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鑫宇失蹤事件在1月28日峰回路轉，經過三天快速又混亂的信息衝刷，目前整個事件急需一份官方通報來了結。但這種了結不是全盤終止事件輿論，因為它無法剝離附著在事件上的所有疑慮。不管這種疑慮是陰謀論的此生品，還是對生命的真切關懷。

在胡鑫宇遺體發現以來的這幾天，輿論中的主要傾向是明顯的，那就是公開暗示胡鑫宇是自殺非他殺。雖然持論者在推出這個判斷時措辭嚴謹，但掩飾不住得意勁。順著這種微妙的心態，已經很有些聲音，在號召關注青少年的心理抑鬱問題。

這是兩種分頭展露理性的觀點，確實也有其合理之處，青少年心理健康更是一個常規的公共利益點。可在輿論場中並置這兩種主張，又會感到不調和，有異怪的感覺。因為它通過暗示與明指，將死亡責任歸結為胡鑫宇及其家庭，若這樣當然不妥。

有一個需要把握的關鍵點，是在確認他死亡的前提下，“胡鑫宇失蹤事件”實際上包含兩個部分：他的死亡，與對他的尋蹤過程。他的死亡動機可能與學業有關，最後自毀於無法掙脫的抑鬱。可他失蹤三個月的遭遇，不隻是私人問題，更是事件公共性的極大彰顯。

這麽說吧，這次風波是命名為“胡鑫宇之死”，還是“胡鑫宇失蹤事件”，決定著看待、理解的兩種視角。如果你接受前一個命名方式，那如果司法鑒定確認胡鑫宇是自殺，你的關注就終止了，然後還可以憑借早前的預言慶祝非凡的預測能力。

可如果你不承認、不接受前一種命名，而是認可後一種命名，你實際上可以有機會看到更為恰當的事件本質。亦即，這個本質不是一個青年學生如何被突然降臨的抑鬱傾向吞沒，而是一個人在失蹤後他及其家人怎樣被權力對待，這才是失蹤事件的本質。

它不是一個單一的死亡事件，而是一連串官民無效互動、長達100多天的失蹤事件。在自殺結論下，胡鑫宇死亡一直到他被發現，一個人的遺體在不算荒野的地方被侵蝕毀壞三個多月——而導致這個悲慘結果的，是無效搜索與貧乏的信息供給，這是失蹤事件最折磨人的部分。

早前的許多論者，在拋出“胡鑫宇是自殺”的推論時，都不忘念叨一句推理小說、法醫小說的陳詞濫調：“屍體會說話”。言下之意是，屍體會以它的法醫學特征，為探尋死因提供可靠的科學定論。可問題在於，哪怕屍體會說話，你能聽得著嗎？

信服這句話的人當中不乏聰明人，但這種聰明的無害之處，隻能限定在得出“自殺”結論這條線內。一旦他們翻越這條線，用挖苦、暗諷質疑來展露聰明勁時，就露出了格局的小來。因為，他們把胡鑫宇失蹤事件縮小為單次死亡，進而省略了失蹤事件的意義。

假如自殺結論成立，胡鑫宇失蹤事件實際上包含兩次死亡：一次是他終止最後一口氣的生理死亡，第二次則是他作為“一個人”所包含的尊嚴、尊重等特征的社會性死亡。前一種死亡已經被過度談論，而對後一種死亡的討論相當不夠，才剛剛開始。

一個細節是，胡鑫宇遺體地點位於國家級儲備糧倉庫的大院裏，而這個大院在他失蹤4天後就被排除在搜索範圍之外。現在匯總的信息看，之所以沒被仔細搜尋，是因為倉庫級別高。這時候，一個人的價值與一處場所帶來的忌憚之間，就有了令人痛楚的比較。

換句話說，從2022年10月18日開始，胡鑫宇的死亡進程就悲劇性地進入了第二種死亡階段，一直到他麵目全非的遺體被發現，這個死亡才告一段落。而這一死亡的外在形式，就是轟轟烈烈的、卻早已迷失方向的搜尋行動，以及洋溢在稀少信息中的絕望。

也隻有確立這次事件恰當的命名，才能討論它的公共價值，才能探究胡鑫宇失蹤事件為什麽會引發如此廣泛的社會關注。這絕不僅僅是一名高中生的離奇消失（這隻是表象），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事實表明“不見”是因為“無視”），而是代入了關注者對自身安全的焦慮。

如果我們不能掙脫胡鑫宇失蹤事件中對單一死亡的迷思，或者說不能擺脫公共討論中耍聰明式的言說，最後即使也在討論胡鑫宇死亡的動機，卻顯得相當不誠實。畢竟，如果不能解除籠罩在胡鑫宇第二次死亡上的輕慢與懈怠，有如何能真正推進青少年心理看護呢？

“屍體會說話”，那所說的“話”不隻是印證大聰明們先人一步的言之鑿鑿，還以其本可避免的損毀“訴說”人之為人的實際處境。因此，確立胡鑫宇失蹤事件的公共性所在，聚焦點應是檢討他大體被置於野外百日的悲慘遭遇，而不是用青少年心理、親子關係等虛詞令公共性失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