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從目前可知的公開信息和媒體報道中，胡懷邦涉及王三運、中國華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葉簡明以及曾任甘肅武威市委書記的火榮貴等三案。
- 28月1日，有消息稱胡懷邦的妻兒亦被帶走配合調查，其子胡嘯東現任恒豐銀行資產管理部副總經理。據稱，胡的問題“或許不止是涉及王三運和葉簡明案這麽簡單” 。
- 3恒豐銀行窩案亦涉及頗廣，上月剛被判了無期判刑的貴州原副省長蒲波，便與之有關。胡懷邦的妻子與兒子應當也被同步查問，但胡嘯東是否涉及恒豐銀行案，目前還未知。
《財經》記者 俞燕/文 袁滿/編輯
該來的，都會來的。
九個月前（2018年10月11日），央視報道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原副主任委員、甘肅原省委書記王三運受賄案庭審時，一個幾秒鍾的鏡頭掃過，卻讓金融界為之一震：畫麵上出現一個業界如雷貫耳的名字——胡懷邦。
九個月後，在七月的最後一天， 這個名字再次出現了，卻是在中紀委國家監委的公告中。此時，距離他退休正好十個月。
7月31日，中紀委國家監委發布公告稱，國家開發銀行（下稱“國開行”）原黨委書記、董事長胡懷邦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在接受中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胡懷邦，成為今年七月以來第六位落馬的金融業人士、今年以來被查的第一個國有金融機構一把手，更是第一個副部級金融高管。
胡懷邦落馬揭開了國開行涉及腐敗案的蓋子。這也是繼華融資產管理公司（下稱“華融”）原董事長賴小民之後，金融圈反腐的又一重磅之作。當天，國開行官網發布了“堅決擁護中央對胡懷邦進行審查調查的決定”的表態文章。
從目前可知的公開信息和媒體報道中，胡懷邦涉及王三運、中國華信能源有限公司（下稱“華信”）董事會主席葉簡明以及曾任甘肅武威市委書記的火榮貴等三案。
8月1日，有消息稱胡懷邦的妻兒亦被帶走配合調查，其子胡嘯東現任恒豐銀行資產管理部副總經理。據稱，胡的問題“或許不止是涉及王三運和葉簡明案這麽簡單” 。
此前據多家媒體報道，恒豐銀行窩案亦涉及頗廣，上月剛被判了無期判刑的貴州原副省長蒲波，便與之有關。《財經》記者從有關渠道獲悉，胡懷邦的妻子與兒子應當也被同步查問，但胡嘯東是否涉及恒豐銀行案，目前還未知。上述信息尚待權威機構確認。
在國開行25年的曆史上，不乏“落馬”者。稍早一些的是原副行長王益。2017年是原監事長姚中民獲刑，今年其原秘書、原行務委員郭林亦被立案。此外，去年還有另一名行務委員以及廣東分行行長一家受賄。在胡懷邦落馬之前，國開行山東分行行長鍾小龍自殺，似乎透出涉案背後的寒意。
今年1月，“加大金融領域反腐力度”首次被單獨提出並列入中紀委國家監委《公報》反腐任務。今年以來，金融業“打虎、拍蠅、獵狐”動作不斷，幾乎涵蓋各種金融機構形態。在肅清賴小民在華融的流毒之時，與胡懷邦有牽涉的國開行又將打落幾隻虎、拍下幾個蠅、獵下幾頭狐？
“精通官道”的學者
在金融圈界人士眼裏，胡懷邦是“履曆很漂亮”的高管。
河南省鹿邑縣，是道教鼻祖老子的故裏，也是胡懷邦的出生地。1974年，19歲的胡懷邦走進鹿邑縣馬鋪公社，當了一名辦公室幹部，後來又成了當地衛生院副院長。
高考恢複後，胡懷邦考入吉林大學經濟係政治經濟學專業，成為靠知識改變命運之人。日後吉林成為胡懷邦的重要人脈根據地之一。
據財新報道，被帶走的國開行原市場與投資局投資業務二處處長陳曉波、自殺的山東分行行長鍾小龍，以及正被調查的國開行高級專家、原吉林分行行長劉洪濱（財新報道為劉洪斌），皆與吉林有關。
