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麗君弟弟鄧長禧揭開姐姐“星途”秘聞

鄧麗君的弟弟鄧長禧接受鳳凰衛視《魯豫有約》欄目采訪 　　她是一位在舞台上星光熠熠的歌手，她給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兩代華人留下深深的歲月記憶； 　　在二十世紀的後五十年中，她甜美而略有哀婉的歌聲、她溫情脈脈而又夾雜柔媚的笑容，幾乎就是全世界華人最熟悉的聲音和表情。 　　她是毋庸置疑的超級巨星，她是舞台上的幸福寵兒；但她也曾自歎情途多難，渴望平凡而幸福的家庭生活。 　　短短42年，鄧麗君的一生如流星飛逝，神秘而傳奇。 　　我的父親是鄧麗君的歌迷。他甚至覺得我倆長得有點像。我記得我曾經偷偷照過鏡子，得出的結論是，還是鄧麗君比較漂亮。現在常常有記者會問我最想采訪誰。我的回答是，很可惜，我想采訪的很多人都已經不在了。比如三毛，再比如，鄧麗君。真的，沒有能夠采訪到鄧麗君是太遺憾的事情。因為我覺得她是一個有著那麽多故事的、謎一樣的女人。我很想了解她。今年2月，我在深圳見到了鄧麗君的弟弟鄧長禧。能聽他講述姐姐的故事，也算是滿足了我的心願。 　　記者：你們長得還挺像的。 　　鄧：有嗎？ 　　記者：有一點。 　　鄧：她最氣的就是說我像她。 　　記者：為什麽？ 　　鄧：差太多了。 　　記者：還好，基本上輪廓，那個形在那。 　　鄧：眼睛比她小，那是雙眼皮，眼睛比較大。她像我爸。 　　記者：女孩兒像爸爸。 　　鄧：我就像我媽。 　　記者：你們姐弟之間怎麽稱呼？ 　　鄧：有時候就亂叫，什麽老鄉，老姐，我哥哥小時候都叫她丫頭。 　　記者：父母呢，叫她，她小名是什麽，在家裏？ 　　鄧：父母就是，小名叫丫頭，丫頭後來大了念中學，就改名就叫麗君，叫麗君，麗君的，我哥哥就叫她麗君，後來有時候就叫她英文名字。 　　記者：(英文)。她大你幾歲？ 　　鄧：一歲。 　　記者：就大一歲啊？ 　　鄧：有時候就喂，喂，有時候。 　　1953年1月29日，正是龍年的十二月十五；這一天，鄧麗君在台灣省六林縣的一個住滿軍人家屬的三合院中呱呱墜地。她的父親鄧樞祖籍河北大名，早年畢業於黃埔軍校。1949年中共解放大陸之前，鄧樞一家隨國民黨軍隊撤退到海峽對岸，從此與故鄉永別。 　　在鄧麗君出生之前，鄧家已有三個男孩。鄧麗君的降臨讓中年得女的父親鄧樞喜出望外。 　　記者：你最初對她的記憶是什麽樣的，倆人差一歲，幾乎是一塊長大的了就是。 　　鄧：對，我們兩個一起長大。 　　記者：姐姐一般是很嗬護弟弟的。 　　鄧：對，她比較鈴瓏一點，比較乖巧，我們小時候比較笨，那反正跟著她屁股後麵跑。 　　記者：你對她最初的記憶是什麽樣？ 　　鄧：最初大概就是在5、6歲吧，5、6歲，就覺得她嘴巴很甜，那比較容易得寵。很自然就是，也不做作，反正就嘴巴很甜，叔叔、伯伯地叫，所以我們在她旁邊就相對地會被比下去。 　　記者：那她很小就長得很可愛？ 　　鄧：我不覺得，我覺得她就，不算可愛，黑黑的，瘦瘦的，其實跟在我心目中跟別的女孩子比，不算漂亮，她就嘴甜，人緣好。 　　因為父親所在的軍隊不斷移防，在鄧長禧的記憶中，他們全家很少安定、卻更多處於不斷奔波之中。六歲那年，鄧家又一次全家出動，跟隨鄧樞搬到台北縣的盧洲鄉。 　　那時，駐防部隊的家眷們幾乎都是集中在一起居住，台灣本地人將這樣的家屬院稱之為“眷村”。