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智宏:在中國做校長太累 羨慕國外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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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到北京大學校長,從科研工作者到中國最高學府的“家長”,這位溫文爾雅的中國科學院院士有著怎樣的激情與困惑?在北京大學的春天裏漫步,猛然駐足凝思,他最感欣慰的事情又是什麽?

  北京大學110周年校慶之際,《科學時報》記者走進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院士的辦公室,聽他談北大在人才培養、創建世界一流大學進程中的思考,北大的教育改革以及自己的校長經曆。

  “我更喜歡大家叫我‘老師’”

  《科學時報》:您的身份既是北京大學的校長,又是中國科學院院士,您更喜歡別人稱您院士還是校長?

  許智宏:其實我更喜歡大家叫我“老師”。

  早年我從國外回來,回到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工作。幾年後研究所讓我擔任副所長,我推辭了。我向我的導師求教,導師也覺得我應該先好好做科研工作。但後來,研究所的很多同事都推薦我當副所長,研究所也作了決定。這時,導師叮囑我說,既然研究所要你去做管理工作,你就要好好做;而且切忌隻顧自己實驗室的利益,應站在整個研究所的立場謀求整個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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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智宏,北京大學校長。1992年10月至2003年2月任中科院副院長;1995年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1997年10月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在中國科學院任副院長期間,有一次路甬祥院長對我說,教育部希望物色一位院領導去北大工作,促進大學與中科院的合作;考慮到我也是從北大畢業的,決定推薦我。當時回到母校工作,我憑的是一種激情,一種對母校的感情。從副院長到校長,完全不同的角色轉換,對我來說挑戰很大。在中科院,畢竟隻是當副手,大樹底下好乘涼。但到了北大,我就是學校的法人,就是學校的第一責任人,就是北大的“一家之長” 了。

  到北大的第一個學期,我也是一頭霧水,而且學校還發生了很多事。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適應自己的角色。但現在回過頭來看,近10年來北大的發展還是很好的,應該說,這一階段是北大發展最好的階段。這裏麵當然有前任校領導的紮實工作作鋪墊,也有國家和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盡管有來自社會的壓力和各方麵的挑戰,但北大始終堅守了作為一個學術重鎮的定位。北大的老師學生也都很支持我們的工作,我對自己的工作也基本滿意。

  《科學時報》:在跟您接觸的過程中,我們感覺到您的工作排得滿滿的,一天到晚都很忙。您覺得在中國當一名合格的大學校長應具備哪些素質?

  許智宏:老實說,我很羨慕國外大學的校長。北大重要的合作夥伴美國耶魯大學的校長兩年時間內就來中國訪問6次,到北大有4次。國外校長管得更多的是學校的發展戰略、經費籌措以及吸引優秀人才等問題。但中國還沒有這樣的條件和環境,在中國做校長,我們還承擔了一大堆本該由社會承擔的事情。這是我們現在的國情。

  在今年人大會議期間,我與幾位校長和其他代表又呼籲,應加緊修訂《高等教育法》,給高校更多的自主權,能夠確保大學規範地行使權利,又避免“千校一麵”,並確保國家的投入。但中國目前的發展正處在經濟轉軌過程中,許多事情也不得不考慮。大學的校長要花不少時間處理很多具體的行政性事務。

  我覺得,中國大學的校長,首先必須有獻身精神,也要有很好的精力。在當校長之前,我在中科院工作,外出訪問考察時,很多時候都是去學生家裏落腳,這樣很自由。但現在作為校長出去不行了,除了工作外,北大在各地的校友、社會各界的知名人士都要見你,日程往往排得很滿,連周末都安排滿了。當了校長,社會關注度會很高。8年下來,我確實感覺有些疲勞了。

  要領導好一所大學,還必須有一個很好的領導班子。我在北大這8年,與三任書記的合作都很好。雖然領導之間有時對問題的看法也有不同,但大家都能通過討論形成共識,並付諸實施。作為校長,還必須有一種寬容的心態,能正確麵對各方麵的批評。

  “創新型人才培養,是我們的核心使命”

  《科學時報》:有人提出,北大和清華已經是世界一流大學了。您同意這種說法嗎?您認為世界一流大學的標準是什麽?

  許智宏:對於世界一流大學,誰也沒有給出定義。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是1998年北大百周年校慶時,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同誌提出的,之後上升為國家戰略,提出我們要創建若幹所世界一流大學。

  但作為一所大學來說,要想在世界上有影響力,則必須在引領科技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同時,有一批具有國際影響的大師級學者。一所大學在國際上的聲譽,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培養出的學生在社會上產生的影響。

  此前,俄羅斯莫斯科大學校長來北大訪問,他認為北大已經是世界一流大學。北大季羨林先生也認為北大一些學科已是世界一流。但北大作為一所綜合性大學、一所研究型大學,仍應該圍繞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繼續加強建設。在某些方麵,我們與國外知名的高校還有很大的差距,仍需要繼續努力。

  《科學時報》:創新型人才是我國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提出的人才培養新目標。那麽,北大是如何培養創新型人才的?