1982年8月，27歲的胡懷邦揣著一紙畢業證，進入陝西財經學院（現為西安交通大學經濟金融學院）物資係，成了一名老師，兩年後升為係副主任。
胡懷邦執掌陝西財經學院物質係時，曾以一篇《關於物資流通勞動生產性質的探討》 , 獲得中國物資流通學會1986年度一等獎和陝西省優秀社會科學成果獎。在這一年，他晉升為講師，1988年12月又破格升為副教授。
1992年11月，胡懷邦遠赴加拿大馬尼托巴大學，研讀碩士學位，做高級訪問學者，並在溫尼伯商品交易所研修期貨交易理論與實務。
一年後回國，胡懷邦進入學院管理層，擔任院長助理兼教務處處長，並當上了碩士生導師。1994年4月升為教授，並在三個月後升為副院長。
從本科畢業到教授乃至副院長，胡懷邦隻用了12年，速度不可謂不快。
1996年9月，胡懷邦考入學院金融係貨幣銀行學專業讀博士，1998年獲得金融係經濟學博士學位，是著名經濟學家和金融教育家江其務教授的學生。其同門師兄弟還有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總裁王廷科、銀保監會副主席王兆星、證監會原副主席莊心一、中再集團原董事長劉京生等人。
在胡懷邦讀博士的第二年，他的職業軌跡又有了新變化。
由央行、工農中建交五大行、老人保、中國國際信托和光大金融公司等九家金融機構聯合組建的中國金融學院，在成立十年後（1997年），迎來了一位操著河南口音的新的常務副院長胡懷邦。
42歲的胡懷邦，在打拚了15年之後，從古都西安來到京城，開始了人生新曆程，也進入了職業的快車道。從中國金融學院常務副院長到一把手僅用了兩年。
作為央行係統內院校的一把手，胡懷邦也順理成章地進入央行係統。2000年西行來到天府之國，出任人行成都分行副行長。
一年後，胡懷邦重返職業生涯的起點西安，隻不過，這一次的身份是人行西安分行行長，同時兼國家外匯管理局陝西省分局局長，實現了大區分行一把手的躍升。
在央行係統幹了三年，正逢原銀監會成立，胡懷邦又一次轉換頻道，進入原銀監會，於2003年7月出任監事會工作部主任，一年半後任紀委書記。
彼時，據媒體報道，胡懷邦在任職原銀監會紀委書記時，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將原銀監會的履職問責上升到製度層麵，牽頭完成了《履職問責試行辦法》。相繼推出了“約法三章”、“三項清理”和“履職回避”等重大舉措，以製度製約監管權力，防範監管權力被濫用。
現在回頭來看，不由令人喟歎。中央一再要求“不忘初心”，那是因為有的久踐高位者，早忘了當年的初心。
2007年9月，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中投公司”）成立，彼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樓繼偉任首任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時任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的高西慶任總經理。剛剛在原銀監會幹了兩年紀委書記的胡懷邦，則再一次轉換頻道，出任黨委副書記、監事長、紀委書記，成為中投初創期的“七劍客”之一。
整整一年後，胡懷邦再次實現職業生涯的躍升，也轉換了角色，從銀行和中投公司的權力“看門人”，變為握有經管實權、同時又受到監管的銀行高管。
2008年9月，交通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蔣超良調任國開行副董事長、行長。胡懷邦作為繼任者，成為交行新一代掌門人。
綜觀胡懷邦的職業生涯，除了早年在陝西財經學院任職較久，算是人生的積累階段，其後幾次轉換頻道都是“短平快”地實現了職位的擢升。比較有意思的一點是，他都是在原銀監會和中投公司初創期便加入，成為這兩家機構的元老。
