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線調查

　　震後3個月到數年是心理衛生問題高發期，在經曆早期的迷惘期和隨後由於求援人員眾多形成的“人道期”後，災害發生數月，媒體關注度減弱，救援者及救援物資減少，災民開始進入“低潮期”，會感到孤獨、無奈、幻滅，甚至出現自殺現象，自殺的北川縣委農辦主任董玉飛生前很多症狀就是典型的“創傷後應激障礙 ”。

　　5月16日，綿陽，衛生部心理危機幹預專家組組長趙國秋在給受災兒童做心理幹預

　　10月5日，青川，專家在給災民做心理健康評估

　　10月5日，青川，浙江心理危機幹預回訪專家組副組長梁勝林在給PTSD患者做治療

　　聽到董玉飛自殺的消息後，心理危機幹預專家、杭州建德市第三人民醫院院長王堅平發出一聲長歎。

　　10月3日，四川北川縣委農辦主任董玉飛在家中用繩索結束了自己40歲的生命，成為震後北川首位輕生的政府官員。根據縣委宣傳部10日公布的說明，董玉飛之所以自殺，除在地震中因愛子遇難而遭受沉重打擊、工作壓力大外，還因為生前曾患有嚴重的心理疾病。

　　“如果早一點注意到這些問題，並進行心理輔導、幹預，也許這一幕悲劇可以避免。”王堅平對早報記者說。

　　從10月4日起，浙江心理危機幹預回訪專家組輾轉於廣元市的青川縣和綿陽市的平武縣，對四川地震重災區進行了為期1周的回訪，王堅平任副組長。汶川 5·12地震發生後，這支隊伍曾受衛生部的委派、以“衛生部心理危機幹預專家組”名義第一時間趕赴災區，此次回訪是大地震5個月後，國內心理學界首次對災區進行大規模回訪，早報記者全程進行跟蹤采訪。

　　通過調查發現潛在自殺群體並進行心理幹預，曾被專家組列為此次回訪的重點工作之一。董玉飛之死讓他們意識到，由心理疾病引起的自殺風險已逼近災區。

　　“有組織、有計劃地為受災人群提供心理援助和幹預，以及災後心理重建已迫在眉睫。”專家組組長、浙江省心理衛生協會副理事長、杭州第七人民醫院副院長王義強說。

　　“災民的痛苦由顯性變成隱性”

　　　與地震前比，災民的家庭矛盾明顯上升；存在對任何事情欠缺信任的情緒

　　夜幕降臨，劉秀碧又一次從活動板房裏搬出燒烤家什。

　　離她居住的青川縣關莊寺壩居民集中安置區不遠處，關莊鎮初級中學已開始國慶長假後的第一個晚自習。等下課鈴一響，學生們就會把她的燒烤攤圍得嚴嚴實實。

　　“隻有跟小孩子打交道，我才能忘了這一切。”劉秀碧對早報記者笑了笑，解釋著賣燒烤的原因。

　　劉秀碧所說的“這一切”，是指遇難的女兒。大地震不僅吞沒了她在青川石壩鎮中心村的家，也讓她永遠失去了引以為豪的15歲的大女兒劉逍林。

　　“如果沒死，她現在已經念初三了———學習很好，幾乎年年都是全班第一，也很懂事。”劉秀碧說，所以，一想起在關莊初級中學念初一的小女兒不聽話、成績跟不上，“我就心煩”。

　　從表麵看，除了麵容有些憔悴，劉與普通母親沒什麽區別：為生活操勞、為子女的學業擔憂。

　　“但事實上，她並沒有擺脫心靈深處的痛苦，記憶總是在不經意間被喚醒，比如反複浮現地震時的悲慘場麵，汽車開過時總覺得是地震了。”在與劉秀碧長時間聊天後，浙江心理危機幹預回訪專家組成員、紹興第七人民醫院醫師梁勝林說。

　　失眠、抑鬱、焦慮、恐懼、經常深陷痛苦，已是遊蕩在災區的一個個幽靈，悄悄影響和改變著災民的生活。

　　青川竹園鎮黃沙壩安置點猛虎社區的板房群裏居住著700多位災民，主要來自紅光、馬公、房石等6個重災鄉鎮。據社區群眾工作站站長侯發明介紹，社區分4個組，1、2、3組住戶的家屬死亡率在50%左右，第4組隻有1戶家中有親屬死亡。

　　專家組調查發現，家屬死亡率高的前3組，幾乎無人外出打工。而第4組，據組長陳朝彥介紹，青壯年基本已出去打工。

　　“能回老家重建的基本回去了，留下的都是無土地、無收入、無生產資料的災民，他們擔心一旦外出打工會享受不到政策，以後分不到土地、房屋，居無定所，沒有穩定感。”侯發明說。猛虎社區二組組長程步強說，大家想得最多的是以後兩年的日子不好過，很多居民反映，“地震後，很怕大災難發生———即便外出打工，說不定也會遇上台風、海嘯。”