如同大多數“眷村”裏的子弟一樣，鄧麗君從小就在來自父母的“外省文化”和台灣“閩南文化”的共同影響下長大的。 　　那時，盡管還隻是一個孩子，但聰穎的鄧麗君已經顯示出她絕佳的演唱天賦。 　　記者：她從小就喜歡唱唱跳跳的嗎？ 　　鄧：跳倒沒有，唱喜歡唱。 　　記者：從小就唱？ 　　鄧：從小就唱，因為我們那時候家裏就有個收音機嘛，電視也沒有，唯一的娛樂就是聽歌，我媽媽就會買一些歌本，回來就教她唱，等於是唯一的娛樂。 　　記者：你印象當中她當時老唱什麽歌，在最小的時候，那麽小的時候？ 　　鄧：黃梅調比較多，黃梅戲，就是那個時候一個電影叫《梁山伯與祝英台》，是林泊主演，那個電影在台灣很轟動，大概我媽媽看了五次，從頭到尾就是黃梅調的音樂，她大概從頭到尾都會唱。那個時候坊間也都流行，電台也都播這個。 　　記者：你當時覺得她唱得好聽嗎？ 　　鄧：其實差不多吧。 　　記者：你沒有覺得，哎呀，我姐姐唱得很好聽，跟廣播裏唱得差不多？ 　　鄧：我不覺得，我那時候好像覺得我唱得比她好。 　　記者：那真的，那說明你們一家人都是挺有音樂細胞的。 　　鄧：嗓音可能是從我媽媽那裏繼承，我媽媽現在是80，快78了，講電話的聲音還是那種嫩嫩的聲音，所以嗓音可能她，有我母親的遺傳。 　　記者：小時候家裏生活條件好嗎？ 　　鄧：不是很好，那時候小孩也多，我們家五個小孩，一家七口，那我父親從部隊退下來，就做一點小生意，也是圖個溫飽吧。 　　在經濟環境普遍不好的大背景下，遷居到台北的鄧家依然沒有任何改善，父親不得不沿街叫賣、貼補一個大家庭的日常開支。 　　1963年，剛剛10歲的鄧麗君已經有了跟隨樂隊各地演出的經曆，她的金嗓子也越來越給這個貧寒家庭帶來新的收入。 　　這一年的8月，台灣“金馬獎唱片公司”舉辦了一次全台灣範圍的歌唱比賽，盡管鄧麗君是其中年齡最小的參賽者，但她以一曲民歌《采紅菱》一鳴驚人、奪得桂冠；也就是從那時開始，她第一次踏上了真正的演藝生涯。 　　記者：那她登台最初的年齡就要從幾歲算起，從10歲算起？ 　　鄧：大概12歲吧，11歲，12歲，我記得是小學五年級那時候開始。 　　記者：你去看過嗎？ 　　鄧：我去看過。 　　記者：最初的印象是什麽樣子？ 　　鄧：最初的印象我覺得她很了不起，居然在眾目睽睽之下，能夠在台上那麽自在地表演，又唱又跳，那個時候流行那種叫妞妞舞。 　　記者：什麽叫妞妞舞？ 　　鄧：妞妞舞就是一種舞的那種名稱，在台上就是跳妞妞舞，完了唱輕快的歌，當時我就覺得有點佩服她。 　　記者：當時演出那個場地是什麽樣的？肯定不像後來那種正規的，大的體育館呐？ 　　鄧：它大概就像那種大禮堂，大禮堂然後有一個講台，然後後麵就是十幾個那個樂隊，國樂，西洋樂器都有。 　　記者：樂隊現場伴奏？ 　　鄧：對，現場伴奏，它是，等於是一個表演團體，裏麵有歌唱，有舞蹈，魔術，特技，什麽都有，就等於一場表演下來。 　　記者：她當時是開場的演唱，還是能夠排到比較後邊，壓軸？ 　　鄧：比較前麵。 　　記者：觀眾反應肯定很好吧，一個12歲的小女孩在那能唱那麽好？ 　　鄧：對，我感覺那個時候她就是比較特別，就是十幾歲小女孩那麽活潑，可愛，那，感覺到很多大人都很喜歡她。 　　記者：你能夠感覺得到嗎，她一點都不怯場？ 　　鄧：其實我私底下問她，我說你怕不怕？她說剛開始會怕，就是一上台，大概一兩分鍾還會怕，但是一唱下去以後就好一點。 　　記者：出過錯嗎，她在台上？ 　　鄧：出過錯，歌詞常唱錯。 　　鄧：她到後來，後來表演也常出錯，歌詞有時候也是顛倒，把第一段唱到第二段，常有，那歌太多了。 　　