  許智宏:在新的曆史時期,北京大學的使命是:陶鑄群材、發明新理、引領文化、服務社會。其中創新型人才培養,則是我們的核心使命。

  魯迅先生講過,北大是常為新的,是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 100多年的曆史,雖有挫折,但追求不斷創新從未停止過。北大的學生培養工作,就是要培養創新型人才。北大學生的基礎是很好的,是全國優秀的學生。但能不能培養成創新型人才,還要經過多方麵的努力。北大更關注的是培養學生們的分析問題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培養學生的探索創新精神。

  北大近年來在人才培養上的投入很大。比如生物學研究,需要很多精密儀器設備,這對學生科研能力培養是必不可少的。北大也注重建設好野外實習基地,成本也很高。通過不同的教學環節,來培養學生興趣,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實踐本領,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理念。現代社會的知識更新很快,如果學生有很強的學習能力,就可以不斷學習。此外,北大給許多老師和學生提供各種機會與國外的大學和研究所交流,進行合作研究,這也能提升老師學生的創新能力,開拓他們的國際視野。

  我在北大8年多,感到北大的學生在社會上得到很好的認可。畢業生總體說都有很好的基礎,有很好的追求。北大每年的本科畢業生約有20%出國深造,另有超過50%在國內讀研究生,直接找工作的不到30%。很多學生都是讀完研究生再去工作。

  這些年社會上過多地宣傳高考狀元,我覺得這樣做對青年的成長不利,因為狀元隻是在高考時多考了幾分而已,一進入北大,所有的學生都是從頭開始。中國去年有1000多萬高中畢業生,在這麽龐大的生源中,北大隻招收3000名本科生,這些學生都是很優秀的學生。北大是全國的北大,我們的生源必須保持多樣性。北大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目前少數民族的學生就有2600多人。

  我想大學應該是一個花園,我們每位教師都是園丁,花園裏應該生長有不同的花草樹木,我們園丁的責任是根據每個人的不同情況,使每個學生在校園裏得到最好的成長,但每個學生又有非常鮮明的個性。

  北大的目標是培養國家需要的,具有良好綜合素質的高層次創新型人才。但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對於人才培養,需要積累,不能急功近利。


  “不進行改革,大學也會喪失活力”

  《科學時報》:近年來,北大啟動了許多先導性的改革,並引起了社會的強烈關注。您如何評價北大的一係列改革措施?

  許智宏:北大的許多改革仍在進行之中,並在穩步推進。改革的方案需要不斷改進,而改革成果的顯現也需要時間。

  比如,北大的人事改革,其目的不是為了裁減人員,而是為了促進人才培養,為了促進隊伍的優化,以實現自己的辦學目標和理念。

  北大本科教育已經實施很多年了,我們提出的“加強基儲淡化專業、分流培養、因材施教”16字方針也已廣為接受。比如說北大元培班,是本科生教改的一種嚐試。“元培計劃”及以此為目標的教改,允許學生在入學後通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和生活了解學校與專業,培養興趣,並結合自己的能力選擇學習和發展方向。這體現了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學生有比較寬的學科基礎,較為牢固的專業精神。目前,元培班學生基本在導師指導下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學術誌向選擇了專業,絕大部分滿足了誌願。

  我們一位元培班的女生,進入學校後發覺自己對理工科比較感興趣,於是她從文科轉到了生命科學,但她後來發現生命科學也不是她的興趣,於是她又轉到了環境科學。這位學生目前在環境科學方麵學業優異。我們應讓學生學會選擇,讓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和自身的能力選擇專業。我們認為,學生的興趣與國家需要是不矛盾的。

  我剛到北大時,正是世紀之交。不進行改革,大學也會喪失活力。北大隻是抓住了改革的時機,不失時機地推進了改革,雖然許多改革製度還不完善,但可以在逐步推進過程中完善它。而如果在適當的時候不及時推進改革,就會失去發展的機會。

  但一個政策一旦出台了,就不能老變,改革不可能每年都要有新措施。任何工作都有延續性,需要不斷改善。改革不可能是激進的,過於激進的改革,是會翻船的。

  《科學時報》:近期有人提出取消中國科學院,把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所並入大學。您既擔任過中科院的領導,現在又是北京大學的校長,您對此有何看法?

  許智宏:我不同意取消中科院這種簡單的提法。中國科學院的形成有其曆史背景。在我國長期的經濟社會建設過程中,中科院起到了很大作用。建國初期,為建立中科院研究所,國內大學抽調了很多力量,這是當時的特定曆史條件決定的。

  問題在於,長期以來,我國的高等教育與科研脫節,很多大學主要是教學,並不承擔科研項目。隨著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的實施,這些年國家加大了對研究型大學的投入,這一方麵促進了高校人才的培養,另一方麵也促進了高校科研工作的開展。

  事實上,除了中科院的研究所外,國內還有其他許多研究院所,比如中國農業科學院、中國醫學科學院等等。目前,應該探討如何形成機製,使這兩部分力量加強合作,協調互補。

  在中科院的知識創新三期工程中,也提出了應該加強與大學的合作,比如設立聯合實驗室等。除了現有的研究所,應更多地與大學開展合作。我記得在我離開中科院領導崗位時也提出,希望中科院新建的研究所、實驗室,更多地考慮建在大學裏麵或在大學附近,以便促進資源整合,實現優勢互補。

  目前,北大與中科院化學所在科技部的支持下,已經聯合成立了北京分子科學國家實驗室。而國家納米科學研究中心就是中科院化學所、中科院物理所與北大、清華合作共建的。北大天文係的建設也得到了國家天文台的大力支持和幫助。

  “努力為師生創造更好的學習、生活和工作條件”

  《科學時報》:能否談一下您擔任北大校長的8年多時間裏,最讓您熱血沸騰和最讓您感到困難的事是什麽?