　　地震的打擊越沉重，外出打工的人數越少———這一現象，同樣反映於專家組走訪過的關莊寺壩居民集中安置區、竹園鎮黃沙壩安置點漁水社區。“這符合心理衛生規律，親屬傷亡與否以及是否存在重度財產損失，與災民過度焦慮情緒顯著相關。”專家組成員、杭州市疾病預防控製中心精神衛生所所長曹日芳說。

　　專家組還發現：與地震前比，災民的家庭矛盾明顯上升；存在對任何事情欠缺信任的情緒；一些災民對前途感到渺茫、絕望。

　　“災民的痛苦在地震初始是顯性的，現在已變成隱性的了。”專家組組長、杭州第七人民醫院副院長王義強說，“悲傷埋在心底，卻又反映到生活的方方麵麵。”

　　董玉飛生前症狀是典型PTSD

　　“毫不誇張地說，‘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對人的危害程度不亞於癌症、艾滋病”

　　浙江心理危機幹預回訪專家組是在對災民進行“地震後心理健康評估”問卷調查時，發現災民的種種心理問題的。這份50個問題的問卷由三部分組成：個人基本情況、地震當時或震後情況、心理影響評估。

　　專家組首次進入地震災區進行心理危機幹預的調查結果顯示，震後，平武縣急性應激障礙的發生率達12.59%。災區群眾中超過1/2的人存在睡眠困難、焦慮症狀和過度警惕症狀；近1/3存在闖入症狀，表現為做噩夢；1/4左右的人表現有回避症狀。

　　“急性應激障礙是一種暫時性精神創傷，幾天至幾周內可減輕或消失，康複可能性大，我們更擔心的是部分急性應激障礙患者會轉變為PTSD。”王義強說。

　　PTSD是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的英文簡稱，中文叫作“創傷後應激障礙”，又稱“延遲性心因性反應”，是指由異乎尋常的威脅性或災難心理創傷導致延遲出現和長期持續的精神障礙。

　　在創傷性事件導致的各種精神障礙疾病中，PTSD是最嚴重、致殘性較高、目前沒有很好治療辦法的遠期精神障礙。“毫不誇張地說，PTSD對人的危害程度不亞於癌症和艾滋病。”王義強說，PTSD涉及的是多種重大問題和功能不良症，能影響人在生理、心理、意誌力、社會、職業、學業、人際交往等諸多領域的正常功能，“一旦心理防線失守，將長期遭受其害。”

　　這並非危言聳聽。研究表明，PTSD會提高受災人群的自殺風險率。1999年台灣地震後對15歲以上的台灣人調查顯示，受災人群自殺率高出未受災人群1.46倍。

　　在專家看來，北川縣委農辦主任董玉飛的悲劇也許可以作為PTSD危害的佐證。據北川縣委宣傳部的《關於原縣委農辦主任董玉飛事件的情況說明》，兒子遇難對董玉飛的打擊非常大，“據平時與他經常在一起的同事講，地震之後，他經常談及兒子，總覺得對不起兒子，不願承認兒子遇難這個事實，常常淚流滿麵，失聲痛哭”，“地震後長時間處於痛失愛子、痛失親人的陰影，不能自拔”，“據董玉飛家屬講，董玉飛生前患抑鬱症”。“這些都是PTSD的典型症狀。” 杭州建德市第三人民醫院院長王堅平認為。

　　在浙江心理危機幹預回訪專家組調查過程中，也有多位災民流露出輕生情緒。據青川竹園鎮中心衛生院人士介紹，該院曾接治過一位自殺災民，所幸搶救及時。

　　由於精神障礙和心理問題本身的發病特點，震後3個月到數年將是心理衛生問題高發期、關鍵期。“這與災民心理狀態變化的階段性有關。”王堅平說，在經曆早期的迷惘期和隨後由於求援人員眾多形成的“人道期”後，災害發生數月，媒體關注度減弱，救援者及救援物資減少，災民開始進入“低潮期”，感到孤獨、無奈、幻滅，甚至出現自殺現象。

　　基於對PTSD危害的認識，浙江心理危機幹預回訪專家組將災區PTSD發生率調查作為此次回訪的重點之一。“由於尚需對調查資料進行統計、評估和診斷，目前還不能給出準確數據。”王義強說。