記者：你能聽出來，一般的觀眾能聽出來嗎？ 　　鄧：一般觀眾大概也知道吧，大概也知道。 　　記者：但她表現得會很自然，很鎮靜，即便唱錯了也還是很鎮靜地唱完？ 　　鄧：對，她還是繼續唱下去。 　　記者：有那種天賦在裏邊。 　　記者：對，那麽小的年紀，當時演出會有報酬嗎？ 　　鄧：大概就是一個車馬費，5塊錢，10塊錢左右。 　　記者：當時家裏麵需要她去掙一些小錢貼補一下家用嗎？ 　　鄧：也不無小補，你說一天5塊，如果一個月演出個10場，有50塊，我們家庭那個時候一個月開銷大概也差不多800到1000左右，所以也不無小補。) 　　在歌唱比賽中成為一名炙手可熱的童星後，鄧麗君成為夜總會等各種演出機構爭相邀請的對象。靈巧的眼睛，甜美的笑容和字正腔圓的歌聲使得她成為各種公益活動上備受歡迎的人物。 　　而那時的鄧麗君，還是一名同樣麵臨著升學壓力的普通國中生。 　　記者：她那個時候要演多少啊，平均每個星期？ 　　鄧：不一定，大概通常都是在周末的時候，星期六晚上，或者星期五，周末，大概一個月有個八場，十場左右。 　　記者：對她的壓力大不大，平常還要上學，還是個學生。 　　鄧：還好，因為她自己也喜歡唱，那學校是功課壓力是蠻大的，那個時候還要升中學，要考試，所以有時候回來晚就沒辦法就得功課沒做，先睡，然後早上因為我們家做饅頭，大餅，所以我父母大概早上4點多就起來，起來大概5點多就把她叫起來，我父母在那邊做一些麵的工作，她就在旁邊就寫功課。也沒有書桌，也沒有，就是那種藤椅，然後上麵鋪個洗衣板，那個燈泡大概就是100次光的，就在那邊做功課，蠻可憐的。那個時候尤其冬天的時候，我6點多起來，一看，哇，她已經在那寫功課都快寫完了，心裏蠻同情她的，可能我們是小孩子，也不懂得什麽叫累。 　　記者：她沒有跟你說過不想唱了，太累了，晚上要去寫作業？ 　　鄧：沒有，我看她蠻樂意的。 　　1965年，12歲的鄧麗君考入台北私立金陵女中就讀。盡管家境毫不優越，但父親仍然堅持應該讓這個家中唯一的女孩接受盡可能好的教育。 　　20世紀60年代的台灣，正是經濟開始起飛之際，各類歌廳、夜總會和西式餐廳在台北應運而生。扮相清秀可人，歌藝出眾的鄧麗君，又得到兩位元老級的台灣音樂人翁清溪和左宏元的大力提攜，早已成為賣座的保證，這位童星的魅力開始在整個台灣蔓延。 　　為了全力在歌壇衝刺，鄧麗君終於麵臨課業與歌唱無法兼顧的困境。 　　記者：她從學校退學，也是在14歲的時候吧？ 　　鄧：對，14歲，初二的時候。 　　記者：誰做出這個決定，是她自己嗎？ 　　鄧：我父親當然是尊重她的意見，學校方麵也是看她的選擇，如果說你繼續要在外麵登台演唱，可能你就沒有辦法再回到學校來，學校也注重校譽。所以她想一想，覺得書反正到哪都可以念，早念晚念也都一樣，所以就先去登台唱歌。 　　記者：你覺得她那個時候做這個決定，一方麵很喜歡唱歌，一方麵會不會很小年紀就已經對家庭，覺得自己有一份責任感，我能夠幫家裏掙錢？ 　　鄧：就覺得說，如果我不念書是不是大家就不會太為難，我覺得她那時候是有一點自己勉強自己，所以到後來她一直很後悔這個事情，覺得她一個很大的遺憾就是沒有辦法像一般的年輕女孩完成她應該完成的學業。 　　記者：也就是說她那種很無憂無慮的小孩子那個時光其實挺短的。 　　鄧：挺短的。 　　記者：這應該也是她很遺憾的事情吧？ 　　鄧：對，因為你這個東西，到後來你是沒有辦法再去回到從前那種感覺，就是她體驗不到年輕女孩子應該在那個階段體驗到校園的那種生活。