狄視為平等並處的手足了，太抬舉他們了，如此，恐怕“非但並處，又病倒置，願如其國號契丹足矣”。
真宗表彰了王曾的細心，但國書已經被帶走，同時也公布天下，改不掉了，隻能作罷（據南宋李燾考證，景德誓書的標題中僅有國號、並沒有南北朝字樣，不過內容中有稱遼為北朝字樣，但不知為何諸多同期史料，均說誓書國號上冠有南北朝字樣而無法更改）。
宋遼簽訂協議，實現南北和平，成為兄弟之國，更讓遼人覺得兩國是對等的關係。
遼聖宗的胞弟隆慶在款待宋使時說：“今與中朝結好，事同一家。”聖宗本人在回複宋真宗通知東封泰山事時說“中國自行大禮”，不用通知我們。真宗駕崩時，聖宗提醒妻子齊天皇後蕭菩薩哥，讓她致書大宋皇太後，同時也使“汝名傳中國”。聖宗甚至說過“五百年來中國之英主，遠則唐太宗，次則後唐明宗，近則今宋太祖太宗也”的話。
從文獻記載可見，此時的遼人依舊視宋為“中國”，視與“中朝”為一家，但始終充滿優越感的宋人骨子裏卻不能容忍和遼人共一家。在真宗眼中，遼依舊是“蕃戎”，比如使者的班位位次排序，宋使者至遼，在殿上的位次高，但遼使來到宋的位次就低。遼使因為位次問題不止一次提出抗議。
宋人《景德四圖》之《契丹使朝聘》。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聖宗開泰初年（1012-1014），蕭和尚使宋賀正旦，準備參加宴會時才被宋人告知，他被宋帝賜錦服、位次在節度使之下，顯然是把他視為小邦蕃部了。蕭和尚頓時就怒了，認為宋人對他“不以大國之使相禮”，如不更改，他將拒絕赴宴。在他的力爭下，宋廷不得不賜他紫服，讓他位視執政。但也僅僅是這一次，再有遼使入宋，位次依舊不對等。
1027年（遼太平七年、宋天聖五年），遼使蕭蘊、杜防來宋賀生辰，蕭蘊?提意見要求升己方位次。館伴使（古代奉命陪同外族賓客的使臣）程琳以真宗皇帝所定“不可易”為由，企圖搪塞過去。
另一位遼使杜防則氣勢洶洶地質問：“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卿可乎？”程琳也不得不在言語上示弱：“南北朝安有小、大之異？”但他對朝廷準備答應給遼使升位次的提案，卻是“固爭不可”，到底還是沒有給遼使升位次。
麵對宋人的藐視，遼人自然不甘示弱，也在外交活動中搞小動作。孔道輔第一次出使契丹參加宴會時，就遇到契丹優伶以孔子做戲，孔道輔憤而退席，被請回後，義正辭嚴地批評遼廷以俳優之徒來輕慢侮辱先聖，是“北朝之過也”。遼聖宗君臣隻好顧左右而言他。
孔道輔回宋後，卻被政敵攻擊在出使期間以言語生事、恐開爭端，仁宗詢問他時，孔道輔提醒仁宗：契丹經常調戲宋使，如果總不和他們計較，恐怕會“益慢中國”。仁宗聽了深以為然。
孔道輔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遼聖宗、遼興宗父子在位時，隨著封建化加速，遼人不但竭力為自己爭取北朝地位，其競爭正統的意識也越來越強烈。
遼滅後晉時，曾把中原的文物典籍全運回，同時被收入囊中的還有後晉的傳國璽。遼太宗收到傳國璽時知道那不是真正的秦璽，而是晉人製作的新璽，但德光不以為然，因為他沒有久居中原的信心，也沒有強烈的爭正統之心，所以就沒重視這枚傳國寶。
到遼聖宗時，為了和宋人爭奪“正統”，開始注意到這枚晉璽。聖宗宣稱後晉的傳國璽就是秦璽，甚至為之賦詩：“一時製美寶。千載助興王。中原既失守。此寶歸北方。子孫皆慎守。世業當永昌。”遼興宗更甚，他在重熙七年（1038）科舉時，直接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賦》試進士，取士55人。