  許智宏:我自認為自我調控能力比較好,不會有太多的熱血沸騰,也不會因為感覺困難而情緒一落千丈。作為一位科學家,我不會有太多衝動,而是相對比較冷靜。

  在這8年多的時間裏,最讓我感覺興奮和欣慰的是,看著一批批的優秀學生完成學業走出校門,加入到為國家建設的隊伍中,為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貢獻,對此我感到無比自豪!每年北大的學生在國際上獲得大獎,我也會很興奮。學生與老師不一樣,他們畢竟還是一件未經雕琢的璞玉,他們能在國際上獲得獎項很不容易。

  2006年,模擬聯合國大會在北大開辦,總共1400多位國內外學生參加,會期近一個禮拜。這個大會的策劃組織工作都是北大學生和哈佛學生做的,我也隻是在開幕式上去致辭,給他們捧場,因為北大的學生在組織活動時向來不太希望學校幹預太多。當時我就想,有時候我們組織一個幾百人的學術研討會都很困難,而同學們組織了一次這麽大型的國際會議,如此成功,我很欽佩他們的能力,他們為北大贏得了很好的國際聲譽。

  當然也有很多困惑。剛到北大,我去學生宿舍參觀,心裏很不是滋味。當時“985工程”剛啟動,我發現很多學生宿舍與我當學生的時候沒有太多改變,隻是由8人合住變成了6人合住,但宿舍樓依然很舊,學生的東西很多,宿舍裏塞得滿滿的。再去教室、餐廳走走,也都很破舊,我們文科的許多教師連辦公室都沒有。

  雖然我們說艱苦的環境能鍛煉人,但隨著全國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改善,作為校長,看到沒能給學生老師提供一個很好的學習、工作環境,我心裏很不是滋味。

  這些年來,在國家和社會的支持下,我們的學生宿舍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雖然很多學生和老師的宿舍還在校園外麵,但學生老師們都很理解。

  這些年北大的學習和工作環境也在改善,使我們能吸引海內外優秀的中青年學者來北大任教。事實上北大老師的待遇在全國高校中不是最高的,但老師們都能安心在北大作教學科研。許多在北大任教的院士,也並沒有因為待遇低而離開北大。

  當然我們也在努力改善各種環境,正在為師生創造更好的學習生活和工作條件,也希望能改善教師的待遇。但我們同樣注重在學校營造一種良好的學術氛圍和人文精神,我想這對於人才的培養是非常重要的。

  《科學時報》:北大的校園是很美的校園,您最喜歡去北大哪個地方?在忙碌的工作之餘您有什麽業餘愛好嗎?

  許智宏:北大的校園很美,北大作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過去近10年中我們已經投入 8000多萬元的經費用於保護和維修古建築。我以前在中科院工作的時候,因家離北大很近,經常到北大散步。但我現在很少在北大校內散步了,一方麵事情比較多,另一方麵在校園認識的人比較多,碰到熟人都要聊一聊,碰到學生常常要一塊兒合影拍照,這樣就散不了步了。但我還是會抽空到學校的各個角落去看看有沒有什麽問題。在春光明媚的日子裏,在北大的校園裏散步,實在是一種享受。另外,北大有很多講座,很有意思,我也很感興趣,也想去聽聽,但也是時間不允許。

  不過,北大校園不光是漂亮,它本身就是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北大的學子們都非常熱愛自己的校園。北大一些地方鋪了草坪,有學生給我寫信說不應該鋪草坪,因為鋪草坪又費水,生物多樣性也減少了,比如校園中人工草坪上鳥的種類就很少,所以今天北大校園裏,很多地方留著雜草。我本身也是研究植物的,我們北大校園是生物多樣性很豐富的地方,校園內樹叢中、草坪中的花草、鳥類,生命科學院的學生都觀察過並作過統計。

  我在年輕的時候,也喜歡集郵、爬山。在中科院當副院長時,下班後隻要沒有會議,晚上的時間我可以做些自己喜歡的事情,也可以靜下心來讀些與自己專業有關的論文文獻。但現在當校長不一樣,各種事務安排得滿滿的,很多工作隻能晚上帶回去做。下班時,我常會半開玩笑地問秘書有沒有“家庭作業”。許多國內外領導人要來北大,都要接待安排。許多重要的學術會議在北大召開,我會根據重要性選擇出席。其實,這些活動使我也學習到不少東西,對我從事管理工作也很重要,因為可以從中了解背景資料和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