在職場上，加盟一家新成立的機構或企業，既意味著機會，也蘊含著未來的不確定性，很考驗判斷力。後來的事實證明，風格嚴謹、做事喜歡規劃並有超強執行力的胡懷邦，很好地把握住了每一次機會。
交行時期和國開行時期，是胡懷邦待得最久的金融機構，作為一把手分別執掌了五年。
正是在這兩個階段，為他日後的落馬埋下伏筆。
執掌交行：弄潮綜合經營
既有多年金融高校積累的理論知識、又有海外遊學近距離觀察國際金融機構運作的經曆，又有在央行大區分行的基層金融管理經曆，同時還有作為監管部門和中投公司的“權力籠子看門人”練就的細致和判斷能力，彼時胡懷邦在人才濟濟的金融圈，其綜合分不輸同儕。
無論是執掌交行還是國開行，胡懷邦接手之時，都正逢時代的風雲際會。
胡懷邦南下接掌交行是在2008年，金融業麵臨一場巨變——國際金融危機呼嘯而來。
這一年也恰值交行百年。外部環境如此嚴峻，交行的業內處境也不容易，前有四大行的頭部優勢，後有股份行追擊，時有被趕超的危機感。雖然作為綜合經營試驗田，當時交行遠未完成金融全布局。
在人們的印象中，交行既不如純國企那樣占盡政策紅利，又遠不及股份製銀行靈活，像一塊“三明治”。
管理一家企業，戰略定位非常重要。按照“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的說法，管理就是界定企業的使命，並激勵和組織人力資源去實現這個使命，界定使命是企業家的任務。
胡懷邦上任後推出的新三年計劃（2008-2010年），把交行定位為“綜合優勢領先的全能型現代化金融企業”，在做大做強銀行主業的同時，通過並購等手段完成金融領域的布局。
在原銀監會和交行時期，胡懷邦被外界認為是思想開明的領導者和“中國金融圈內市場改革派的堅定支持者”。吳雨珊著的《開發性金融創世記》提到，胡懷邦在交行的老部下評價，他對銀行風險有著很好的預判、管理和化解能力。
一個表現是，2008年危機發生後，國際金融巨頭們要麽倒掉，要麽收縮海外戰線。吳懷邦卻反其道而行，逆勢推出國際化和綜合化的“兩化戰略”。彼時這一布局在行內頗多爭議，但日後反而為交行搶得先機。後來，交行又把跨境人民幣業務列為交行強化海外業務優勢的突破點。
胡懷邦執掌交行期間，一直力推混業經營。2008年初，原銀、保監會聯手的關於商業銀行投資保險公司股權問題的請示文件（“160號文”）獲批，次年交行便遞交了收購原中保康聯51%股份的申請，最終拿下銀行業的首張保險牌照，便是如今的交銀康聯人壽。
其後，交行又把基金、證券、信托、金融租賃、財務公司等非銀金融牌照收入囊中，這些非銀金融業務逐漸開始反哺交行。
胡懷邦執掌交行五年間，交行資產規模增長了3萬億元，不良貸款率則從2%壓縮至0.92%。
在交行時期，無論是交行內部還是媒體，對其評價都還不錯。曾對交行有深入了解的吳雨珊，在《開發性金融創世記》中寫到，當時交行員工認為吳懷邦為人質樸、平和沒架子，有氣度，從善如流，能欣賞耿直而有才的部下，提拔幹部也很注重程序規範。
在交行時期，胡懷邦也被認為並沒有刻意鑽營官場之道。不過，從此前央視所報王三運案的信息來看，在交行時期，他已與王三運和葉簡明有了尋租之舉。而王三運之子王暢，在其執掌交行時擔任他的秘書一年多。
執掌交行讓胡懷邦獲得了執掌大行的履曆，為他日後坐鎮國開行鋪就了坦途。尤其是其力推綜合化經營戰略的經曆，被當時業界認為是其得以執掌國開行的重要加分項。
胡懷邦再次返回北京時，一口的河南鄉音消減了不少，普通話已頗為字正腔圓。等待他的，有鮮花更有荊棘。
主政國開行：三步化解改革難題
胡懷邦接手交行的那一年，國開行完成了股改，更名為國家開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開始了商業化轉型之路。
