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梵高“突然走紅”:刺痛了全網的神經

到過雲南文山州的人，都有機會深入了解一下這片土地蘊含的戰鬥力。

十幾平米逼仄的房間裏，光線昏暗、濕熱難耐，赤膊光膀的中年男子，正躺在地上午睡。

下一秒老板一聲 " 人工鬧鈴 "，所有人就紛紛爬起來開工。

按訂單需求走，大家分工明確，有人負責畫鼻子、有人畫眼睛、還有人畫一棵樹、一朵雲。

職業畫家好幾天才能臨摹出的名畫，這裏的畫工隻用幾小時就能完成。

手速之驚人，用賣油翁的話說，" 無他，唯手熟爾 "。

這裏是大芬村，深圳的一個客家小農村。

曾經，村民們世世代代以種田為生，直到 1989 年，一個香港人來到了村裏。

為了完成一筆 " 世界名畫生產 " 的單子，他找了 20 個畫工當學徒——

他們不是美術學院的學生，而是沒受過繪畫訓練、甚至初中都沒畢業的農民。

然而，拿起畫筆，他們卻被稱為 " 中國梵高 "。

最近，一部極其冷門的紀錄片《中國梵高》在網上意外翻紅。

它拍下了幾千名農民工畫工在大芬村的日常，這些人本是再普通不過的 " 深漂 "，在芸芸眾生中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不少。

卻在今年以一種中國版 " 月亮與六便士 " 般的敘事觸動了無數人。

占地隻有 0.4 平方公裏的大芬村，是全球最大的油畫複製工廠，光一年營業額就超 6 千 5 百萬美元。

江湖上甚至有個說法：從這裏出品的臨摹畫，可以做到以假亂真。

經濟觀察報就曾報道過一位意大利回來的廣西老板，他花了幾十萬買了一幅歐洲古董畫。

結果拿到大芬村給畫工看，其中一位仔細一瞅，正是他之前臨摹的作品。

其中，畫工趙小勇是當地頗有名氣的 " 老江湖 "，他已經在此畫了 20 多年。

跟別人不同的是，他們一家專攻梵高。

老婆是他的第一個學徒，擅長畫梵高的《星夜》，弟弟擅畫《夜晚露天咖啡座》，小舅子專畫《自畫像》。

而趙小勇自己，更是徹頭徹尾的 " 梵高粉 "。

20 年來，他幾乎把梵高的作品全都臨摹了個遍，最快的時候，給他 28 分鍾，就能給你一副真偽難辨的《向日葵》——

這已然形成了他的某種肌肉記憶。

寶貴的休息時間裏，他喜歡跟其他畫工一起看梵高電影。

當梵高在熒幕上仰望星空時，他也總是怔怔地仰望著梵高。

甚至連做夢都會夢到偶像，就像冥冥中授予的某種神意。

" 夢裏他問我，小勇，你畫我畫得怎麽樣了，我說我已經進入你的狀態了。"

" 可當我伸出手時，夢就醒了。"

睜開眼，還是一樣的畫室，一樣的工期與訂單，一樣被生活推著繼續走。

隻是那天晚上，他坐在床上，翻來覆去，再也沒睡著。

《中國梵高》的整個前半段，都很容易讓你以為，這是一個關於民間藝術的故事、一個 " 中國鄉間的田野上也可能存在著一名海德格爾 " 的浪漫故事。

事實卻並非如此。

不是為了追求什麽藝術成就，沒有什麽刻意練習、量變達到質變之類的學術派說法。

這些人之所以來到這裏，選擇從事畫工，打從一開始就隻是為了混口飯吃。

1972 年出生的趙小勇，在片中跟著鏡頭回過一次老家，那是湖南邵陽的農村——一個真正的 " 窮鄉僻壤 "。

談及出身時，這個中年男人哭了，" 我家太窮，我媽不讓我讀書。"

