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看起來情緒失控，一直說自己老公有婚外戀，說她被監視，種種症狀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表現。而我向她老公和身邊其他人了解，都說女病人神經過敏，非常不正常。後來，我們看到了觸目驚心的真相——女人的老公不僅收買了自己的員工，還成功收買了在上海的“小舅子”，讓身邊的這些人一起來編造女人的病史。

摘要：“每顆心上某一個地方，總有個記憶揮不散；每個深夜某一個地方，總有著最深的思量……”

曾幾何時，一首《城裏的月光》，唱出多少都市人心裏隱秘的悲傷。演唱者，新加坡歌手許美靜，也曾被診斷為患有輕度精神疾病。這些年，精神疾病仿佛離我們越來越近，專業的精神科醫生，在診治患者的同時，也“看透了人間聚散”。

有部電影裏說，“精神病就像暴風雨”，它可能隨時隨地、降臨在任何人身上。《新民周刊》采訪了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兩位資深的精神科醫生：喬穎和王振，通過他們的口述，重新審視精神病患的現實——這場暴風雨可預防，可醫治，請不要將“精神病”汙名化，請盡可能地助己、助人。

“有個姑娘叫茉莉”

當我還是一個年輕的住院醫生時，曾遇到過一個特別的病人。

我是在住院部女病房第一次見到故事主人公的——就稱她為茉莉吧。茉莉看起來像個初中生，但實際上已經20歲了。送她到醫院住院的，是一個中年外國男人，身邊還有一個看起來來自農村的中國男人，這不同尋常的組合引起了我們醫生的注意。

更奇怪的是，醫生要家屬介紹病史時，全程是外國人用流利的中文講述，中國男人站在一邊顯得有些不耐煩。

經過我們的詳細了解和查證，茉莉的故事終於被還原出來——

茉莉出生在中國內地山區的農村，她的母親患有精神疾病。每次發病，父親和哥哥就會把母親關起來，有時候父親還會打母親。

可以想象，這樣的家庭環境下長大，茉莉不可能幸福。

可憐的是，到了十多歲，茉莉自己也出現了精神症狀，精神疾病顯然從母親那裏遺傳給了茉莉。她會自言自語，會自笑，有的時候還會做一些危險動作。

到了成年，茉莉決心離開家到上海打工，視她為包袱的父親自然爽快地同意了。

茉莉長得清秀，在衡山路的一個咖啡館做了服務員，而帶茉莉看病的外國人John（化名）正是在咖啡館遇到的她。

茉莉端上咖啡時，較真的John看伊長得小樣（年紀小），找到咖啡店老板，非要教訓老板不能非法雇傭童工，還撥打報警電話。民警趕來，查明了真相。John就這樣認識了茉莉，然後成了經常聊天的朋友。

單身的John和母親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有時候因為工作要回到英國，John就請茉莉到家裏照顧和陪伴老太太，一樣給工資。John的母親也很喜歡茉莉，教她英文和鋼琴，而茉莉則稱呼老太太為“外婆”。

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後，茉莉又發病了。醫院住院需要法定監護人簽字，茉莉不得不通知父親到上海來。

雖然到了上海，茉莉的父親不願意讓她住院，理由是“沒錢”，然後就回了老家。

John不忍看到茉莉的一生就這樣因為疾病沒有得到及時治療而毀掉。他去了茉莉的老家說服她父親簽字住院，但得到的回答卻是：“我兒子結婚買房還缺錢。”

後來茉莉的父親終於同意到上海簽字，條件是“隻簽字不負責別的”。這背後是不是得到了John的“資助”？我猜是有可能的。

經過兩個多月的住院治療，茉莉的病情控製了，可以出院了。出院也需要監護人簽字，父親又來了一趟上海。精神疾病患者出院後仍然需要長期服藥控製病情，這跟高血壓糖尿病的控製是一個道理。

一聽說要吃藥，茉莉的父親馬上又聲明“我沒有錢給她吃藥”。

這下John又急了，他準備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爭取獲得茉莉的監護權。John不愧是個中國通，他想到求助於婦聯，看婦聯能不能幫助她獲得茉莉的監護權。

