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你們不應該關心我們退學的人，應該好好關心那些還在學校裏的人。”楊晨，一個19歲的女孩兒趿著高跟兒拖鞋，坐在自己住所雜亂的桌子前，一邊抽煙，一邊輕描淡寫地說。　　她離開學校已經5年了，那時她上初中二年級。兩年前，她出版了第一本長篇小說《感恩而死》。　　另一個17歲女孩兒，劉雯，在剛剛開學的高一下學期，也選擇了離開學校，盡管這個學習的機會是她努力了很久才得來的。　　劉雯一再聲明自己不叛逆、不另類，但她永遠背著一個發黃的綠色軍用書包，上麵別著四枚毛主席像章，一個紅五星，還有個小牌牌，上麵刻著：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毛澤東。　　一位鄭州讀者打來電話，向我們講述了楊晨和劉雯的事情。這兩個女孩兒的退學都因媒體報道而在河南引起不小的討論。　　這位讀者說自己也是位母親，看到越來越多的孩子離開了學校，心裏充滿了憂慮、無奈和遺憾。“是她們無法適應學校，還是學校容不下她們？可她們實在太小了，實在不應該。” 　　“每次我指出他們的錯誤，他們都批評我，甚至讓我出去” 　　楊晨比劉雯大兩歲。她大大咧咧，一頭卷曲而混亂的長發，喜愛化妝，碰上聊得來的人，就閉不上嘴。她隻在上學前感覺過快樂，隨後包圍她的隻是世界對她的敵意。於是，她選擇了奇裝異服，故意搗亂，逃學。“的確，我是個老師都不喜歡的學生。　　楊晨的父親是個軍人，母親是個醫生，他們對這個孩子沒有比其他父母更多的期望，包括在她退學之後仍是這樣。“隻是希望她能快樂。”但楊晨的媽媽董芳也承認，自己似乎從沒真正了解過這個孩子，隻是覺得“她從小就複雜”。　　楊晨小的時候大腦的平衡功能似乎有些問題，全家人都堅信這是她出生時短暫的窒息造成的。她沒辦法和別的小朋友一起玩耍。她跑步追不上別人，經常摔跟頭，其他女孩子常玩的遊戲，比如跳皮筋兒等，她也學不會。慢慢地，在群體活動中，她成了別的小朋友不願意接納的玩伴兒。　　於是楊晨選擇了獨處。這期間，她發現了讀書的樂趣。從小人書，到簡單的兒童讀物，從自家的書，到鄰居和父母朋友家的書，楊晨在其他孩子還隻會玩耍的時候，就已經讀了《三字經》、《百家姓》，並開始涉及四書五經和中國古典四大名著。　　在楊晨媽媽看來，這個孩子似乎把能量全部用在了看書和喋喋不休地對話上，她很少在夜裏12點以前睡覺，同時也要求別人不睡，陪著她。“你知道嗎？她居然從小就會嘲笑我們。”董芳說：“說我們成天隻知道睡覺，還質問我們這樣難道不覺得浪費時間？” 　　因此，楊晨到了上學的年紀，家裏人都很高興。在楊晨那時的期待中，學校的印象來源於孔子的學校：三千弟子，聚在一起討論共同感興趣的話題。　　但學校並不是楊晨想像的那樣。盡管楊晨的學習成績一直不錯，但她並沒有得到自己想知道的東西。媽媽回憶起最初幾年的時光時，承認楊晨是個紀律不好的學生，她常常聽老師說楊晨上課接下茬，或不停地發問，直到逼得老師回答不出，不得不讓楊晨罰站等等。　　一個至關重要的事件發生在楊晨三年級時。那時她所在的班有一節語文公開課，講孔融讓梨的故事。在公開課的前一天上午，老師特意演習了一次，因為楊晨大量的閱讀積累，她被安排在公開課上做總結性發言。但就在那天下午，因為再一次上課隨便講話，楊晨的書包被老師扔出了教室。　　