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共產黨“氣數未盡”
八九年，我流亡到海外，對國內局勢的基本估計是：共產黨“氣數已盡”。當時我經常引用法國總統密特朗的一句話：“一個屠殺自己年輕人的政府是沒有明天的政府”。再補充一句他們“偉大領袖”說過的話：“鎮壓學生運動絕不會有好下場”。 十七年過去了，前蘇聯和東歐共產黨的氣數確實盡了，但中國共產黨的氣數似乎還長得很。有人可能會對此提出疑義。那麽，我們先不論它將來的氣數長不長，它在六、四之後又延續了十七年，這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十七年，雖然在曆史長河中是一瞬間，但在現實生活中卻是相當長的階段。畢竟，人生又有幾個十七年呢？從中共建政到文革，也不過十七年。老毛曾經概括過共產黨的生存鬥爭是七、八年來一次。那麽可以說，兩個回合下來，共產黨還沒有退出曆史舞台。 為什麽共產黨氣數未盡？中共靠什麽存活到今天？ （一） 許多朋友試圖從不同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 有人從檢討中國知識分子自身的弱點出發，來解釋中共至今還在中國存活的原因。較有代表的是曹長青的“尋找好狼論”和胡平的“犬儒論”。我們暫且稱之為“狼論”和“狗論”。 曹長青在一篇演講中提出 了本文關心的問題：“為什麼歐洲全部共產政權都垮臺了，中國共產黨就沒垮呢”？他認為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知識份子的責任。他認為俄國有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捷克有哈威爾和昆德拉。他們都從根本上否定了共產主義，他們指出“共產主義是邪惡，邪惡是不可以改革的，沒有溫良的邪惡，邪惡就是邪惡，邪惡就是撒旦，撒旦隻能被結束”。 而中國的知識份子卻一直在找善良的狼。他以反右運動為例， 57 年打了五十多萬右派。 從“今天看這些右派的言論，幾乎全是為共產黨好，給黨提點意見，結果就被打成右派。隻有極少數是否定共產黨，絕大多數是給共產黨提意見的，根本不是否定共產黨”。 曹常青認為從改革年代到六、四之後，中國的知識份子先是歌頌鄧大人，然後是尋找胡耀邦、尋找趙紫陽、現在又寄希望於作親民狀的胡和溫。 最根本的想法是“寄望溫和派，希望共產黨改革，把共產黨變成好的黨”。然後又以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為例，說明“中國知識份子總是要尋找善良的狼、好的狼、改革的狼、溫和的狼，結果不斷地被狼吃掉，有些成為狼的一部分，雖然可能不是主觀上，最後中國還是被狼統治”。 曹長青的“狼論”不是沒有一點道理。但可以質疑的是，我們也有許多“從根本上否定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呀，我認為其中最傑出的有鄭義。曹常青先生本人，也應當是其中之一。如果非要怪罪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那麽從八十年代末的劉曉波，到今天的曹常青，你們都批了快二十年了，流毒該肅得差不多了吧？難道你真以為共產黨至今還中國存活的原因是靠知識分子的“第二種忠誠”？ 我們再來看胡平的“狗論”。他引用密爾的話：“專製使人變成犬儒”，共產專製既是一種極端的專製，因此它更會使人變成犬儒。因為共產黨絕不容忍不同政見，所以隻能“無政見”，“無政見”之後便隻能憤世嫉俗、玩世不恭，譏誚嘲諷，等等。胡平非常正確地分析：“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間隻有一步之差。一般來說，憤世嫉俗總是理想主義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義。玩世不恭則是徹底的非理想主義，徹底的無理想主義。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義反倒很容易轉變為徹底的無理想主義”。無理想之後是看穿一切，看穿一切之後是物質主義的泛濫。 胡平認為：這種犬儒主義提供了極權國家今天的穩定。 一般來說，這種說法沒有問題，但回答不了我今天提出的問題。首先，“犬儒病”不是今天才有的流行病，根據胡平的引經據典，好像從古希臘就有了；也不是中國的地方病。胡平引述了史密斯筆下的俄國人，好像前蘇聯也曾經很犬儒了一把，但並沒有檔住蘇東波的大潮和前蘇聯的劇變。 回顧八七年學潮失敗以後，當時的大學生也很有點“犬儒”的味道。流行的是“麻派”（打麻將）和“托派”（考托福），很讓人擔心他們會不會是“垮掉的一代”、“麻木的一代”。在這之後不到兩年，他們一聲呐喊，讓全世界都為之側目。在這之後又是十七年了，反而全國上下都“犬儒”起來了，這又是為什麽？ 所以，胡平的“狗論”可以解釋共產專製在中國延續所造成的社會後果，但解釋不了共產專製至今還在中國存活的原因。 顯然，我們還需要作更深層次的思考。 （二） 為什麽共產黨至今還在中國存活，也有人認為部分原因是西方政府的“姑息縱容”以及海外商人的“圖利忘義”。他們無視中國的專製獨裁和惡劣的人權狀況，不僅與之交往熱絡還送去大批的投資。看看密特朗的繼任者西哈克對中國的那份獻媚，聽聽比爾 . 蓋茨對中國“最佳資本主義”的那種讚揚，似乎也有點道理。但我們如果平心靜氣地梳理一下過去十七年的曆史脈絡，可能會有不同的結論。