從該科題目看，遼興宗企圖傳遞“誰有傳國寶誰就是正統”的觀念，言下之意，沒有傳國璽的宋不是正統。再從錄取名單及人數看，遼興宗的看法在遼國內已經頗有影響，居然有55人中舉，且多為漢人。可見，此時遼人的思想觀念已經變化，不但不再視自己為夷狄，還認為自己才是正統。
遼人借傳國璽大做文章的行為，讓宋人很被動。宋人不得不引經據典考證辨析秦璽早就沒了，但宋人的考證並不影響遼人以傳國寶為傲。遼興宗甚至不滿足平起平坐，企圖淩駕在宋人之上，當宋人的宗主。
他趁著宋夏戰爭落井下石，以索要被後周奪回的關南十縣為由，逼迫宋對遼增加歲幣。在言辭上，高喊遼宋為一家的遼興宗，對宋的稱呼直接從“中國”變成“南朝”，使臣劉六符則恐嚇宋人“本朝兵強將勇，海內共知”，強製宋人在國書中用“獻”或“納”字，企圖讓宋定“進貢”之名，“南朝遺我之辭當曰‘獻’，否則曰‘納’”。
“獻”和“納”，都是以下奉上的詞匯，一旦使用，就意味著使用方低人一等，因此，宋使富弼寧死拒絕，但架不住仁宗竟以“納”字予遼。
在增幣後的同年十一月，遼使蕭偕叒一次因為位次問題向宋廷抗議時，此時麵子裏子都已丟了的仁宗，隻好下詔提升遼使的位次。
汴寇與北虜
契丹曾是大唐藩屬，接受大唐的羈縻和冊封，方方麵麵受唐製影響，再隨著契丹自身政治、文化、經濟的進步，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成果燦然，開始以大唐合法繼承者自居，畢竟，大唐比後晉更能代表“中國”，可以助他們與宋人爭鋒。
據出土的遼代石刻可知，早在興宗重熙四年（1035），契丹國內就有以“中國”自居的現象，即太保張哥的墓誌中“南瞻部洲大契丹國”字樣。
眾所周知，在佛教典籍中，中國屬於四大部洲中的南瞻部洲，因而典籍中經常以南瞻部洲代指“中國”或中原王朝，所以，張哥墓誌可以證明，重熙初的遼人就有以“中國”自居的意識。
張哥墓誌。來源/羅春政《遼代書法與墓誌》，遼寧畫報出版社2002年
因此，興宗才謀求宗主國地位，企圖把宋人拉下正統寶座。遇到遼人對宋時，遼不視宋人為中國、僅視之為南朝，可一旦西夏被牽扯進來時，遼就又視宋為“中國”“夏台”。
遼興宗居中調停宋夏關係時，就以大哥的姿態，先批評元昊不該兵犯夏台，詔令他息兵停戰向宋請罪；又給大宋打招呼：北朝曾冊封過元昊家的先人，如今“兩朝事同一家”，如果元昊請罪，南朝對他的冊封禮儀要和北朝相同不能逾越。
等宋夏停戰後，遼夏關係卻破裂了，自覺被下麵子的遼興宗怒而伐夏，出兵前還特意通知宋人，宣稱“元昊負中國當誅”，我現在要“為中國討賊”兵臨賊境，你千萬不要接受元昊的求助。宋人當然明白遼興宗出兵的真實意圖，不過是“以納契丹降人討之、托中國為名”罷了。
隨後，在1052年（遼重熙二十一年、宋皇祐四年）四月，遼使蕭昌來宋賀生辰，遼人開始在國書上不寫國號隻寫南北朝，“始去國號，而稱南北朝”，並向宋人提出以後都這樣，把宋、遼改為南朝、北朝。宋仁宗召大臣集議，參知政事梁適提醒仁宗，我大宋受命於天豈能更改國號？最後以“自古豈有無名之國”為由拒絕了遼人的提議。
從這些均可以看出遼人的小心思，把自己擺在與“中國”並駕齊驅的正統位置，甚至自覺比宋高人一等，這種心思在聖宗哀冊中也有所體現：
“洽前代無為而治。見時政不肅而成。四民殷阜。三教興行。開拓疆場。廓靜寰瀛。東振兵威。辰卞以之納款。西被聲教。瓜沙繇是貢珍。夏國之羌渾述職。遐荒之烏舍來賓。”
從花團錦簇等詞匯能看出，遼興宗很為大遼的經濟、文化、疆域以及萬邦來朝感到自豪，極力打造遼也是“中國”的事實，並影響國內，比如東京道沈州的《無垢淨光舍利塔石函記》有“南瞻部洲大契丹國遼東沈州”字樣，上京道慶州的《白塔螭首造像建塔碑》有“南閻浮提大契丹國”字樣等等，這些石刻都是興宗中晚期的產物。