婦聯也非常重視這個情況，把茉莉的父親、John叫到阿拉（我們）醫院，大家坐下來談談。討論到最後，茉莉的父親同意暫時將監護權交給John。

茉莉出院，留在上海，繼續住在John的母親家，直到老太太去世。茉莉英語考了六級證書，鋼琴也考了級，現在是一名鋼琴老師。

茉莉的故事讓我久久難以忘懷。精神疾病在阿拉社會中受到的歧視到今天還是很嚴重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精神分裂症是可以治療的。

要消除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視，不是一個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法律、社會各方麵的人給他們支持。即便他們自己想就醫，但治療以後回歸社會的時候，如果學校不接納，單位不要，那麽病人的生存還是很艱難。我就遇到過一些單位在雇傭員工時，非要我們醫生開一個病人精神疾病已經治愈的證明。這怎麽開？精神疾病本身沒有治愈的概念。

精神疾病患者需要理解與寬容，讓人欣慰的是，這些年茉莉她堅持服藥，定期到醫院複查，生活過得不錯。

老公把老婆送到醫院，說她“非常不正常”

下麵要講的這個故事，也可以說是我自己職業生涯中的一個“教訓”。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在發病期，法律上是被限製民事行為能力的，比如說你要簽字買房，不可以，你要辦入學手續，不可以，他的這些權利都轉移到法定監護人的手上。而有人就借這個法律規定，去做一些可怕的事情。

一個人如果沒結婚，法定監護人是自己的父母，如果父母去世了就是你的直係的兄弟姐妹。如果你結婚了，那麽你的監護權就變成了你的老公或老婆。

多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值班，夜裏12點多，阿拉急診室的安靜被刺耳的吵鬧聲打破。一群人扯著一個女人，大冷天，女人隻穿了一套棉毛衫褲，頭發淩亂、大喊大叫。

送她到醫院來的人當中，有一個中年男人是她老公，也是一家企業的老板，女人是老板娘，而其他人則是公司的員工。

女人看起來情緒失控，一直說自己老公有婚外戀，說她被監視，種種症狀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表現。而我向她老公和身邊其他人了解，都說女病人神經過敏，非常不正常。我根據這些因素，將女人診斷為精神分裂症，收治住院。

第二天查房，其他醫生也同意了我的診斷。

到了第三天，阿拉主任查房。他在床邊給女人做了精神檢查，最後跟我說：“我不同意你的診斷。”

但凡涉及到夫妻之間的關係，比如老婆懷疑老公有外遇，老公懷疑老婆有外遇，我們稱之為“嫉妒妄想”。主任說：如果嫉妒妄想的情況涉及利益關係的，這種病人要反複去詢問病史，不是反複詢問同一批人，而是要反複詢問不同的人。

我當時心裏有些不服氣，但還是按照主任的要求，去尋找女人更多的相關人——找到了女人在上海的弟弟，他弟弟也說姐姐平常就不正常。

主任卻說，還要找到她的父母。

我把女人的父母從外地叫到上海，這一問，父母堅決否認自己的女兒精神不正常。兩個老人說，要是不相信他們的話，可以找女兒在外地的另一個弟弟，她把搜集到的老公出軌的證據都給了這個弟弟。

等這個弟弟到了醫院，我們看到了觸目驚心的真相——女人的老公不僅收買了自己的員工，還成功收買了在上海的“小舅子”，讓身邊的這些人一起來編造女人的病史。而老公的目的就是讓女人被診斷為嚴重精神病患者後，好讓他隨心處理一切。

事後領導非常嚴厲地批評了我，我自己也從不敢忘記這次教訓。

阿拉醫生在診斷時需要大量的病史，而描述病史的往往是送病人來的監護人。通常而言，醫生總歸是相信家人的話，但在有利益關係而又出現“嫉妒妄想”的時候，真的需要長個心眼。