胡懷邦從國開行原董事長陳元接任時，國開行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開發性金融機構、國內最大的中長期信貸銀行、最大的債券銀行，以及最大的對外投融資合作銀行。此外，已攬得“投、貸、債、租、證”五證，金融航母廓然成形。
2013年4月18日，胡懷邦和陳元雙雙出現在國開行2013年一季度工作會議現場，胡懷邦表示，將對陳元時代的國開行戰略定位、發展方向、經營重點等內容，采取“保留、延續、承繼的態度”。
對於胡懷邦來說，擁有7萬多億資產體量的國開行，自然是比交行更大的平台。但他麵對的環境，亦迥異於交行。在交行的管理經驗和處世之道，在國開行未必行得通。這大概也是外界對於胡懷邦在交行和國開行時的評價兩極化的原因。
這一年正值政府換屆，五年1000萬戶的棚戶區改造計劃推出，新一輪城鎮化進程開啟。年底“一帶一路”倡議推出。作為開發性金融機構，這些都是國開行莫大的發展新機遇。
還沒來得及嚐到新機遇帶來的驚喜，上任僅兩個月，胡懷邦倒先經曆了一把“錢荒”的驚嚇。當時錢荒到什麽程度呢？連國債都流標了，一些銀行甚至停貸。
作為曾在央行係統曆練過的金融高管，胡懷邦很明白，這場“錢荒”對於作為最大的中長期信貸銀行和債券銀行的國開行，意味著什麽。
在當年的第二季度工作會議上，胡懷邦指出，該事件折射出國開行的債券銀行模式受到了挑戰，這正是國開行彼時的困局。
另一些困局還包括，隨著地方融資平台風險積聚，監管部門開始嚴控地方債規模擴張，而國開行以往的BT（建設—移交）融資方式也麵臨挑戰。
最大的問題乃至問題的根源或許在於，國開行如何定位，是繼續走商業化之路，還是回歸政策性銀行？
事實上，自國開行成立以來，關於其姓“商”還是姓“政”，業務範圍尤其是政策性業務的如何厘定邊界，一直伴隨其發展曆史。
胡懷邦到任七個月後，“開發性金融”首次出現在中央全會上。在胡懷邦執掌國開行正好一年之際（2014年4月），在國務院第43次常務會議上，開發性金融正式與國開行聯係在一起，確立了開發性金融要依托國家信用、服務國家戰略、資金運用保本微利。
2015年3月20日，成立21年的國開行收到國務院對其深化改革方案的批複，其被明確定位為開發性金融機構。要“在政府與市場之間架起橋梁，把財政力所不及、商業資金不願介入的開發性領域培育成市場成熟、商業可持續的領域，進而經濟發展的瓶頸，服務國家戰略，被視為具有中國特色的開發性金融模式”（語出吳雨珊《《開發性金融創世記》》）。
對於初來乍到的新掌門人胡懷邦來說，這個定位如同為這艘金融航母裝上了新羅盤。
定位明確後，胡懷邦開始在國開行推行改革。事實上，他到任兩個多月的時候，便已製定了“三步走”戰略。
所謂“三步走”，是指逐步解決國開行的長期債信問題、確立集團架構和推動立法。這些其實也是國開行的老問題，但能不能在任內解決，則考驗掌門人的資源協調能力、各方溝通能力以及係統內執行力，完成了便可成為彪炳千秋的業績。
2015年5月21日，原銀監會給了國開行的債信風險權重長期為零的政策，國開行對於發債資金成本不斷上漲的擔憂得以一掃而空。
對於第二步集團架構的問題，國開行采用了設立事業部的新嚐試。2014年8月成立住宅金融事業部，作為承辦棚改項目的主體，彼時還被媒體稱作這是“中國版住房銀行的前身”。
2016年5月成立了扶貧金融事業部。後來還成立了國際事業部（國際金融局和國際合作局並入）。到2016年底時，國開行已基本形成了以銀行作為主體、事業部與子公司相結合的銀行控股集團架構。
2016年11月，國開行章程通過了國務院審批，雖然沒有實現立法夙願，但也算完成了公司治理上的製度安排。
2017年11月，原銀監會以“2號令”的形式發布《國家開發銀行監督管理辦法》，進一步將其市場定位明確為“堅守開發性金融定位，以開發性業務為主，輔以商業性業務。”
這也意味著，國開行重回政策性銀行的“初心”。隨後，國開行再次將名稱改回舊稱，組織形式變回有限責任公司，回歸政策性銀行的原點。