初一讀完就輟學是趙小勇最深的遺憾。

放棄學業後，他兜兜轉轉跑到了深圳打工，從畫筆都不會拿，到一筆一筆成為一名專業的畫工。

他靠著自己的踏實、勤勉和努力，在大芬村紮根。

和他一樣，絕大多數畫工都是 " 深漂 "，從異鄉跑來謀生，他們看見這裏有需求，於是就用勞動力去滿足需求。

就像所有留在一線大城市的打工人，他們早已認清工作的本質就是交易：

你付出時間與手藝，市場與你交換金錢，僅此而已。

值得高興的是，這裏的老板在 " 錢 " 上不算虧待。

在大芬村，一個農民工不僅可以從事繪畫的藝術工作，還可以獲得一份與付出相對等的收入。

"2004 年以前，我一直從事高端臨摹，一幅畫能值二三千塊錢，當時深圳普通工人的底薪也才 350 塊錢 "，一位畫工笑著告訴經濟觀察報記者。

" 盡管畫這些畫作很耗費時間，短則半月，長則一兩個月 "，那是實打實高強度、不眠不休的連軸轉時間。

" 百年前的梵高絕對不會想到，自己那些無人問津的畫作，在百年後支撐了大洋彼岸無數人的生計 "，畫外音裏，是導演的配白。

的確，從橫向上看，對比同齡的其他藍領，大芬村畫工們的工作似乎更有 " 賺頭 "、也更體麵。

而縱向往回追溯，很多觀眾也覺得，他們比許許多多和土地打了一輩子交道、兜裏卻沒存下多少錢的父輩相比，已經富裕了一大截。

然而，《中國梵高》的野心也不是要講述一個階層躍升的成功學勵誌故事。

這個世界讓人有一種錯覺，隻要你在一個小挑戰裏重複一萬小時，就能成為一名專家——

但事實是，費勁氣力爬到井口的蝸牛，看見外麵廣闊天地的一刻，胸腔裏激蕩的未必全是興奮與激情，也可能是全身心地被摧毀與動搖。

一直以來，趙小勇都有一個願望，想去阿姆斯特丹親眼看看梵高的真跡。

護照下來的很快，他如願坐上了飛往荷蘭的飛機。

抵達後興奮地拿著手機到處拍照，哪怕背景隻是隨處可見的風車或公交車。

然而真到了梵高博物館門口時，他卻笑不出來了。

門口擺放的那副巨大的梵高自畫像正是他的得意之作。

然而，它並不掛在高級的畫廊裏，而是紀念品商店門口，他的畫就像是阿姆斯特丹的特產，供遊客隨意觸摸、任意挑選。

更驚訝地是，他人生第一次知道，他的一副臨摹畫在這裏的標價竟然是 500 歐元，而他從中能拿到的隻有 450 塊——

中間是足足 8 倍的差價。

那一刻，身處阿姆斯特丹的他或許想起了臨行前大芬村的妻子無數次給他澆的那盆冷水：

" 去荷蘭？你還是再想想吧，出國要花多少錢？你畫多少油畫才能換回一張機票？"

在心心念念的梵高博物館裏，趙小勇仔細端詳著眼前這一幅幅梵高的真跡，他驚覺自己一筆一畫精心臨摹 20 年，與人家才華橫溢下的一處閑筆，尚且有著雲泥之別。

" 不一樣，顏色就不一樣。"

這是卷王的悲劇，也是《鄉下人的悲歌》，是一個卷了二十年終於成家立業、一個用盡力氣在世俗層麵有了些許進步如你我的凡人，用了 20 年的時間走到了真正的大師麵前，然後一瞬間被衝擊得體無完膚。

美術館的工作人員聽說了趙小勇專畫梵高，向他表示了敬意，並隨口問了句他有什麽作品。

趙小勇卻愣住了——他意識到自己一生都在臨摹梵高，卻從未跟隨自己的內心作畫。

" 終日忙忙碌碌，骨子裏仍是一名庸才。"