如果阿拉不多留心，這個世界上可能就會多一個悲慘的人。

我很感謝主任對我的批評。這件事情以後，我遇到涉及“嫉妒妄想”、涉及到家族性企業裏的夫妻關係，我一定要把女方或男方的直係家屬叫過來，如果單位同事能過來那就更好了。

阿拉精神科醫生，有時候真的可能是多種身份，甚至要幹警察的活。不僅需要掌握醫療技術，還要有很多社會經驗。

15歲，她的手臂上有幾百道血痕

阿拉是成人專科醫院，按道理講，不接診未成年病人，但這位15歲的姑娘掛了我的號，她說之前看到過我做的青少年問題的科普節目，覺得我講得很好，所以堅持想要找我看病，於是我同意了。

就叫她小江吧。第一次看到小江，給我印象是比較邋遢。小江短發，但問題是頭發全在前麵，根本看不到她的臉。我說：姑娘，你能不能把你的“門簾”拉開一點，讓我看看你的樣子？她撩開頭發的時候，我看到她小臂上滿是傷痕——有的傷痕是陳舊傷，已經結痂，有的很新鮮，帶著血，總共大概有幾百條大大小小的傷痕。我問她，她說都是自己割的。

自殘是青少年抑鬱症患者中比較常見的症狀。小江說，她有時候想死，有的時候不想死。

過去精神疾病治療的理論認為，碰到有消極和自殘行為的人，醫生盡量避免提TA

的傷心事，但現在的理念認為——我們一定要直麵死亡，討論生命的價值，這很重要。為什麽要討論？因為我們既然與活著的你見麵了，那麽就要去尋找活著的支撐點，找到一些線索，幫助病人將支撐他活下去的意念放大。

所以阿拉現在提倡跟來訪者去討論死亡這件事情。

多次的治療後，小江的人生經曆在我麵前展開。

小江母親前幾年生病去世，父親再婚生了個弟弟。現在她跟父親一家以及奶奶一起住。小江說，母親去世的那一刻她喪失了一切，在這樣的家庭裏，小江覺得自己是一個局外人。

家人的確沒有給小江帶來溫暖。有一次小江給自己最愛的寵物狗過生日，盡管狗狗不能吃蛋糕，她還是買了一塊小蛋糕，為狗狗點上蠟燭。但她在小房間裏的“儀式”被奶奶看到後，換來的是數落和批評。

那天晚上，小江在自己的手臂上又添了幾道傷痕。

我問小江，這些傷痕不致命，說明你還有活下去的意願，你最在乎的是什麽？

她告訴我，一年中有三天是她最在乎的，一個是清明節，一個是冬至，還有一個是媽媽的生日。

小江說，媽媽去世前給她留下的期待，是希望她成為優秀的畫師。小江在一所藝術類中學裏讀書，無論文化成績還是美術成績都很好。

但小江說：“有的時候我覺得就算成為畫師，媽媽也看不到。”

從小江的描述中我可以看到，她根本搞不清楚生和死的意義，她隻是覺得活著沒有意義而已。

我說，人類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作為一種生物的最基本的支撐，就是要繁衍後代，你是你媽媽在這個世界上可能存活下來的唯一的一個遺傳的信號。

小江差不多每個月來一次我的門診，我們會進行這樣的談話。同時我給她開藥，要求她堅持服藥。大概五六個月以後，小江再次來我的門診，她主動說最近考試了，考得還挺好的，那天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劉海稍微剪短了一點。我告訴她，一切都很好，接下來還需要減肥。

那次我問她，除了當畫師，還有什麽願望。小江說她想離開家，自己生活。我說你要離開家自食其力，就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必須先要有一份像樣的畢業證，初中文憑肯定是不行的，必須具備一些資質。小江回答我說，她會去努力的。

我再問她，這個月你有沒有出現過自殘的情況，她給我看她的手臂，傷痕明顯比之前要好一點，說明自殘的次數開始減少了。“我努力忍著，實在屏不牢（忍不住）的時候我才會割一刀。”