一年後，發布了國開行監管大法的原銀監會本身亦不複存在，與原保監會合二為一。
在新一輪機構改革大潮之下，無論是政策風向，還是金融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都發生著很多無從預測的變化。正如德魯克所說：“在人類眾多的活動中，唯一一條永恒的規律就是變化”。
胡懷邦上任四年後，其提出的“三步走”已基本收官。此時，距離其作為中組部直管的副部級金融國企一把手的退休線（63歲）還有一年。
2018年9月，胡懷邦在其剛滿63歲的生日月，便宣告退休，且為“裸退”，這一點頗令熟悉國內幹部管理體係的人士感覺頗為詫異。
金融權力幻覺中的蛻變
胡懷邦退休的次月，人們的疑惑有了答案。
2018年10月，王三運案公審。
胡懷邦的名字，在公審畫麵上出現在兩處，分別發生在其任職交行和國開行時期，而指向的關係人則為華信葉簡明。
王三運案發於2017年7月11日，葉簡明則在2018年3月被查。據財新報道，早在2017年10月，中央一些文件提到華信案時，便提到“前交行、國開行主要負責人參與其中”。
葉簡明一度神秘，外界難知其真麵目。
如果觀察一下那些突然發跡的超級富豪，有一批人有一些共同特征：出身神秘，公開信息極少。至於發家起源，一類是以能源起家暴富，一類則以房地產完成原始積累。進而布局龐大的產業帝國，繼而進軍金融業，攬得幾張金融牌照，迅速（基本上都在十年內）構建起富甲一方的產融帝國。
據一些產業界人士透露，在國內能做能源或房地產，必有深厚的人脈和金融資源作為支撐。因此，對於一些意欲進入該領域攬得項目的資本係大鱷來說，以利誘之的攀援大法不時用上派場，攀龍附鳳，餐腥啄腐。
奮鬥了半輩子，靠學識、機遇、眼力、人脈等種種的積澱，一步步從基層坐上大行掌門位置的寒門子弟胡懷邦，在年過半百之時嚐到了手握金融大權的滋味，尤其是在國開行期間，被地方官員追捧、被企業仰望，漸忘初心，迷失在權力幻覺中。
作為能動用數十、上百億資金的金融機構高管，構建“親、清”兩宜的政商關係，在圍獵之時保持底線、保持警醒，並不容易。司馬遷曰：禍因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
一位了解國開行的金融業人士說，和其他商業銀行不同的是，國開行的人多出身自部委和國有金融機構，因此人脈廣、起點高，更近乎官場，不時會在仕途上相互幫襯。
作為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開創者，國開行與地方政府之間亦關係微妙。尤其是一些民生項目或國家級戰略項目落地時，正是當地官員的重要政績和機遇。而這些項目無一不需要金融支持，尤其是成本相對較低又有國家信用背書的國開行的資金。因此有金融業人士感歎，若融資平台、土地財政出問題，多少會牽涉到國開行。
以王三運為例，其主政甘肅時，正值蘭州新區獲批成為第五個國家級新區。
據2013年《甘肅日報》報道，為推進蘭州新區建設進度，國開行甘肅分行規劃先行，參與編製了《蘭州新區發展戰略與路徑》和《蘭州新區係統性融資規劃》，並爭取到國開行總行出台支持新區發展指導意見，明確對該新區支持的重點內容、融資模式和保障措施。
根據報道，在蘭州新區的開發項目方案裏，核心便是土地集中運作，通過市場行為“撬動”商業銀行信貸資金和社會資金進入新區。據統計，國開行僅在蘭州新區落實的授信額度便高達140多億元。
當時主政甘肅的王三運彼時與胡懷邦已是舊識。目前還不知兩人初相逢於何時何地。至少在胡懷邦在交行時期，王三運之子王暢已是其秘書。待王三運調任貴州時，王暢返回上海，進入國開行上海分行，任職處級幹部。
與王三運的親密關係，使得胡懷邦不僅幫襯王，還幫襯王的朋友，比如葉簡明。在紀錄片《巡視利劍》中，王三運交代，葉簡明曾幫王暢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換了大房子。
