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我無法一生愛一人，現在還是做不到，出軌怕道德譴責，嫖娼怕朝陽群眾，引刀自宮，怕自宮之後還是寫不出《史記》被周圍人嘲笑。”——馮唐
說到嫖娼，可能很多人第一時間會想到朝陽群眾。畢竟，在舉報黃賭毒問題上，朝陽群眾的精準快速打擊是出了名的。
但這次，和這個詞匯聯係在一起的，是地方政府部門。
大約從昨天開始，浙江三個多月行政處罰18萬次賣淫嫖娼的消息在網絡上傳了開來。
事情起源於豆瓣的一個帖子。11月24日，豆瓣一小組有成員發帖：
在浙江政務服務網的行政處罰結果信息公示中，將“嫖娼”輸入“案件名稱”一行，顯示截至11月24日發帖時，浙江三個多月有18萬多條關於賣淫嫖娼的行政處罰案件結果。準確來說是182695條。
把列表頁麵跳到尾頁，尾頁日期是8月8日。
於是，“浙江三個多月抓了18萬涉嫖人員”，震驚網絡。根據2019年浙江省人口主要數據公報，2019年末，浙江全省常住人口中男性為3004.7萬人。另外，16-59歲的人口占總人口的65.3%，按這個比例粗略算下來，浙江16-59歲的男性約為1962萬人。
這意味著，如果不考慮屢犯人員，平均每107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在此期間因賣淫嫖娼被處罰。當然，剔除屢犯人員是不公正的，這些人甚至不在少數。不過數字還是超出人們想象。
有媒體在26日求證浙江省委宣傳部，得到的回應是：可能是數據統計出了問題，肯定沒這麽多，目前有關部門正在調查。
主編有態度（微信號：zbytdya）27日重新進入浙江政務服務網，發現截至27日16時，涉嫖記錄增加至182737條，更新了27日的數據。尾頁的處罰日期從8月8日變更為2015年11月27日，恰好是五年前的今天。
主編有態度（微信號：zbytdya）就此事致電浙江省委宣傳部，工作人員回應稱此事他們不知情，需要聯係新聞處。主編有態度多次撥打新聞處電話，一直未接聽。
一個合理的猜想是，浙江在接到媒體反映後，更正了網站信息。18萬多條記錄是在5年的時間裏積累的，並不是在傳言的3個多月的時間內。
主編因此找到了豆瓣網友貼出的“尾頁”最後一條記錄“瑞公(安)行罰決字[2020]03125號”，確實發生在2020年8月8日，它此時已不在尾頁中。
這樣看來，這似乎是一場工作人員疏忽導致的烏龍。
5年時間，18萬多條涉嫖記錄，如果繼續搜下去，還能搜到437923條涉賭記錄、140018條吸毒記錄……這麽多條信息，一條條登記在冊，還得保證不出紕漏，很不容易。此刻應該給負責登記的工作人員小哥加雞腿，辛苦了。
有人問，這76萬條黃賭毒記錄，是浙江的汙點嗎？
有一種觀點是，這非但不是汙點，還要給浙江的信息公開點讚。
這部分網友舉一反三，說：我們不但要看到這些曾被隱藏的驚人數字，更要看到浙江在政務服務方麵一直走在全國前列的原因。
也就是說，這部分網友們認為，浙江這麽大費周章地公布涉嫖信息，是一種政務信息公開透明的表現。行政處罰信息公開中，這264232頁、4491938條記錄，能起到督促公正執法的作用，還能淨化社會風氣。
這些點讚的網友裏，或許還包括律師。比如，北京驊之韜律師事務所董晶晶律師就在接受某媒體采訪時說，執法結果的公開是現行法律規定對行政處罰的要求，這也更加便於社會公眾對行政執法的監督，特別是國務院辦公廳早在2019年4月17日印發的《2019年政務公開工作要點》中就指出，應該推進行政執法信息公開。
但也有網友表達了另一種擔心：賣淫嫖娼處罰結果的公開有一定的特殊性。這是否侵犯了個人的隱私權？
上述律師認為，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立法目的是為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規範和保障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職責，而非是將被予以行政處罰的人永遠地釘在恥辱柱上。
因此，浙江省此次對處罰結果的公示尺度也注意了平衡與把控。
比如，11月25日一條記錄顯示：2020年10月30日0時許，趙某峰、胡某花在天台縣禦龍灣水上樂園內賣淫嫖娼被天台縣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民警當場查獲。王才龍作為天台縣禦龍灣水上樂園的負責人，對發生在本單位的賣淫嫖娼行為放任不管，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製止。
記錄詳細交代了時間和場所，主編有態度（微信號：zbytdya）注意到，公布全名的均為放任賣淫、嫖娼活動的場所提供者，而對交易雙方隱去了全名。
綜上，浙江政府部門應該是考慮到了隱私權的保護，從而在信息披露上，做到了相對謹慎，我們應該適當予以包容。
畢竟，浙江的政務服務能力一直都是很優秀的。中央黨校電子政務研究中心發布的《2020省級政府和重點城市網上政務服務能力調查評估報告》顯示，在全國32個省級政府中，浙江在2019網上服務能力總體指數上，以96.73的高分與廣東並列第一；在32個重點城市中，網上政務服務能力排行榜前五席浙江獨占兩席（杭州以96.45分排第二，寧波以95.28分排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