遼興宗的自豪被兒子道宗耶律洪基很好地繼承，道宗從小接受儒學熏陶，有很高的文學素養，他一邊推廣儒學，一邊以武力震懾周邊。他在位期間，遼人的夷夏思想趨於成熟，幾與中原王朝無異，他也愈發積極和宋人競爭“中國正統”。
1057年（遼清寧三年、宋嘉祐二年）八月，道宗召集群臣一起作《君臣同誌華夷同風詩》，單從標題就能看出該詩文的主旨是倡導華夷同風。雖然道宗君臣的詩句沒有流傳下來，但才女皇後蕭觀音應和的詩句卻保留下來：
“虞廷開盛軌，王會合奇琛。到處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穀蠡，聲教薄雞林。大寓看交泰，應知無古今。”
從蕭觀音的詩句，可以看出她認為當時的大遼足以與虞廷的盛軌媲美，承天意而行的大遼自然能代表華夏正統。
據洪皓《鬆漠紀聞》記載，學士為遼道宗講《論語》時，道宗曾表達對華夷之辯的看法，他用禮法來衡量夷夏的區別，“蕩無禮法”謂之夷，“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就是夏，很明顯，道宗衡量夷夏的標準和孔子是一脈相承的。
因此，晚期的遼從上到下，以“南瞻部洲”“諸夏”“廣夏”“夏台”自居的詔敕、石刻比比皆是，反而稱呼西部少數民族為“諸番”夷狄，視女真為“夷人”，高麗為“島夷”。
《仁德皇後哀冊》中的字句“秦漢已還，隋唐而下，我國迭隆”，把大遼打扮成上承隋唐的合法所在。而《道宗哀冊》中則赫然書寫大遼“一統正朔，六合臣妾”“化流廣夏，福庇群氓”，以遠近庶邦、占風效款為傲。
（遼道宗）耶律洪基哀冊（局部）。來源/中國國家圖書館
天祚時期，遼人甚至把契丹追溯為“軒轅後”，為契丹非夷狄的身份找出血統依據，更把契丹打扮成和漢族同宗同源的中華正統苗裔，這舉措顯然是在為契丹尋找血統上的正當性，此種情形無不反映遼君臣的夷夏觀。
那這個階段的遼宋，又是怎麽看待對方呢？
在宋人眼中，盡管他們迫於軍事上的頹勢，表麵上不得不放下身段對遼稍作退讓，稱其為兄弟、北朝，但在內心深處卻依舊視其為夷狄、北虜。
同樣，在已經以“中國”自居的遼人眼中，表麵上雖然高呼遼宋是“境分二國，義若一家”“南北兩朝、百年和好、情義至厚、有同一家”，但在遼人內心深處，卻是把宋人視為“柔可侮而不足忌憚”的“汴寇”。
正是因為雙方在內心瞧不上對方，宋人歐陽修在編《新五代史》時，才把契丹列入四夷中，等該書流傳到遼，又引起遼人不滿，太子洗馬劉輝抨擊宋人“妄意作史”，建議道宗予以還擊，把趙氏事跡附錄在大遼國史中，還引起道宗的共鳴。
大遼滅亡前夕，宗室耶律淳在燕山建立北遼小朝廷時，還誇讚自家祖宗“奄有區夏”，自稱“王師”“六合”“萬乘”，謾罵女真人居然“敢來問鼎”，他即位後勢必使“四海用寧”複我家之功。他的妻子蕭普賢女在燕京飄搖之際，向大宋納款稱臣，在奉承宋徽宗可以“拯救黎元，混一區宇”時，還忍不住說一句遼曾和宋是“義篤一家”呢！
宗室出身的耶律淳夫妻的正統觀念強烈如斯，更不要說以“天朝聖帝”要求自己的天祚帝耶律延禧了，他在盛怒之下都不殺阿骨打泄憤，美其名曰“吾方示信以懷遠方”。等與女真議和時，也因為放不下“正統”的架子，致使和談終成泡影。
即便被俘虜後給金人的降表中，天祚帝依舊念念不忘大遼是正統：“奄有大遼，權持正統，拓土周數萬裏，享國逾二百年，從古以來，未之或有。”足見遼人對正統的執念也是刻到骨子裏了。
更諷刺的是，不管是大宋，還是契丹，最終都成了“夷人”女真政權的待宰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