雖然後來到20幾歲，他去了美國再回到校園去體會校園那種生活，但是那種完全不一樣了。 　　記者：後來等你們長大以後，你們再回憶小時候，你發現她對於小時候那段日子，常常會提起的是哪一個階段？ 　　鄧：大概是過年的時候，家裏團聚，然後全家人在一起吃年夜飯那種感覺。所以她後來每一年農曆年，她都回台北，跟家人團聚，然後就全，年夜飯那種團圓的氣氛。 　　1968年，由於歌藝備受肯定，15歲的鄧麗君獲邀在台灣當時最具影響力的歌唱節目“群星會”中表演，這也是鄧麗君第一次通過電視出現在全台灣觀眾的麵前。 　　鄧：14歲是開始上電視，那個對她影響比較大，因為那個時候台灣第一家電視台開播。那個時候一天隻播幾個鍾頭，好像下午六點播到晚上十點半，然後禮拜天的晚上大概六點鍾有一個歌唱節目，叫《群星會》，那個收視率也高，就一家電視台，而且那時候看電視都是哪一家有電視，然後鄰居都圍在門口看，一台電視幾十個人看，所以能夠上那個節目對她的知名度就幫助很大了。那時候都擠破頭要去上那個節目。 　　記者：那那個節目怎麽找到她的呢，《群星會》怎麽找到她的？ 　　鄧：《群星會》也是我媽媽透過朋友關係介紹，然後找了那個製作人，然後帶她先去試唱，那製作人一看，蠻喜歡她的。小女孩，等於在節目裏麵也是一個特色，所以當時就開始找她就上節目，也不是每一期上，大概就是隔個一個月上一次。 　　記者：那個時候的節目都是直播的是不是？ 　　鄧：嗯，直播，對，那個直播。 　　記者：她第一次上電視很成功嗎？ 　　鄧：第一次好像就唱錯了？ 　　記者：哦，真的？ 　　鄧：第一次好像就唱錯了，可惜那個帶子現在找不到了。 　　記者：是把詞忘了，還是怎麽出錯了？ 　　鄧：好像唱錯了，好像就是歌詞整個都唱錯了，她就，一急她就自己就編詞。 　　記者：一般的觀眾如果不知道的話，能看得出來嗎？ 　　鄧：可能看不出來，就看你對這個歌的熟悉度。 　　記者：你還有沒有印象，她第一次上電視，你們全家是不是找到一個電視機，守在前邊等著看那個電視劇？ 　　鄧：對，我們剛好我們隔壁就有一台電視機，剛好是我們鄰居嘛，所以我們可以坐帶客廳看，那外麵還是圍一堆人。大家覺得她唱得怎麽樣？其實唱好壞大家不太會有感覺，隻是覺得上電視，很了不起。能上電視就是真的很了不起。也很好玩，就是看到一個人，在那個電視機裏麵出現，也很新鮮。 　　記者：這個《群星會》慢慢上了以後，就有知名度了？ 　　鄧：對，這個節目影響很大，這個節目，這是唯一的歌唱節目，所以收視率很高的。 　　記者：當時那種有知名度，像現在這樣一夜之間所有人都知道她的樣子，都知道她的歌聲，還是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鄧：也差不多。 　　記者：那演出開始越來越多？ 　　鄧：對，就是夜總會找她的就越來越多。 　　記者：收入呢，比以前高了。 　　鄧：收入也差了很多。 　　記者：就是比以前高了很多。 　　鄧：高很多，那個時候等於算職業了，那我父母就小生意也不做了，專職地就陪她每天到秀場，她一天最多的時候跑六個地方，從下午就開始。 　　記者：哇，這是從十幾歲開始？ 　　鄧：那個時候已經是15、16歲了，就已經算很有知名度的票房保證。 　　記者：每天都是這樣？ 　　鄧：每天都是。 　　除了出現在各種演出場合之外，鄧麗君在她14歲的時候就已經開始灌錄唱片，隻不過那時唱的還都是各種民歌小調，直到兩年之後，她的唱片中才有了專屬於自己的歌。 　　