楊晨的報複很獨特。在上公開課的時候，她站起來不慌不忙地說：孔融把大梨讓給別人，因為他知道大梨壞了。　　不知其中奧妙的聽課老師哄堂大笑。正在講課的老師的臉立刻就變得煞白，甚至整個身子都哆嗦起來。　　放學的時間到了。董芳的辦公室裏衝進來一群孩子，七嘴八舌地說：阿姨，快去看看吧，楊晨闖禍了，闖大禍了。　　董芳一進教室的門，那位老師便衝過來，劈頭蓋臉對董芳數落楊晨。董芳隻能一個勁兒賠不是，解釋說孩子小，不懂事。那位老師不接受這種解釋，大聲嚷著：她不是不懂，她就是故意的，故意的。楊晨就坐在一旁的椅子上，麵無表情，一聲不吭。　　那天晚上楊晨挨打了。這也是董芳記憶中，打女兒打得最狠的一次。　　在親戚朋友眼裏，楊晨的父母都是性情和藹、忠厚樸實的人，從未和別人拌過嘴、動過手。但他們的女兒卻常常挨罵挨打。　　“為什麽打她？我給你舉個簡單的例子。”楊晨爸爸說，“放學回來，一邊走一邊唱歌兒，問她：今天怎麽這麽高興哇？她說，老師今天沒留作業。好，過一個星期，老師打電話來說：你家楊晨一個星期沒交作業，怎麽回事？”他停住了，嘿嘿樂，“你說我什麽感受？打唄！” 　　董芳到現在也不太明白，老師批評一兩句，別的孩子都可以接受，為什麽楊晨就不能？“我最不喜歡她哭，邊哭邊說，越說越哭，怎麽她就那麽多道理？”“那麽你問過楊晨嗎？為什麽她不能？”我問。　　董芳愣了一會兒，說：“沒問過。我隻是覺得她太敏感。因為那時我們都覺得，老師批評孩子，總歸是自己的孩子有問題。” 　　在家庭成員裏，最能理解楊晨的是舅舅董魯冰。這也是惟一一個堅持將楊晨退學的原因首先歸結到她父母身上的人。　　“她為什麽總是吵，為什麽總是和人爭論？”舅舅回憶說：“我想，是因為她需要理解。” 　　“他們很愛自己的孩子，但他們是傳統的中國人。”董魯冰說，“他們認為小孩子不能頂撞長輩，認為老師永遠都是對的，想不通小孩子怎麽能有獨立的思想。這樣的結果便是，一方麵沒有理由地愛孩子，另一方麵隻有一個理由地去責罵孩子———在學校不聽話。” 　　10多年後的今天，楊晨的爸爸媽媽似乎漸漸接受了當初楊晨的行為，這種改變對他們是很困難的，當楊晨說起一本書上對某首宋詞的解釋不對時，董芳還是很自然地說：“書上說的怎麽可能是錯的，那是商務印書館出的書呢！” 　　對於楊晨來說，現在的改變來得太晚了。在老師說她“有人生沒人管教”時，叫她“小醜”時，以及在她聽到那些她認為有理由去抗爭的言辭時，她環顧四周，找不到一個可以躲藏或尋求慰藉的角落。她漸漸放棄了這種尋找。現在的楊晨，所有關於學校的記憶都是可笑而不可理喻的。　　她說從來就不喜歡上學。她討厭大家穿一樣的校服；不喜歡每天早上站在校門的值日生，見了老師就敬禮問好的場景———因為沒一個老師向同學問好；她認為老師在講台上講課都是裝模作樣，“每次我指出他們的錯誤，他們都批評我，甚至讓我出去”；她不喜歡寫作業，也不在乎考試成績，甚至對於加入少先隊這樣小學生都引以為榮的事，她現在回憶起來也覺得是很荒唐的。　　“那是冬天，下著雪，我在教室外站了幾個小時。那是我這輩子第13個生日” 　　四年級下學期時，楊晨的父母下決心讓她轉學了。　　在新學校裏，從小就不喜歡運動的楊晨突然喜歡上了足球。她不會玩兒，卻精於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