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春樹一夜成名 我們和《時代》誰誤讀了誰

少女作家春樹成為《時代》周刊亞洲版的封麵人物之一。在今年2月2日該刊的封麵報道中，記者Hannah Beech(中文名漢娜)以“The New Radicals”(《新激進分子》)為題，報道了春樹、韓寒、滿舟和李揚等，稱他們為“linglei”(另類)。一周後，中國一些媒體紛紛就此事做出反應，在記者收集到的相關報道中，各家媒體不同程度地關注著一個核心話題：“春樹、韓寒等人能不能代表80年代生人”？ 　　同時，《時代》周刊的報道動機也受到質疑。3月1日，一篇名為《春樹、韓寒：離中國80年代後生人代表有多遠？》的文章稱，“北京電影學院的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教授在接受千龍網記者專訪時認為，美國《時代》周刊對這些人的定性，事實上誇大其辭，迎合了美國資本主義主流社會的政治宣傳需要。”該文還引用這位教授的話說：“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放鬆對美國反華本質的警惕”。 　　3月5日，記者撥通了《時代》記者漢娜在上海的電話，對她進行了獨家專訪。漢娜說：“我注意到新浪上中文的翻譯說，《時代》周刊說‘他們(春樹等)代表中國年輕人’，可是這個絕對不是我寫的。我沒說過這樣的話。” 　　《時代》記者漢娜：你們誤讀了我 　　2月10日，北京《新京報》刊發《呐喊：“80後一代”的另類表達》，文中說“這篇封麵文章的內文標題———TheNewRadi?cals(新激進分子)可以說是《時代周刊》對以春樹和韓寒為代表的‘80後一代’的新界定”； 　　2月13日，上海《新聞晨報》采訪了春樹和韓寒，標題稱“春樹、韓寒們直麵時代周刊誤讀”，文中引用韓寒的話說：“我是一個很傳統的中國男人……這些稱謂是一些一些媒體強加的”； 　　3月3日，天津《每日新報》刊登《＜時代＞封麵女孩春樹：沒人理解“80後”》，文中說“春樹，被《時代》稱為‘80後’的代表人物”，並引用春樹的話說：“我隻是出生在80年代後……他們並不理解80年代後出生的人”。 　　正當中國一些媒體對春樹等人能不能代表80年代生人以及《時代》周刊為何選擇他們為代表爭論不已之時，漢娜推翻了爭論的前提。究竟是誰“誤讀”了誰？ 　　記者找到了《新激進分子》的英文全文，經過認真閱讀，發現她的英文報道中的確沒有“春樹等人是中國80年代後生人的代表”這樣的表述。 　　漢娜對記者說：“如果你看我的英文，我寫他們不是代表中國年輕人，他們代表onetype(一種)、onekind(一種)。我們說一類中國人是這樣的，大部分的中國年輕人肯定不是這樣的，因為他們都是上中學、大學。我覺得很多人，看翻譯的時候，說《時代》周刊說‘春樹、韓寒代表中國年輕人’，可是這個絕對不是我寫的。我看了(譯文)以後，是有點生氣的。” 　　對於此次報道的動機，漢娜解釋說：“選這個題目，是因為我們覺得很有意思，因為在美國也有很多‘另類’的人，現在中國也有了。在美國，個人主義是好的意思，寫這個文章的時候，我們覺得是一個好的意思，中國的年輕人越來越個人。有些人說是不好的意思，可是我們認為是好的。……《ontheroad》(《在路上》，“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傑克·凱魯亞克的代表作)，在美國是代表非常好的意思。我們覺得非常cool，很有意思，很棒。” 　　談及“誤讀”問題，漢娜再三表示“沒有合適的例子”，她說：“我在中國做記者四年左右了。各個國家都有不同的地方，像我去日本、去韓國，都有不同的地方，所以不是隻有中國是這樣。”在采訪結束時，她問記者：“為什麽你們對這個這麽感興趣？大部分人他們看報道，覺得是不好的意思吧？” 　　真的如漢娜所說嗎？ 　　史安斌：漢娜的報道有“兩個失誤” 　　記者采訪了曾在美國賓州大學專門從事跨文化傳播和中美媒體比較研究的史安斌博士，目前他擔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主講《美國傳媒與大眾文化研究》等課程。 　　史安斌博士在指出漢娜的文章總體上“比較客觀”、“誤讀”很多時候“難以避免”的同時，提出了漢娜的“兩個失誤”，認為這些失誤“客觀上助長了‘誤讀’”。 　　失誤之一：“把春樹、韓寒他們和‘垮掉的一代’放在一起來比照”。 　　史安斌博士說：“在跨文化傳播中，為了減少意義的不確定性，交流者經常使用比照。‘……相當於中國的什麽’、‘……相當於美國的什麽’等等。但是這樣比往往會造成誤讀，因為無論出於什麽動機，一旦做了對比就容易把人往那個方向領。盡管在這篇報道中，漢娜也說了春樹他們還是小孩子，將來可能會有變化等等，但讀者還是會把他們看成是相關的現象。” 　　他認為，“‘垮掉的一代’和春樹、韓寒他們是完全不能相提並論的。‘垮掉的一代’對美國社會影響很大。可以說，對美國整個的主流意識形成了消解。美國以前是一個清教傳統的國家，上世紀60年代以後卻出現性解放運動、黑人運動、民權運動等等，包括美國走到今天這個樣子，應該說都和這些人有關係，他們已經成為那個時代的標誌。