盡管隻是童星，盡管還是唱片業並不發達的20世紀60年代，但鄧麗君在唱片方麵早已有驚人表現。1968年，剛剛出道不滿兩年的鄧麗君已經前後發行了8張唱片，幾乎每兩個月一張唱片的速度足以顯示她當時受歡迎的程度。 　　那時，正是妙齡的鄧麗君已然成為台灣新一代青春偶像，甚至她的裝扮也成為當時少女們爭相效仿的時尚。 　　記者：那個時候你從什麽地方感覺到我姐姐是個公眾人物了？ 　　鄧：走在街上就有人看她，然後指指點點。 　　記者：主要因為在電視上常常出現？ 　　鄧：對，就是算是知名人物，而且她也特別，她那個個頭一米六三，算蠻高的，她穿著高跟鞋，然後長那個樣子，穿著，走在路上人家就是會看，再一仔細看，哦，那不是那個誰嗎，所以我就喜歡走在她後麵，我就看人家看她的那種表情。 　　記者：你當時那種感覺是很驕傲的，還是覺得有一些尷尬，哎呀，別人都在看我們，還是什麽感覺？ 　　鄧：我蠻驕傲的，覺得那個時候蠻驕傲的，有這麽一個老姐，那時候覺得很驕傲。 　　記者：她那時候穿著怎麽跟別人不一樣？ 　　鄧：她因為表演的關係，當然不是穿表演服裝，但是平時就是因為在那個場合，她自己也知道別人都可以觀察嘛，所以她在穿著上就會比較注重，而且也會打扮。 　　記者：她那時候也就是十幾歲的時候，是嗎？ 　　鄧：對，16、17歲，也喜歡穿迷你裙，她的腿又修長。 　　記者：她的腿很漂亮，對。 　　鄧：喜歡穿迷你裙，所以走到街上大家都會看。 　　記者：那個時候追她的人很多嗎？ 　　鄧：來來去去吧。 　　記者：是怎麽樣的表現方式，她唱歌會有人給她獻花，還是會追到你們家去？ 　　鄧：就是時常來看她表演，然後到後台去送點小東西呀，巧克力呀什麽的。然後巴結我媽媽，請我媽媽去吃飯，這樣。 　　記者：但是你媽媽都看不上？ 　　鄧：我媽媽其實也沒有意見，也是看她自己怎麽樣，但她總覺得一個年輕人一天到晚在這個地方也不是很好的年輕人。 　　記者：她喜歡什麽樣的？ 　　鄧：她啊，她比較喜歡有男子氣概的，北方人那種感覺，就是一個大胡子，最好戴個眼鏡，又老實，又斯文，又有男子氣概。 　　記者：這是你們當時探討的嗎？ 　　鄧：對。 　　10歲出道，兩年之後出唱片，八年之後成為全台灣最受歡迎的當紅歌星，這就是在旁觀者看來，鄧麗君走過的坦蕩星途。但其間波折，也隻有親曆者本人能夠體會。 　　記者：她到什麽時候開始算是一線歌手了？最當紅的歌手？ 　　鄧：17、18歲就開始成壓軸了，就壓軸了。 　　記者：在夜總會演出的時候，她最後一個出場？ 　　鄧：對，最後出場。 　　記者：本來呢？ 　　鄧：本來也就是唱唱前麵，然後中間穿插一些劇，演演唱唱劇，但是很快，一兩年之間，馬上就受歡迎。 　　記者：一開始還會不會經曆過那樣一個階段，就是也可能會有一些小委屈，本來唱歌，然後大牌來了要給人家把那個位置讓出來？ 　　鄧：都有，在裏麵排擠，然後有的是老板的女朋友，就是把她擠到旁邊去了，然後晚上要唱的歌都會先寫歌單給樂隊，然後她就先唱了，就把你歌給唱掉了，然後有的時候打牌看她小孩子，就讓她說，你先唱，我媽媽那時候都跟她講了，不要爭，人家比你資深，看開一點，所以我媽媽對她的心理上的輔導幫忙很大。 　　記者：她自己會不會覺得很委屈，小孩子總會覺得很委屈。 　　鄧：也還好吧，也還好。 　　記者：她從來沒有在那環境裏麵沒有煩過，沒有氣餒過，在最初那個階段？ 　　鄧：現在印象中好像沒有這種感覺，可能年輕，17、18歲的時候，不知天高地厚。 　　