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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全球聖戰時代 習近平是締造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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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將會是什麽樣子?如果你在20年前問我這個問題,比如說2001年9月10日,我會有一個明確的答案:推進自由主義。在柏林牆倒塌、種族隔離結束、鄧小平在中國進行改革之後,一套價值觀似乎正在前進——民主、資本主義、平等主義、個人自由。

在隨後的幾十年裏,民主的傳播被停止,然後又被逆轉。中國、中歐、東歐以及其他地區的威權主義者掌握了權力。我們陷入了民主自由主義和威權主義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現在人們已經很熟悉了。

但在過去的幾年裏,有趣的事情發生了:權威主義者找到了上帝。他們使用宗教符號作為民族主義的身份標誌和戰鬥口號。他們通過無休止的文化戰爭,將群眾團結在他們身後。他們重新定義了全球辯論:這不再是民主與獨裁之間的爭論;而是西方精英的道德墮落,與傳統價值觀以及本國善良普通人的優越精神之間的爭論。

在現實宗教的吸引力似乎在減弱的時候,21世紀正在變成一個跨越全球的聖戰時代。

習近平是這種披上精神外衣的威權主義的締造者之一。毛澤東對革命前的中國不屑一顧。但習近平的政權卻不遺餘力地擁抱舊習俗和傳統價值。中國問題學者歐麥高(Max Oidtmann)說,這個國家正在限製獨立宗教實體,同時創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個信條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思想、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上周,中國政府下令抵製“娘炮”明星。這些長相精致的男明星表現出溫柔的氣質,他們被指責令中國的男子氣概變得女性化。這隻是文化戰爭的其中一場,旨在說明該政權如何保護中國免受西方道德敗壞的影響。

該政權自上而下的道德民粹主義正在產生影響。“當今,傳統主義在中國百姓以及知識分子和官員中的影響力正在擴大,”清華大學的閻學通在2018年寫道。中國互聯網現在顯然充斥著對頹廢的“白左”的攻擊——這個詞是指受過教育的美國和歐洲進步人士,他們是女權主義和LGBTQ權利等等的倡導者。

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和其他地區的威權主義者也在玩類似的遊戲。長期以來,普京一直將自己與伊凡·伊林(Ivan Ilyin)和尼古拉·別爾加耶夫(Nikolai Berdyaev)等宗教哲學家聯係在一起。在為喬治城大學伯克利中心(Berkley Center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撰寫的文章中,德米特裏·烏茲拉納(Dmitry Uzlaner)寫道,該政權將自己塑造成“基督教價值觀的最後堡壘”,防止世界陷入自由主義道德混亂。

文化戰爭也在那裏全麵展開,政府限製互聯網,試圖限製墮胎,放鬆對家庭暴力的打擊,實施褻瀆法,並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支持“非傳統性關係”的信息。

甚至在美國和西歐,想要成為威權主義者的人也加入了這場遊戲。國際事務學者托拜厄斯·克裏默(Tobias Cremer)指出,大西洋兩岸的極右翼運動中,許多所謂的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實際上並沒有那麽虔誠。

他們受本土主義和反移民態度驅動,然後抓住基督教的象征,把“他們”和“我們”分開。例如,在德國,激進地宣揚其基督教身份的極右翼團體在真正有宗教信仰的選民中表現不佳。

在另一篇為伯克利中心撰寫的文章中,克裏默寫道,美國右翼極端分子“在集會上展示基督十字架,在他們的米姆中使用十字軍形象,甚至可能尋求與保守的基督團體結盟。但是,這些使用並不是關於今天美國絕大多數教會所奉行的活生生的、充滿活力的、普遍的和日益多樣化的耶穌基督信仰。相反,在白人身份中,政治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一種世俗化的‘基督教’:一種白人的文化身份標記和象征,可以與維京人的外表、邦聯旗幟或新異教符號互換”。

這些披著宗教外衣的威權主義者自然激起了反宗教的反彈,這些反對者將宗教與威權主義、本土主義和普遍暴力聯係在一起。在過去幾十年裏,歐洲和美國的世俗主義空前高漲,但是惡性文化和精神戰爭並沒有減少。

偽宗教威權主義者提高了道德風險。他們表現得好像個人主義、人權、多樣性、性別平等、LGBTQ權利和宗教自由隻是西方道德帝國主義的最新形式,是社會和道德混亂的前兆。

我們這些站在西方自由主義一邊的人別無選擇,隻能在精神和文化層麵上與之鬥爭,以表明多元化是頹廢的反麵,它是一種精神豐富、實際有效的方式,可以提升人類尊嚴,並運行一個協調的社會。

David Brooks自2003年以來一直是時報的專欄作家。他是《人格之路》(The Road to Character)和《第二山》(The Second Mountain)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