其實一直以來，像趙小勇這樣的不少畫工，他們引以為豪的手速、那些快速複製出來的商業油畫，被人們稱作 " 行畫 "。

背後的意思很殘酷，就是缺乏藝術性、不夠高級。

他們的工作也沒有自主性、毋論話語權，本質上更像是完成流水線作業。

給錢的才是大爺，所以你不能玻璃心、不能任性撂挑子、更不能當眾發牢騷。

紀錄片裏有這麽一個 " 打工名場麵 "：一位年輕畫工在反反複複改了三次畫後，還是被老板毫不客氣地批評 " 比例、線條、顏色統統不對 "，並下命令般讓他立刻修改。

他摔畫筆發了脾氣，" 我不畫了！"

但最終他還是老老實實地被逼著回到了位置上：" 你已經接了訂單，就必須畫完。"

這一幕，讓不少從事設計師、運營、商務等工作的年輕觀眾，都紛紛共情。

用網友的話說，" 商業的世界對學徒沒有任何的容忍，他們的每一筆都必須變成利益。"

在畫紙上幾十年如一日地重複描摹著一隻耳朵，與在工業流水線上擰一顆螺絲，其實並無太大分別。

都是每天追趕著工期 deadline，這裏不生產落魄的藝術家——

你的價值更多地建立在能產出的商業價值上。

荷蘭之行的最後，趙小勇用中國人的方式，三個蘋果三支煙，到梵高墓地祭奠。

煙渺渺，歸鄉緲緲。

與來時不同，那一路，趙小勇神情凝重。

從荷蘭回來後，他決心開始畫屬於自己的畫。

畫身邊的人、事，畫小時候在泥地裏滾蹚過的家鄉的村頭。

畫年邁而摯愛的奶奶，" 我的生活就是我的藝術。"

以趙小勇為代表，在一個喝醉酒的夜晚，他和工友們走在大芬村的路上，大笑著說，" 也許 20 年後，我們自己的畫也會被後人欣賞。"

這個畫麵 " 哢 " 一下定格，成就了紀錄片《中國梵高》的結局——一個略顯瀟灑圓滿的大結局。

然而，鮮少有人知道的是，在紀錄片外，" 中國梵高 " 始終沒擺脫主流藝術圈對其 " 技術拙劣 " 的質疑：

" 就像術與道之別，畫工永遠是畫工，與畫師有著鴻溝。"

趙小勇的確開始動筆畫自己，卻也走上了另一層麵上的不被認可。

有人說，他的畫受梵高影響太深，已經沒有可塑餘地，有人說他隻是換了個臨摹的對象，但依然缺少內涵與思想境界。

更多人唏噓，趙小勇從臨摹那一刻開始就努力錯了方向，" 但凡他生在一個家底厚點的人家，藝術之路的可能性也會多一些。"

畢竟，一個貧瘠的村子裏別說肥沃的文化土壤，底層物質可能都要先去他鄉謀求。

這部拍攝於 2016 年的《中國梵高》，距離如今已經過去 6 年，被翻出時卻依然爭議不斷。

我試圖在更多平台上搜索趙小勇的近況，最終在一個短視頻拍平台上看到了他的賬號——粉絲 1800 多名，他依然沒有走紅。

就如這部紀錄片本身，在豆瓣上標記 " 看過 " 的也沒超過 6000 人。

2021 年，有網友看到他在大芬開了家工作室，門口依然貼著紀錄片的海報，他在角落裏安心埋頭作畫。

趙小勇最終也沒成為大師，就像許許多多依然勤勉、務實地在幹著手裏行活的人。

在世界這個巨大的工業流水線上，我們每個人做的可能也隻是負責畫好一隻眼睛或一隻耳朵。

但在這一過程中，他卻養活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而在他那千萬次的臨摹下筆中，誰又能說其中沒有那麽一筆、一個瞬間，" 他與梵高心意相通 "。

這，或許就是普通人所能達到的、最大程度上的仰望星空，不是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