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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剃著小平頭、身穿黑馬褂、戴著墨鏡的青年男子推開北京天壇體育賓館230房間破舊的木門，一股嗆鼻的煙味兒飄了出來，裏麵20多個人齊刷刷地朝他看過來。在這個隻有20平米左右的“會議室”北牆上，掛著一條紅色橫幅：“調查取證技能培訓班”。
民間調查公司共有2500到3000家，專業調查員在兩萬人以上，算上兼職和臨時聘用人員會突破20萬。“這一行，幹好了年收入三四十萬不是難事。”4月底，司法部開班培訓私家偵探，並發放“全國調查取證高手”證書，其中“商賬追收師”已於2006年被列為國家承認的職業列表中。
當時參與“2003中國商務調查峰會”的調查公司，基本隻是小事務所，業務內容90％以上為“抓二奶”、“抓二爺”的委托。這幾年業務走向高端化：商業欺詐、知識產權維護等方麵成為主力業務。
隱秘的“司法部培訓班”
分發給“墨鏡男”的培訓資料上，赫然印著：“司法部預防犯罪研究所培訓中心”和“司預培發[2008]06號”。正在講課的老先生叫孫茂勤，是公安部門一名破案無數的老探長。培訓時間自4月25日到4月28日。
屋子裏坐著的16個學員，隻有一個女的。坐在第一排中間的一個年輕男子，手臂粗壯，穿著一件酷似黑社會打手的繡花黑綢馬褂，不停地擺弄手機，幾分鍾就出去接一次電話。他旁邊是一個瘦弱“小個子”，幾乎是把腳放到了桌子上。在他身後的一個中年男人，中指上戴著一枚巨大的純金嵌翡翠的戒指。
“我接著說安全問題。”孫老先生清了清嗓子，“你們都知道2004年調查員被打死的事情吧，用我們公安的話說，傻帽一個，他拿著照相機明目張膽地對著目標拍，能不被人打死麽?”培訓課程還包括，“調查取證知識與法規”、“調查取證與人權保護、隱私保護問題”、“調查取證業務管理與營銷技巧”、“ 調查取證時麵臨的主要安全問題與安全預案設計及自我安全防範技巧”等。
事實上，這16個學員全部是來自全國各地“調查公司”的“法人代表”，也就是在社會上受到爭議已久、神秘的“私人偵探”。
比起四年前，瞭望東方周刊《調查中國私人偵探》一文曾報道的公檢法機關對於“私人偵探”不是禁止就是查處的強硬態度，現在這層“隱秘”，反倒是透露出幾分說不清的“曖昧”。
互相默許的“曖昧”關係
“現在很多南方城市的司法部門，實際上一直跟民間的調查公司合作，當然是私下裏，特別針對一些執行難的案子，調查公司做好了前期工作，法院最後按標的額的百分之幾給調查公司提成。”孫茂勤說。
難道多年專業訓練出來的警察，破案能力和效率還不如“野路子出身”的私家偵探麽？“從辦案能力上說，他們（私人偵探）沒有太多優勢，但他們是‘ 開放式破案’，不用一道一道審批，不用每次一行動就請示匯報，更不會出現因為某些疏通和幹擾案子半截就‘終了’，所以從實際效率上說，有一些案子，尤其是涉及私人權利的案子，私家偵探確有優勢。”
而且，在另一方麵，調查員的個體素質，已不再像幾年前那樣絕大多數是“野路子出身”，魚龍混雜，混混當道了。高學曆高素質以及“特殊才能”的行業人才也開始加盟。
記者調查了這個培訓班的學員履曆，惟一的“女偵探”譚芳，1995年畢業於西南財大，專業是會計。她的丈夫王盛富與她是大學同學，畢業後譚芳進了某事業單位做會計，王盛富去了一家通訊公司，專門負責話務催收。積累了幾年“催收”經驗和人脈後，兩年前，拜了已在業內大名鼎鼎的“江南名探”韓冰為師，幹上了“私家偵探”一行，主攻“商賬追收。”譚芳不久也隨丈夫“下了海”，兩人注冊了一個調查公司。
“這兩年，很多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尤其是學法律專業的，因為‘夭折’在國家司法考試，最終選擇投身私家偵探行業，一來他們有文化知識和理解能力上的優勢，二來這個職業也可以給他們帶來豐厚的收益，這對畢業生來說，是一個風險與收益並重的選擇。”韓冰對他們夫妻的評價甚高，稱他們為“高素質人才 ”。而韓冰本人，幹了半輩子公安，曾做過刑警大隊的隊長。