當我們現在回過頭去看美國上世紀50年代那批人的時候，‘沉默的大多數’已經被遺忘，記住的就是少數幾個‘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和他們的經典作品，像凱魯亞克的《在路上》等等。 　　反過來說，你現在能說春樹、韓寒的作品就是這一代的經典嗎？他們能不能有這樣大的影響？一個是現在說還為時過早，再一個我實在是沒有看到這一點。他們在同齡人中影響都有限，更不要說對整個社會的影響了。 　　所以，雖然漢娜沒有明說，但是她過於著急地想給這些人定位，包括她用‘另類’這個詞來概括他們。我認為這是不合適的，因為他們並不像‘垮掉的一代’或者‘嬉皮士’一樣有共同的價值觀，他們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集體身份、代際身份。為了避免這一點，漢娜應該在文章中強調：這些年輕人代際身份尚不明顯，這樣就不會引起非議了。” 　　失誤之二：“沒有嚴格貫徹新聞報道的平衡原則”。 　　史安斌博士認為：“雖然漢娜沒有明確說春樹他們是80年代生人的代表，但她特意突出這些人的做法本身，就有可能讓人覺得她把他們當作一種代表。漢娜的文章從總體上來說還是比較客觀的，但在選擇采訪對象的時候有一點偏差。如果真正貫徹平衡原則的話，她應該讓代表主流意識的孩子也占據一定的報道空間，或者至少在報道中對這些代表主流意識的年輕人給出一個背景描述。 　　《時代》周刊以前很少關注中國年輕人的總體狀況，突然選擇了這麽幾個人，漢娜本人在報道中又沒有做出全麵的呈現。對美國受眾來說，他們在沒有看到一個完整的圖畫之前，就看到了這幾個人，他們有可能認為中國的孩子就是這樣的。所以說中國一些媒體的擔心也不是沒有道理的。而且據我在美國期間的觀察，大部分美國人對中國年輕人的了解是不全麵的。他們無法接觸到中國的年輕人，主要還是通過新聞報道來獲得一個印象。《時代》周刊封麵春樹那張照片上寫著‘breakingout’(打破)，但打破的是什麽？缺乏一個全景式的介紹，這個打破就有一點聳人聽聞之嫌了。” 　　史安斌博士同時強調：“我們在看待這篇報道的時候，也應該有一個平衡原則，應該對漢娜的報道做一個全麵的分析，不能以偏概全。漢娜有一點講得對，在翻譯的時候一定要尊重原文，不能斷章取義。漢娜的文章中確實沒有明確說春樹、韓寒他們是80年代後的代表，我也相信她不會這樣做，因為在西方新聞報道中記者是不能站出來發言的。她可能從字裏行間，或者通過引用被采訪者的話，有這樣的暗示，但無論如何我們的一些媒體用這個意思作為大標題還是不應該的。” 　　他還認為：“嚴格說，中國一些媒體打出‘八十年代後’的大標題也是為了吸引眼球，也有炒作的因素。因為如果不這樣說，按照原來的標題直譯為《新激進分子》，可能就沒多少人願意看了。把春樹他們說成是80年代後的代表，加了一些漢娜原文沒有的意思，目的也是商業性質的。所以漢娜覺得受委屈了。”此外，“中國一些媒體———尤其是網絡一些媒體———在摘編和轉引國外報道的時候，也應該對中西新聞觀的差異做一點說明。” 　　林少文：對待漢娜這樣的報道應更“寬容” 　　與史安斌博士有所不同，國際廣播電台英語中心副主任林少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更強調“寬容”。林少文認為，漢娜的報道基本上是客觀的，“枝節部分帶有西方人的慣性思維”，但“就主題來說，既不歪曲，也不誤解”。林少文認為，對一個報道進行評判的根據首先是“事實是否準確”，“說她不歪曲，是因為她本人確實認為這‘另類’是中國值得注意的現象；而說她不誤解，是因為她所報道的也確實是個值得注意的傾向”。他反問：“為什麽中國的一些媒體不去思考這個問題？” 　　林少文說，由於國際報道的特殊性，文化誤讀和惡意扭曲的現象都是存在的，有時候也有微觀事實準確，宏觀失實的情況，但不能一概而論。他認為，對於外國媒體的中國報道，“一看事實，二看動機，三看是否真誠地得出結論，對惡意誘導的也要保持警惕。” 　　但就這次的事件來說，他認為中國記者反倒應該向漢娜“學習”。“今天的‘另類’現象，可以說是一種為曆史付出的代價。過去我們強調另一麵太多了。我們總是說個人是螺絲釘、任人搬的磚等等，提倡‘幹一行，愛一行’，為什麽不能‘愛一行，幹一行’呢？我們的社會接受另類的程度在提高，說明社會的寬容度在提高。” 　　“但是，‘另類’作為個體現象雖然不值得大驚小怪，如果成為主流就會影響社會穩定。所以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產生‘另類’的土壤，包括我們的教育機構、一些媒體等等在中間起了什麽作用？ 　　“漢娜倒不見得替我們憂國憂民，但她看到了深層次的問題，看到了一種潛在的力量。我們的記者應該向她學習這種敏銳的視角。當然，不能學習她帶著慣性思維看問題。” 　　林少文認為，“另類”現象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的信仰和浮躁心理，這種情況在一些媒體中同樣存在。“新聞報道也存在追逐‘另類’的問題”，林少文最後說：“無論對‘另類現象’還是對追逐‘另類’的報道，甚至對追求報道方式的‘另類’，都應當更寬容，但是都不應讓它們成為社會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