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重提“大興調查研究” 以“走向群眾”為名實則“引蛇出洞”？https://t.co/EOaKQx51n5

— 美國之音中文網 (@VOAChinese) March 21, 2023

中共中央辦公廳3月19日印發文件，重提毛澤東上世紀60年代提出的“調查研究”。文件表示，中國各種困難問題比以往更嚴峻複雜，迫切需要透過調查研究“找到破解難題的辦法和路徑”。觀察人士卻不排除，中共以調研為名達到政治目的的可能。

中共中央辦公廳3月19日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名為“關於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方案指出，國內改革發展穩定麵臨不少深層次矛盾，要求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要“聽真話、察實情，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報喜又報憂，不唯書、不唯上、隻唯實”。

“大興調查研究”由毛澤東最先提出

方案明確了12個方麵的調研內容，包括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和習近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主要情況和重點問題。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中的重大問題等。方案明確了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六個步驟：提高認識、製定方案、開展調研、深化研究、解決問題、督查回訪。

所謂的“大興調查研究”最早是由中共已故領導人毛澤東提出。上世紀60年代初，中國國民經濟遭受嚴重困難。1961年1月上旬，在中共八屆九中全會結束當天，毛澤東向全黨發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

前中共中央黨校校刊“學習時報”副編審鄧聿文對美國之音表示，當年毛澤東提出“大興調查研究”是出於政治考慮。

鄧聿文說：“1958到1960年期間，由於中共的政治錯誤，出現大煉鋼和人民公社等現象，當年的饑荒導致數千萬人餓死。毛澤東的個人權威在黨內遭遇挑戰，在這種情況下要緩解危機，所以毛就提出要透過調查研究，找出問題到底出在什麽地方，通過調查研究找出解決問題的方式。”

鄧聿文認為，與毛澤東相比，目前習近平麵對的困局有過之而無不及。

鄧聿文說：“由於三年清零疫情，加上習近平個人集中權力，導致幹部隊伍‘躺平’，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風氣非常嚴重，把問題加重加深，所以習近平需要開展調查研究，重找中共過去的‘群眾路線’。中共不是一向強調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嗎？現在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比毛時代嚴重得多。”

分析：習近平雖連任形勢卻不妙

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台灣成功大學政治係係主任洪敬富表示，雖然習近平順利連任，但形勢相當不妙。

洪敬富說：“過去幾年美中之間經曆了貿易戰到科技戰，中共麵對（不利）的內外形勢，特別是經濟下行。美中之間的矛盾乃至於美國和西方聯盟來圍堵、製裁、對抗（中國），讓習近平的權威不斷下降。（中國的）老百姓都希望在疫情後能看到經濟複蘇，就業好轉，可是事實上，經濟沒能跟得上來。習近平個人的權威其實受到了很大衝擊。”

中共中央辦公廳強調要“聽真話、察實情”。洪敬富擔心，這是以調研為名“引蛇出洞”、“整黨整風”。

洪敬富說：“表麵上，（中共中央）希望領導幹部透過各種所謂調查，展現習近平在第三個任期更開明。我認為，（習近平）是希望找到他潛在的政治敵人，樹立他個人的權威。他需要整頓黨風。他認為，現階段的戰略要求、部署、環境，需要重新調整。”

中辦文件內容圍繞“群眾”

中辦的文件至少16次提到“群眾”，強調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必須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增進同人民群眾的感情，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願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

洪敬富說：“如果他（習近平）真的願意走近群眾，傾聽輿論，他在網路上這些禁言、禁聲、封號等等，反而是在打自己的臉。人民即便是相對客觀地陳述社會的熱點事件、經濟情況，他反而認為有損黨格和政府的形象。”

身在美國的政治評論員鄧聿文卻認為，外界不應對最新的“大興調查研究”過分解讀。

鄧聿文說：“‘大興調查’也就是為了解決當前迫在眉睫的一些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跟派係鬥爭和引蛇出洞毫無關係。1961年‘大興調查之風’後，中共的政策也出現了很大的改變，大饑荒的情況得到了緩解，經濟也得到了發展。但是，曆史不會簡單的重複，因為今天的官僚主義比起毛時代的官僚主義嚴重得多。”

鄧聿文擔心，新一輪“大興調查”會流於形式主義，不能及時發現和解決中國存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