事實上，除了高學曆人才，像韓冰這種身負“特殊履曆”者更是舉不勝舉。一個頗具代表性的，就是前麵說到的“小個子”，他的真名叫浩然。1978年出生，原來是重慶市散打隊隊員。一身靠得住的硬功夫和出色的車技讓他在行業內頗為搶手。
“我們現在做這行的差不多80％以上的調查員，都曾不同程度供職過公檢法機關或者特定信息采集部門。”中國偵探網總裁付樹民對記者說。付樹民自己在入行前，在檢察院幹了半輩子，“私底下，大家都很熟悉，都是些老同事，老同學，老朋友，老關係。”
不管怎樣，於“公”於“私”，如今公安、司法以及工商部門，已一改過去單一“管製”的態度，“不支持也不反對，相互利用又彼此沉默，這層關係，隻能用‘微妙’和‘曖昧’來形容。”
年業務增長量100％以上
隨著“誰主張，誰舉證”這一司法原則的強化，能否搜集到有力的證據，成為民事訴訟勝敗的關鍵。目前，人們的調查取證意識雖然增強了，但搜集、保存和運用證據的能力還較弱，許多當事人往往隻好委托律師或其他調查取證人員進行調查取證，因此商務、民事類調查取證的需求越來越大。
代號“思明”的張某算是四川一帶的“私人名探”，他創辦的福爾摩思調查公司曾協助當地有關部門破獲數樁大案。“思明”對記者說，他的公司業務量近年增長非常快，其中大多數業務來源於大型知名企業，目前已經處於飽和狀態。
瞭望東方周刊《調查中國“私人偵探”》一稿曾提及，當時參與“2003中國商務調查峰會”的調查公司，基本隻是少則幾人、多則十幾人的小事務所，業務內容90％以上為“抓二奶”、“抓二爺”的委托。
律師李長旭透露說，四年多來，他們每年的業務增長量在100％以上。而且，基本上以公司業務和知識產權打假為主營業務範圍。“原因有兩點，一是公司越來越多地尋求調查公司的協助。二是國人意識發生變化，開始懂得要維權，市場表象發生了變化。”
當年帶著“中國偵探網”“雛形”參會的付樹民，如今已是“中國偵探網”總裁，他漂亮寬敞的辦公室設在沈陽市政府的辦公大樓裏。“這幾年業務走向高端化。商業欺詐、知識產權維護等方麵成為主力業務。老實說，高端業務的錢更好賺。而且，國人法律意識增強了，市場需求非常大。”
年收入大約幾十萬
用付樹民的話來說，這幾年錢更好賺了。問起他的年收入是否有幾十萬，付樹民笑著提高聲音：“幾十萬？那也太少了吧……”
而李長旭則對記者說，在他的調查事務所裏，普通調查員最低的年收入為五六萬，“但這是幹得很差隨時會被淘汰的調查員”。
“一般都有十幾萬，稍高的大概幾十萬。我們調查員的收入這幾年一直在持續增長。肯定比同等職能的政府部門工作人員要高得多。”
“調查取證高手”培訓班裏有個“惹眼”的人物，擔任講師之一的“江南名探”——韓冰。
韓冰個人經曆複雜，高中畢業後，直接參了軍。在軍隊呆了兩年，他考上了軍校，隨後到了刑警大隊，在公安係統幹了半輩子。1998年已經成了刑警大隊長的他，毅然辭職成了一名“私家偵探”。韓冰坦言，當時“下海”更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經濟上的考慮。
26歲的吳斌，習慣性地用左手開車——右手的中指和無名指在兩年前的一次“調查工作”中意外受傷後變得不太靈活，可他從沒後悔，還覺得值。四年前他從警校畢業後當了一名警員，可相戀5年的女友卻跟一個生意人閃電結婚。“當時收入太少了，工資才一千不到，她看中一條手鏈，兩千多，我覺得貴沒舍得買，就鬧翻了……”
吳斌說他很滿意現在的生活狀況，短短幾年間，他在杭州買了套120平方米的房子和一輛帕薩特。他覺得比起同齡人，賺錢要容易得多，“我和當年局裏的同事聚會，從來不讓他們埋單，一個月就三四千，過日子都緊巴。”
韓冰從口袋裏掏出一包精裝軟包的“黃鶴樓”香煙，劃了一根火柴點著了煙：“這一行，幹好了一年收入三四十萬不是難事。”
利用心理學問出的真相
很多“私家偵探”，都是公安、武警出身，但用他們的話講：“明處辦案和暗處偵查還是兩回事。”警方調查，公事公辦，但“私人偵探”的調查權合法性問題，始終受到爭議。“除了1993年有過一個《公安部關於禁止開設‘私人偵探所’性質的民間機構的通知》外，現行法對我們這行其實沒有明確的限製性或禁止性的規定。”身為律師的李長旭認為，沒有被明確禁止的，就可以做。