記者：等到她成了一線歌手的時候，在夜總會唱壓軸，開始也要請她到台灣以外的地方去演出。 　　鄧：嗯。 　　猶如出唱片的速度一樣，鄧麗君的名聲也幾乎在以同樣的速度波及到整個世界華人圈。 　　16歲時，鄧麗君赴香港首度演出，就獲得當年慈善義賣年齡最小的“白花油皇後”。其後也就是從香港開始，鄧麗君的聲名震蕩整個東南亞華人圈。 　　1973年，正值雙十年華的鄧麗君以香江最受歡迎國語歌手的姿態，暫停了她在香港與東南亞的連串演藝活動，決定赴日本發展。 　　記者：都是在那個時期？ 　　鄧：對。所以她，日本公司是在香港的歌舞廳發覺到的，所以就跟她談到日本發展，那時候已經是20歲的時候。 　　記者：她當時有沒有一個決定的一個過程，去不去日本發展？ 　　鄧：去日本，我父親堅決是反對。我父親覺得說，你在台灣，東南亞都很有知名度了，那去日本，完全一個陌生的環境，我母親也怕日本人，因為以前抗戰的時候，逃日本都來不及，那她是自己想去闖一闖。所以後來就，我母親也願意陪她，那我父親也無所謂，反正你們母女倆決定的，不要後悔，所以大致過程是這個樣子。 　　記者：當時日本唱片公司為什麽要來這邊找中文的歌手？ 　　鄧：也不是很刻意要找中文歌手，因為她那個時候，她們公司在香港叫寶力金，在日本叫寶力波，所以都是一個公司，那等於說把香港，她那時候已經加入寶力金裏麵，把香港的歌手帶到日本，再去發片，這樣子。 　　記者：她那個時候，因為我知道那個時候有一段台灣對日語的節目，不許在電視上播放，廣播裏可能也不讓播放了。 　　鄧：對，廣播，廣播不清楚，尤其電視，不準唱日本歌。 　　記者：那她去日本發展，會不會影響她在台灣的發展，會嗎，在那個時候？ 　　鄧：還好，反而就是去日本每隔一段時間，還是可以回台灣，所以她那個時候知名度還都沒有什麽受影響。反而就是覺得變成旅日紅星。 　　記者：日語呢，她去之前一點都不會吧？ 　　鄧：一點都不會，去那邊才學的。 　　記者：但她是個很有語言天賦的人。 　　鄧：嗯，這個我也滿佩服的。 　　記者：那她唱日本歌的時候，是日語基本會了以後才開始唱日本歌，還是一開始就是死記那個發音？ 　　鄧：死記，就是用英文去拚，拚那個音。所以你看她很多以前的那個筆記，她不好念的地方，就用英文去注解，那個字都是一個字一個字去咬，很辛苦的。 　　記者：那唱一首歌還好辦，如果是要是舉辦一個小型的演唱會，要唱很多首歌，她都是這麽記下來？ 　　鄧：後來就背熟一首，那一首就沒問題了，所以就是一直在背新的歌，背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就不會像以前每一次唱還要再去背，她就等於把那首歌熟練了。 　　記者：在日本發片，一開始就很順利嗎？ 　　鄧：沒有，第一年公司還檢討，說是不是找錯人了？因為出了兩張片，都不賣錢，後來就是負責她這個業務的那個人，他堅持說，再給一次機會，再出一張片，所以等那張出來才等於得到一個肯定。 　　記者：她不賣的標準是什麽，就是在排行榜上是排到一個什麽樣的位置，以上就賣，以下就不賣了？ 　　鄧：根本就沒有入排行榜，日本新人很多，日本新人一年大概有上千人在角逐，然後她那時候發片還不是大碟，他們叫single，就是一張單曲，先賣單曲，單曲都賣得不好，然後就不可能出大碟，所以到第三張的時候，那一張單曲叫《空港》，《空港》那張一下就竄到排行榜，然後後來再出大碟，然後她那一首歌也得到當年日本的新人…，等於是最佳新人的那種感覺，所以那個對她等於是奠定了她在日本的一個基礎。 　　