從央視報道的庭審畫麵來看，王三運受賄案的第一起便是收受葉簡明賄賂的證據，其中有兩項便涉及胡懷邦，一是在其執掌交行時，為華信上海公司入股海南銀行提供幫助，另一項是其任職國開行時，為海南華信公司獲得國開行48億美元資金提供幫助。
從後來公開披露的信息來看，華信在海南銀行的持股比例甚至在交行之上。銀行牌照頗為難得，攬得優質銀行的股權亦殊不易。對於一些資金密集型的企業來說，入股銀行便意味著可獲得貸款支持上的優勢。
因此，獲得銀行股權也成為各方追逐的標的。比如，已成階下囚的財政部原副部長張少春，包括他秘書劉小華在內，曾替一家民企鴻商集團謀求郵儲銀行的股權（未遂）。
這一現象正在受到監管部門的嚴監管。日前 ，銀保監會發布《《商業銀行股權托管辦法》，要求最遲2020年6月底前完成股權確權。一位金融監管部門人士對《財經》記者表示，銀行股權實施托管，股權尋租亂象便可在源頭“紮緊籬笆”。
對於一些企業尤其是民企來說，獲得來自國開行的融資支持，不僅拿到資金，更有參與重大戰略項目的榮耀。 葉簡明2017年接受財新采訪時就表示，華信是有國開行資金支持的，“這不是一般民企能獲得的，所以我們不是單純的商人，而是為國家戰略服務的”。
胡懷邦執掌國開行的次年，國開行便成為華信最重要的貸款行。據財新報道，截至2017年時，國開行為華信提供的授信額度高達420.74億元，占華信獲得的授信總額的68.25%。
但就在胡懷邦退休這一年，華信資產泡沫也逐漸破滅，到年底其到期的債券高達百億元，其中一筆便是用來募資償還國開行海南分行貸款。王、葉、胡三人的命運也各自翻轉。
從2008年到2018年，十年間，胡懷邦先後坐鎮南北兩大行，達到了人生的高光時刻。
胡懷邦執掌交行和國開行時，各自做出了一些成就和業績。但是如羅伯特•希勒在《給金融畢業生的演講》中所說，真正的好金融絕不僅僅是管理風險，還必須是社會資產的看守者和社會價值的支持者。
捫心自問，胡懷邦是否認為他治下的兩大行達標“好金融”的標準？
早在2015年11月，中央第五巡視組對國開行進行專項巡視，在次年反饋情況時，國開行的問題已有所暴露，比如：追責問責“高舉輕放”，失之於寬、失之於軟；鋪張浪費、享樂奢靡問題突出，辦公用房嚴重超標，在多地建高檔豪華賓館，閑置浪費嚴重；公款吃喝、違規購買禮品、公車私用；執行組織人事紀律不嚴格，存在因人設崗、“帶病提拔”等現象；信貸、采購、工程建設等重點領域存在廉潔風險和道德風險。
其中，巡視組收到涉及一些領導幹部的舉報信。
此時距離胡懷邦退休尚有兩年。其後兩年，不斷有國開行係統的高管落馬。
2017年8月，國開行原監事長姚中民以受賄逾3600萬元獲刑14年。今年2月，他的原秘書、已經退休兩年多的原行務委員郭林，也因違紀問題被立案審查調查。
2018年9月，另一名原行務委員、專家委員會資深專家李葆瑜因受賄1591萬元，獲刑11年。
2018年10月，國開行廣東分行行長吳德禮的妻子、國開行北京分行退休幹部冷慶雲，以及兒子吳昊分別以受賄罪獲刑四年和八年。吳本人亦被“雙開”，該案尚在處理中。
今年1月11日，在十九屆中紀委三次全會上，中紀委國家監委駐國開行紀檢監察組組長宋先平便表示，要把國開行過去的問題線索重新梳理一遍，發現風險點、找準腐敗源、鎖定高危人群，爭取最短時間內把國開行的政治生態摸清搞準，一查到底。
據認識宋先平的金融業人士透露，宋先平在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任紀委書記時期，便以鐵腕督行著稱。“打虎、拍蠅、獵狐”，手起手落之間，所向披靡。入駐國開行後，胡懷邦時期掩蓋或積累的一些問題，開始曝於陽光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