猙獰可怖不亞於男人--納粹高官的女人們

新近出版的《納粹女人》一書，研究視角從“納粹男戰犯”轉到了“納粹女人”，填補了二戰史研究的空白 　　看影片《辛德勒的名單》時，法西斯集中營裏的納粹女看守凶惡的形象雖隻寥寥幾個鏡頭，卻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即使女性，一旦成為納粹後也變得那樣猙獰可怖，有的集中營裏的女看守其凶殘程度絲毫不亞於男看守。然而，在人們回顧二次世界大戰史料時，納粹女人常常居於大多數人習慣的視野之外，對她們的情況很不了解，即使知道也隻曉得點皮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納粹女人》(安娜·瑪麗亞·西格蒙德著，班瑋、曲俊雅譯)一書，把研究方向從以往的“納粹男戰犯”轉到“納粹女人在戰爭中的作用”上，彌補了這個缺陷。 　　《納粹女人》共寫了十四個納粹名媛，包括戈林的妻子卡琳和艾米，戈培爾的妻子瑪格達，希特勒的情婦愛娃，希特勒的女門生亨裏埃達，蓋世太保頭子海德裏希的妻子莉娜，納粹禦用女導演裏芬施塔爾，第三帝國的傳奇女飛行員漢娜等。書中沒有把這些女人當作納粹符號來寫，而是通過大量史料和細節，生動地刻畫了這些納粹女人各自的經曆、性格和命運，因此更能發人深思。 　　納粹的原文含意是“國家社會主義”，希特勒就是靠這一主義上台的。當時一戰戰敗後的德國，經濟大蕭條，民眾普遍存在失落感。希特勒利用了這種情緒。納粹政權初期，由於發展軍火業，大量修建高速公路，給失業工人創造了就業機會，使許多德國人產生興奮感，以為可以振興德意誌，開始讚成“純日耳曼血統”的邪說，他們對納粹主義的盲目熱衷使自己完全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形成了一股狂熱的法西斯潮流。在狂熱的人群當中，也有許多女性。女人的作用有其獨特性，正如納粹黨攝影師海因裏希·霍夫曼在其回憶錄中所寫的那樣：“這些女人是黨最好的宣傳員，她們說服丈夫與希特勒交朋友，空閑時間積極投身政治……為黨的利益無私奉獻。”盡管納粹政權犯下了令人發指的罪行，但這些女人無動於衷，在她們眼裏，那些納粹戰犯依然是好丈夫、好父親、好朋友，她們極力美化納粹的所作所為，對納粹的愚忠達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這些納粹女人的共同特點之一是與權力結盟，同權力做伴，有一些即是納粹高官的妻子，她們與納粹政權是生死與共的血肉關係。這群人中最典型的當數戈培爾的妻子瑪格達。瑪格達對納粹主義極其狂熱，對希特勒充滿崇拜之心。她說：“我當然也愛我丈夫，但我對希特勒的愛更強烈，為了他我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平時，她完全按照納粹理想女性的標準履行女人的職責，甚至連她生六個孩子也是按照納粹主義的婦女觀行事的模範行為。由於生了一大群日耳曼血統的孩子“贈與元首”，1938年瑪格達·戈培爾成為首位獲得“德國母親榮譽十字勳章”的婦女。後來當蘇聯紅軍包圍柏林，納粹政權即將滅亡之時，瑪格達仍然忠心耿耿追隨希特勒，和丈夫一起帶著六個孩子住進希特勒的總理府地下室。母愛可以說是天下所有女人的天性，但在瑪格達這個女人身上，母性也要服從納粹黨性。身臨絕境之時，她沒有為自己和孩子們的命運流淚，而當希特勒在地下室裏從西服翻領上摘下自己的納粹黨徽給她戴上時，她卻流下了激動的淚水。1945年5月1日，戈培爾夫婦決定自殺。希特勒的女秘書和愛娃的女傭請求把孩子們交給她們設法帶出去，戈培爾不同意。所有的女人、炊事人員、辦公室工作人員都進來向瑪格達下跪，為孩子們求情，但瑪格達冷酷地拒絕了。六個孩子(最大的十二歲，最小的才四歲)被注射毒劑而死。隨後，戈培爾開槍自殺，瑪格達服毒自盡。直到死亡，瑪格達都認為自己有權決定他人的命運，剝奪他人的生命，包括自己孩子的生命。這本身即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主義！瑪格達徹底接受了納粹思想，狂熱地用納粹思想毒害他人，而最終使自己和孩子也成為納粹思想的受害者。 　　納粹上台是德國民族的大災難，而動蕩時代的德國女性的命運更是和整個民族的悲劇命運緊密聯係在一起的。納粹獨裁政權出於統治需要，必然要精心培育出瑪格達這樣的納粹女人。而且從當時德國民眾的多數人對希特勒和納粹寄予幻想，進而耽於迷信，以為就此可以振興德意誌，掀起一股全國性的狂熱來看，可以分析出德國女性總體上對納粹是完全喪失警惕，乃至衷心擁戴的。當然她們中大多數是上當受騙者，和書中的那些納粹女人是性質不同的。當時德國從上層婦女到下層婦女的許多人把希特勒當作理想的化身，把納粹主義視作一種拯救德國的替代宗教，動員自己的父親、兄弟、丈夫、兒子為納粹上台效力。她們萬萬想不到結果會是玉石俱焚，毀滅自己的家庭和祖國。這是一個用民族血淚堆積起來的曆史教訓，一場現代的噩夢。痛定思痛，德國民眾才能在戰後深刻反省，德國總理才會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下跪懺悔。從這個曆史大背景下看待那些納粹女人，就不會感到不可思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