1974年6月，也就是在鄧麗君到日本一年之後，新專緝《空港》終於讓鄧麗君贏得屬於自己的掌聲。這是一次來之不易的成功，她終於以自己對流行音樂的理解和慣常的演繹手法征服了日本人曾經堅持的演唱原則。 　　當鄧麗君以華人歌手身份捧得“全日第十六回唱片大賞”新人賞時，她不過22歲。 　　記者：出《空港》的時候，她已經到日本多長時間了？ 　　鄧：一年了。 　　記者：那這一年她心理上能夠適應嗎，我在台灣，在東南亞華語地區都是很紅的個性，到這裏要從一個新人做起？ 　　鄧：這一點我就不太清楚，不太清楚。 　　記者：你覺得以她的個性來說呢？ 　　鄧：我覺得她不會去服輸，她總覺得中國人應該比日本人要優秀，所以以她的條件，既然在華人的圈子都能夠出人頭地，到日本應該也不難。 　　記者：拿到那個新人獎，她高興嗎，心情是怎樣的？ 　　鄧：高興，她總覺得以前的放棄學業，然後放棄台灣的成就到日本來，總算做了一個正確的選擇，得到一個很正麵的肯定。 　　記者：這以後在日本的發展就很順利。 　　鄧：就很順，以後就開始包裝，然後去幫她安排小型的個人演唱會，就慢慢慢慢知名度就上來了。 　　記者：那這個階段她怎麽樣兼顧台灣的市場，香港啊，華人區的市場？ 　　鄧：日本就是一年讓你回來兩次，每一次大概就是兩個禮拜，三個禮拜，然後回來的時候就會跟電視台拍一個專輯，到香港也是，跟TVB拍一個專輯，就是這樣子的一些。 　　記者：那這個階段你看她就更少了。 　　鄧：對。 　　記者：一年就兩次。 　　鄧：一年一兩次。 　　記者：她在日本一共呆了多少年，在那個階段？ 　　鄧：等於是第一次去是五年，五年之後，後來又護照的風波，就離開日本去了美國，然後一直到1984年再回到日本。 　　記者：所以大段時間是五年。 　　鄧：對。 　　正當鄧麗君以華人歌手之姿“攻陷”十分排外的日本市場時，一場“假護照風波”卻使她陷入意外的波折。 　　這場最終被澄清的誤會使得之前一直一帆風順的鄧麗君遭受到職業人生的重創。 　　記者：第一個階段。護照風波到底是怎麽回事呢，我看到的版本很多，…各種各樣的傳說都很多。 　　鄧：主要也是因為拿台灣護照那個時候在東南亞旅行表演好像不方便，所以她那時候在印尼就認識一位富商。富商就說，我幫你弄一本印尼護照，所以，她也不知內情，心想對方也是很有社會身份地位的，也不至於說弄假護照，所以她就拿那個護照，但也沒用，然後是去日本是工作，然後路過台北，她拿了台官的護照是，如果要進去的話，就得呆兩個禮拜，才能再出來。所以她就問那個印尼官員說，我如果拿這個印尼護照可不可以進去？那個官員講，那你沒簽證啊，印尼護照你沒有辦台灣簽證，所以你也進不了。旁邊就有一個報社的記者，就眼尖就看到那個，哎，怎麽她會有印尼護照，台灣跟印尼也沒有“邦交”，當時就把那個護照號碼給抄下來了。然後台灣有一個印尼商會，等於也是一個官方的一個機構，就打電話去求證這個事情，那印尼官方當時就去查這個護照，一看這個，哎，發的不是給她的，那中間那個護照怎麽來的，我們也不太清楚。那麽就是說這個護照是非法的。 　　鄧：所以她到了日本的時候，日本就配合印尼的大使館就到了飯店就找她，當時就把那本護照給扣下來了，然後她在日本留置所裏麵呆了三天，那個事情對她一個很大的打擊。 　　記者：就是像我們說的拘留所？ 　　鄧：對，三天然後日本唱片公司也去找律師啊，協助啊，然後後來日本就是以驅逐出境的方式，就是你離開日本，所以她那時候就直接去了美國，也不敢回台灣啊。 　　記者：台灣這個事已經炒得很厲害了吧？ 　　