這一次就診，小江給我寫了一封信，上麵寫：“曾經我反駁了所有人的安慰，你卻說動了我。我似乎看到了那麽一絲的光。”她還送了我三本書。

作為醫生，能夠安安靜靜地對待一個病人，對於我來說也是很幸福的感覺，像對小江的治療，效果很好，我自己也很有收獲。隻是我們平常門診量太大了，沒有辦法給每位病人足夠的時間。

小江的這個故事也讓我看到了我們中國人生死教育的缺失。我們希望讓孩子們從小就知道，生命是可貴的，當我們擁有生命的時候，我們應該盡自己所能活得“舒服”，努力去拓展生命的寬度，延長生命的長度。同樣，死亡也是需要得到尊重的。

我們平常就要接觸死亡這個概念，這樣真的當死亡來臨的時候，我們也能無懼、安靜地去接受死亡。

每個人都有生的喜悅和死的恐懼，麵對這些“喜悅”和“恐懼”的時候，我們應該學著去接納它們。生命的長河是一個又一個色彩的延續。每一個個體，不論是已經離開的，還是現在或未來的，都有自己的位置，並構成了整條軌道的繽紛。

一個成功人士，為何“生不如死”

患者D先生從外地到上海來創業，事業發展得很好，剛結婚不久，在別人眼中，一定是春風得意。

可是隻有他自己知道，從半年前開始，他就生病了。最開始是加班比較勞累的時候，他會感到有點心慌，但是沒當回事就過去了。

某一天，D先生在網上看到一則新聞，講的是一個年輕人猝死。他開始擔心自己會不會猝死。這個念頭跳出來之後，D先生也曾自我開解，他想，他每年做兩次體檢，報告顯示自己很健康。

但這種開解並沒有持續太久，自從“猝死”的念頭進入他的腦子後，他就特別害怕想到“死亡”這個詞語，他每次想到這個詞語的時候，馬上就要說“呸呸呸”或者“長命百歲”來抵消這個不吉利的念頭。

D先生自己意識到了自己的異常，於是他又上網查資料，看到了一個叫“驚恐障礙”的詞語，他看完之後也覺得自己不是這麽回事，但是腦子就不斷出現“驚恐障礙”，揮之不去。

隨著這些對他而言非常可怕的詞語頻繁地出現在腦海中，D先生從念一句“長命百歲”，發展到要用動作來抵消——比如說他摸摸胸口，表示我這心髒沒問題。

類似的動作越來越多，他無法控製，但又害怕別人會發現自己的反常。這些想法導致他一出門就開始緊張。

事業上，D先生要維持著正常的工作，但這個時候他必須付出更大的力氣，才能保持“正常”。這樣的日子被D先生形容為“生不如死”。他說，他每天在辦公室裏要花差不多一半的時間來對抗那些念頭。

後來他擔心的東西內容越來越多，但整體都和健康有關。比如他偶然聽說一個年輕人患胰腺癌時間不長就去世了，他開始擔心自己也得胰腺癌。理智告訴他這不可能，但他還是忍不住到醫院做了檢查，體檢報告反映身體好好的。

最終，D先生實在受不了，終於邁出了來看精神科門診的一步。

他來的時候已經病了半年了，他給我看過去的照片，人已經比過去消瘦很多。

我給他配合藥物做了心理治療，治療半年後有了明顯的好轉。

事實上D先生的這種症狀屬於強迫症，臨床上很常見，老百姓一般也覺得這種表現似乎有問題，但不知道這是一種心理疾病，更不知道是強迫症，因為很多人對強迫症的認識可能局限於反複關門、反複洗手等更常見的表現。