　　不過，臨床經驗表明，重大災難發生後，約有25%的災區群眾會從暫時性應激狀態轉向PTSD；國內前期對震後PTSD的研究顯示，1998年河北張北尚義地區6.2級地震後災區群眾的PTSD發生率為18.8%；1996年唐山地震20周年時，唐山市開灤精神衛生中心曾經做過1項調查，發現約 22%的人患有PTSD；國外的研究顯示，震後PTSD發病率最高為87%，一般在20%—40%，“可以預見的是，四川地震災後心理衛生問題形勢嚴峻。 ”

　　心理重建之路從“一窮二白”起步

　　心理重建對災區來說，將大大充實當地的精神衛生力量，而對整個中國心理學界來說，可能是發展的新契機

　　平武中學心理輔導老師傅偉林感覺很“孤獨”。這位華北煤炭醫學院應用心理學專業的應屆畢業生對早報記者說：“學校缺乏有經驗的心理健康教育老師，我剛畢業，又要麵對這麽龐大的群體。”平武中學有31個高中班，1300名學生。

　　傅偉林還算科班出身，早報記者跟隨浙江心理危機幹預回訪專家組調查發現，更多學校和災民安置點從事心理援助的人員並無心理學背景。

　　心理專業力量的薄弱與嚴峻的心理衛生問題形勢形成鮮明的對比。這種薄弱“甚至可以用‘一窮二白’形容”，專家組一位專家表示。

　　或許正是心理援助資源的匱乏，使容納成百上千最易遭受創傷人群———孩子的學校不得不想盡辦法避免學生再次被揭開傷疤。杭州市疾控中心精神衛生所所長曹日芳說，在前期聯係回訪點時，就有一家重災鄉鎮的學校因此婉拒了專家組。

　　在平武平通鎮中學，校長朱宗金屢屢叮囑專家組成員：“最好不要跟他們提起傷心的回憶。”“我們都把教室裏跟地震有關的東西拿掉了，就是希望營造這樣一個氛圍”，這位在地震中失去100多位學生的校長神情懇切。

　　“我很理解學校的舉動，隻有愛心、熱情是不夠的。”杭州建德市第三人民醫院院長王堅平說，在心理援助持續性無法保證的情況下，“孩子的心理問題暴露後卻不能及時處理，風險相當大。”專家組此前調查顯示，孩子的急性應激障礙發生率為7%，“成年後，這些經曆會嚴重影響他們的人際交往、學習和工作效率。”

　　盡管起步和探索會很艱難，但地震災區必定要邁上心理重建之路。“心理重建絕不是看病、醫病那麽簡單”，杭州第七人民醫院副院長王義強說，它要調動社會多方麵的資源。

　　心理重建已被列入我國地震災後重建的重要工作內容。9月，國務院發布的《國家汶川地震災後恢複重建總體規劃》第12章表示，“精神家園的恢複重建，要重點做好災區群眾心理疏導”；“實施心理康複工程，采取多種心理幹預措施，醫治災區群眾心靈創傷，提高自我調節能力，促進身心健康”。

　　在一周調查的基礎上，浙江心理危機幹預回訪專家組將形成心理重建報告，遞交衛生部、浙江省政府。據杭州市疾控中心精神衛生所所長曹日芳介紹，報告將建議組建援助震區的心理重建工作專家組，全麵製訂工作規劃，指導落實各項心理重建工作的開展；同時，組建援助震區的心理重建工作隊配合專家組。

　　不過，外來的心理專家遲早要離開災區。“災後心理重建還是主要依靠當地的精神衛生機構，借助當地的專業隊伍，”曹日芳說，“否則就是蜻蜓點水。”

　　在報告中，專家組還將建議，幫助災區醫院尤其是縣級醫院籌建心理衛生科，並籌建24小時心理危機幹預熱線。

　　“心理重建對地震災區來說，將大大充實當地的精神衛生力量，而對整個中國心理學界來說，可能是發展的新契機。”王義強認為，應以汶川大地震為起點，由國家統一部署，相關法律法規提供保障，整合從業人員的力量，建立心理援助的長效機製。

　　“如果哪天，人們能真正意識到PTSD的危害，那麽科普就成功了。”王義強說。

　　10月5日晚，青川關莊鎮初級中學七年級三班同學在教室後牆忙著出國慶後新一期的“學習園地”。一篇名為《活著就好》的詩歌被當作範文貼上牆壁：“盡管家園成為一堆廢墟/隻要腳下還踩著一片土地/我們就能讓這裏鋪滿綠茵/隻要你眸子還燃燒著一絲希冀/我們就能讓你的家園更加美麗，撒滿你永不孤獨的溫心 /……未來的日子依然充滿朝氣/你們的生命依然美麗/活著就好/未來的日子要好好珍惜/活著就好/我們始終堅信生命”。

　　活著就好，相信災區，相信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