至於調查渠道，“我們的信息來源渠道本質上和警方是一樣的，隻是公家是依法辦事，我們是按規矩辦事”。付樹民告訴記者，很多信息采集來自“內部”。“為什麽那麽多調查員是來自公檢法係統，因為要有內部的關係網，才好辦事。”
另一方麵，“當十年好警察，未必能當一個好偵探”則是業界一個普遍的說法。“做偵探，玩的是心理學。”韓冰講了一個他親身經曆的故事：
一個男客戶懷疑自己2歲大的兒子不是親生的，覺得老婆曾“偷了人”，又沒法讓警方協助調查。一方麵他不想做親子鑒定，怕自己的家庭因此而破裂，另一方麵他又放不下心裏的疑惑。他想暗中調查，不驚動任何人。當天下午，韓冰就給他老婆打了一個電話，說自己是私家偵探，有重要的事情需要麵談，那個女人同意了。
見麵地點是一個日式茶館。韓冰故意壓低聲音說：“我實話跟你說了吧，你丈夫一周以前找到我，讓我調查一件事，和你有關，也和你兒子有關。”說著，拉開了手邊的書包，掏出了一個鼓囊囊的牛皮紙袋，“這是我調查了一周所得到的資料和證據，你做的那些事，我清楚得很。”女人的臉一下子白了，放在桌上的手有些發抖。
韓冰注意到這些細節，心裏已經有數了。他繼續說：“你是願意給我點錢讓我保守秘密呢，還是願意我把實際情況告訴你丈夫？”女人一下子崩潰了，哭哭啼啼說了自己兩年前的一次“豔遇”，承認了孩子確實不是自己丈夫的。在這一切敘述開始之時，韓冰已偷偷地按下了紐扣攝像機的開關。而那包被韓冰稱為“證據”的東西，其實隻是一包廢紙。
“一個出色的私人偵探，需要同時具備幾種能力：認識能力、思維能力、表達能力、實際操作能力。他必須博聞強識、熟悉法律、有豐富的生活經驗，超強的記憶力、良好的心理素質和自控能力。”
福爾摩思調查公司的“思明”告訴記者，從辦案方式上，與前幾年相比，整個行業的進步也非常大。“最早那種傳統的人跟人我們早就不做了。我隻能說，公安的絕大多數調查方式，我們都可以做到。而在高科技手段上，我們的投入更多。”
爭取“一個陽光的身份”
孫茂勤估測說：目前國內大小民間調查公司共有2500到3000家，專業調查員在兩萬人以上。把兼職和臨時聘用人員也加進去，這個數字會突破20萬。
低調做人，高調做事，好好賺錢，是目前大多數“私人偵探”的生存方針，但並不意味著他們就願意這樣“不見光”地幹上一輩子。上三個月的函授班，跑大老遠，花費近5000元來參加這個司法部辦的小培訓班，學員們無非是想獲得一個所謂“官方”認可。在這些“私人偵探”的眼裏，似乎任何一個正規機構給予的“獎勵”和“名分”，都是彌足珍貴的。
2006年，“商賬追收師”第一次列入了國家承認的“職業列表”中，私家偵探行業終於漸漸地“浮出水麵”了。
“正道”出身的孫茂勤雖然一直力挺這些“私人偵探”，但也頗有微詞，甚至經常皺著眉頭數落他們：“你們這些私家偵探老是搞幫派作風。政府認可是一方麵，你們自己也先得有個陽光形象。”
但數落歸數落，這個培訓班的“證書”，也讓孫老探長“汗顏”。在他無奈的笑容裏，這個司法部下屬的犯罪研究所培訓中心，是否有資格開培訓班發給私人偵探們“執照”，是個經不起推敲的問題。
作為在公安部門工作了一輩子的“老資格”，孫茂勤的意見是，很多民間問題，由民間調查公司來處理，可以在法律介入之前，起到事前預防的作用，比如婚前調查和企業追債。而司法部門和他們合作，能夠把一些工作轉移出去。
“這不是推卸責任，也不是說公安部門破案效率低。主要是私家偵探進行調查是全開放的，更靈活多變，所以公檢法部門不妨和他們合作。這是政府力量與民間力量的融合。”
而一直保有行業熱情的韓冰說他正準備在北京設立公司，專門幫助企業“打假”。
“認定假貨是公安和司法等部門的事情，但是找到假貨製造窩點就是我們的工作了。這是一個為社會為人民謀福利的事情，我特別想讓外國的同行看到，我們中國的偵探可以做好自己的事，我也要讓普通人都知道，私家偵探不是一個‘不擇手段’的陰暗職業，它是一個陽光下的行業，這兩年，我們國內的同行一直在為爭取一個‘陽光的身份’努力。”（文中當事人係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