現在很多人會拿“強迫症”這個詞開玩笑，真實的強迫症是很痛苦的。9

成以上的強迫症患者自己知道自己不正常，身上出現的這些強迫行為或者強迫思維，他本人知道是沒必要的，也不應該的，但是控製不住。

強迫症屬於精神障礙，相對於精神分裂症等疾病來說是一種輕度的精神障礙，我們更願意把它稱為心理障礙。

強迫症的出現有性格基礎和環境因素。

比如D先生，他告訴我他的公司這幾年成長速度很快，大老板對他非常認可，但是又給他很高的期望，他感到壓力很大。

聽到別人猝死，是一個激發事件。在壓力情況下又有這樣一個激發事件，讓他產生恐懼感，這恐懼感逐漸變成一種慣性思維。實際上，是他應對恐懼的方式錯了——他想要掌控，但又超出他的掌控範圍，這讓他陷入了恐慌。

信息爆炸的時代，每天都麵臨大量的信息轟炸，每個人無論主動還是被動接受，或者接受這些信息以後的反應、理解信息的角度都不一樣，有相當一部分人可能因此受到負麵影響。

性格基礎也很重要——從專業的角度去看，D先生從小做事就非常認真仔細，從小是學霸，在別人眼中是一帆風順。但他卻說，他一點都不想當學霸，做學霸或者努力學習就是為了讓父母開心。他的父母是高級知識分子，雖然嘴上說對他沒有太高的要求，其實對他有很高的期望。

父母給孩子的壓力是無形的，父母老覺得我也沒要求他什麽，其實你沒要求就已經要求了。

講到這裏可能會有人問怎麽預防這些心理疾病。除了孤獨症、精神分裂症等生物性因素更明顯的疾病以外，平時及時地疏泄自己的壓力和負性情緒，保持健康的生活規律和行為習慣，可以在很多程度上對心理疾病進行預防。

當學霸的孩子，身背兩座大山

講到父母給孩子帶來的壓力，我還記得一個大學生患者。

這個男孩子正在名校讀書，本來成績非常好，但家長陪他來看病時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抑鬱症狀，有自殘，也有過自殺的行為。

我問他，爸爸媽媽對你是不是有很高的要求？大學生搖搖頭說父母也沒什麽要求。我再問父母，父母也說沒要求他什麽，愛怎麽學就怎麽學。

我接著問父母二人是做什麽工作的，他們都是名校畢業，高級知識分子，做著非常受人尊重的工作。

我聽了父母的介紹，對男孩子說：你這身上背著兩座大山呢。說完這句話，他先是吃驚地看著我，然後拚命點頭。我接著說，是不是感覺無論怎樣努力也超越不了爸爸媽媽？說到這裏，男孩子哭了起來。

這個時候，我請大學生的父母暫時離開診室，我單獨和他聊聊。而這次談話，他終於坦誠了自己心裏的壓力。

這樣的孩子我在門診見得蠻多的，其中不少留學生。

父母都是高級知識分子，理智上他們不會故意給孩子壓力，但客觀上，這些家庭裏父母和孩子的情感交流比較少，如果說有交流就是問成績怎麽樣，一聽成績很好就不再關心孩子其他方麵的需求。比如孩子心裏有沒有委屈的時候？這些他們不太關注。

而且有些父母雖然沒有明確給孩子要求，但生活中表現出過度的自信，孩子是能感受到的。比如說孩子有進步的時候，父母是不是真的讓孩子感受你對他的認可？還是說你傳遞的信息是：我小時候也這麽好，這沒什麽不得了的。孩子是非常敏感的，其實父母的語言，或者一個細微的動作，可能就把孩子的努力全都抹殺掉了。

就算父母親沒有給孩子太大的壓力，周圍人的評價對於這種家庭的孩子也是壓力。周圍的人會說，你父母是清華北大畢業的，所以你也應該優秀。

我們很多家庭中，孩子的物質需求得到極大滿足，情感需求卻極大缺失，孩子失去了快樂的感覺，怎麽會不生病呢？

孩子的需求要適度滿足，一定不是全都滿足。另外更重要的是情感滿足，而不是物質滿足。過度的物質滿足而缺少情感的話，還不如物質不滿足。

對家長來說，要多做少說，多聽少說。語言的溝通，肢體的接觸都有助於孩子的心理健康。每個孩子都是不一樣的，你可能會說做父母太難了，是的，做父母是一門學問，每個人都是在摸索著學會做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