鄧：炒得很凶，什麽丟人丟到國外，那時候整個就是社會的輿論，對她的批判很嚴厲，所以她也不敢回來，所以就到了美國。剛好有美國簽證，後來在美國呆了兩年吧，就回到校園去念書。 　　記者：這段期間如果她回台灣的話，會不會要負法律方麵的責任？ 　　鄧：會，那個時候就是說法界人士認為說，她雖然是在日本犯的這個法，但是島內一樣可以適用，所以也在追究這個事情。 　　記者：那個時候你們家人，在台灣承受很大的壓力。 　　鄧：對呀，我們那時候各方麵呀，尤其記者呀，挖消息呀，打聽啊，我們那時候覺得就是，感覺到她的歌唱事業已經終止了。 　　記者：會有這麽嚴重那個時候？ 　　鄧：很嚴重的事情。那她自己的心情也，沒有想到這麽嚴重，心情也不好。所以我母親那時候陪她到美國，就開始念書。我們覺得也好，就不要唱了，就算了吧，年紀也不小了，就嫁人，過另外一種生活，我們也覺得就算了。在美國那時候念書又念了一年多，一年多那美國那邊又有一個經紀人，就說你既然在美國，我幫你安排一下，去溫哥華，紐約啊，巡回演唱一下吧，就是反正有日本那種演唱會的基礎，我們在溫哥華，紐約，還有洛杉磯幫你辦三場，她心裏想也好啊，念書念了一年多嘛，她也蠻悶的，所以開始又演出。然後唱片公司也到美國來錄音，就片還是出，片還是出，就在美國呆了兩年。後來就是因為在大陸紅了，就是說她歌聲傳進大陸了，然後大陸當局有意思邀請她回大陸，台灣就緊張了。就派人跑到美國去跟她談判，說你回來吧，既往不咎，護照的事情我們也不提了，然後才又回到台灣，那時候1981年吧。 　　記者：那麽大一場風波？那在那個期間，她的歌在台灣，比如說電視台，電台，會不會封殺，那一階段有那樣的情況嗎？ 　　鄧：沒有，但報紙都是負麵的嘛，都是報她拿了假護照的事情，然後在日本受到一些待遇，然後就開始就挖這個護照的來源，都是負麵的東西，然後在評論，這種行為在台灣是觸犯了什麽法。 　　記者：她出道那麽多年，還從來沒有碰到過負麵的報道，在那個事情以前，對吧？ 　　鄧：沒有，負麵了不起就是一些流言啊那些東西。 　　記者：但是沒有這樣的？ 　　鄧：沒有這樣的。 　　記者：她的個人那時候心情，對這個事情她能夠接受到什麽程度？ 　　鄧：其實來得也很突然，那她的個性就是應該先挺過這一關，不過她也蠻義氣的，她一直沒有把提供護照那個人說出來，那自己一肩承擔了，那她也覺得說，是她自己個人的過失，所以她也向社會大眾道歉。後來到美國就是慢慢地在韜光養晦，慢慢地在恢複，等於是在療傷一樣的。到後來她也一直被當時的輿論對她的那種評判，還一直耿耿於懷。 　　記者：可能跟台灣的媒體在那個時候心裏麵總會有疙瘩。 　　鄧：對，還是有一點。 　　盡管“假護照”風波從爆發到厘清真相，隻有短短一個星期的時間。但在當時特定的政治環境中，台灣輿論的一致討伐讓鄧麗君徹底感受到世態炎涼，倍受打擊之中，本以站在事業顛峰邊緣的鄧麗君決定暫停她的舞台生涯。 　　記者：她那個時候真的已經想過不再唱歌了？ 　　鄧：有這麽一個念頭，因為我們家人都這樣想，就說完了，大概到此為止。 　　記者：但那時候也就是台灣可能不再好唱了，但是亞洲其它地區，東南亞其它地方還是可以的。 　　鄧：可是你日本就不可能再回去了，那個市場最大了，然後台灣你也不敢回來，那你說再去別的地方，意義不大。所以就是說在美國幹脆念念書，碰到一個對象，談個戀愛，可能就退出這一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