我們把鏡頭倒回十七年，八九年六、四之後，主要的西方國家對中國是一片譴責之聲、製裁之舉。歐共體對中國的武器禁運即始於此，至今尚未解禁。已進入的外資準備撤走；原來打算進的外資開始卻步。當時哈佛商學院曾經有一個問卷要我回答：外資企業是否應當撤出中國？我的建議是可以留在那裏觀望。曾幾何時，他們何止是觀望，而是蜂擁而進。天下攘攘，皆為利忙。過去說無產階級沒有祖國，錯了，應該是資產階級（商人）沒有祖國。哪裏有利哪安家。五十萬台商在上海早已樂不思“薯”（不是別字，因為他們的故鄉為番薯狀）。剛看了一條新聞，說也有一些韓國人開始且把他鄉作故鄉了。美國兩任總統，剛上台時都氣勢洶洶。克林頓要譴責從巴格達到北京的暴君，後來卻認老江為戰略合作夥伴；布什一上台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現在則準備把小胡看作他們在國際體係中一名負責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共產黨到底施了什麽魔法？
為什麽共產黨“氣數未盡”，也有人把部分原因歸咎於海外民運的不成氣候。海外民運確實沒有能成氣候，這其中也有本人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我們還是要問，在可比較的海外反對運動中，又有誰成了氣候？蘇東波之後，我們訪問波蘭，曾問過團結工會的朋友一個很傻帽的問題：當年在波蘭軍政府鎮壓之後，也有一部分持不同政見者流亡到海外，這些人在後來的波蘭變局中起了什麽作用？他們毫不猶豫地回答：沒有任何作用。他們馬上意識到我們的尷尬，然後用安慰的口氣對我們說：那些流亡者有過一點作用，給我們送了一些傳真機什麽的。
海外民運沒有成氣候，也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不夠“流氓”。我們不想流氓、也不能流氓。因為我認可這樣的說法：手段是檢驗目的的標準。如果說我們將來的目標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那麽我們今天的手段也要符合這樣的標準。我很早就對海外民運的作用有了自知之明。在海外我遇到戴晴，她對我說：在中國未來的變化之後，將沒有你們的位置。我回答：是啊，中國的變化好比一場化學反應，有參與物，也有生成物。我們是促成這場化學反應的溫度、壓力、催化劑，在將來的生成物中當然沒有我們的位置，但我們願意，可以嗎？這就是為什麽我常說“收獲不必在我，耕耘我在其中”。可惜有些人至今還聽不懂。
也有人把責任歸於民眾的素質。一般而言，這當然有道理。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但這就是共產黨氣數未盡的全部原因嗎？我們從知識分子、從外部環境、從自身、從民眾，都可以找到部分原因，但都沒有切中要害。
其實，我們應該換個視角，從共產黨本身的演變來討論這個問題。今天的共產黨，還是原來的共產黨嗎？一方麵，它還是原來的共產黨，甚至比原來更共產黨；另一方麵，它已經徹底蛻變，完全不是原來的那個共產黨了。套一句李敖堪稱經典的流氓話來比喻今天的共產黨，除了該硬的部分硬了，其餘的部分都軟了。
該硬的部分，是指共產黨鎮壓反對力量的意誌和決心。 （三） 為什麽共產黨氣數未盡？因為共產黨在八、九民運和蘇東波大潮之後，在麵對任何反對力量出現的時候，鎮壓的意誌和決心更堅定了。在這一點上，它更共產黨了，該硬的部分更硬了。
共產黨同國民黨爭天下靠什麽取勝？其中有一條就是敢於犧牲的意誌和決心。所謂敢於犧牲，就是敢於犧牲戰士的生命，大規模地、成建製地犧牲戰士的生命。林彪有段語錄，清華 414 在文革中曾把它拿來當戰歌：“在需要犧牲的時候，就要敢於犧牲。槍一響，上戰場。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就死在這個戰場上！”
共產黨打天下靠這一條，坐天下同樣也靠這一條。政權是什麽？還是林彪說得明白：政權就是鎮壓之權。維護政權就是維護鎮壓之權。中共建政之後搞所謂鎮反運動，就是要殺人立威。在需要殺人的時候，就要敢於殺人。槍一響，上廣場，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殺，就殺他個二十萬，保共產黨的天下二十年太平！這就是六、四屠殺時共產黨所表現出來的鎮壓意誌和決心。
六、四事件中有這樣一個畫麵，這個畫麵曾經感動了全世界。一個青年站在長安街上阻擋坦克的前進。坦克向左轉，青年站到左邊去阻擋；坦克向右轉，青年站到右邊去阻擋。這被認為是中國青年敢於反抗暴政的標誌性畫麵。對此還有更深一層的解讀。 1990 年，我們在東柏林參加歐洲民主論壇。波蘭團結工會的首席理論家致開幕詞。他說：“這是一個沒有理論的時代，這個時代隻給我們留下了一些畫麵”。他列舉了兩個畫麵。一個畫麵是在布拉格之春期間 , 許多市民企圖翻過鐵柵欄進入美國使館，政府的衛兵“例行公事”地拉著他們的腿。另一個畫麵就是長安街上的坦克企圖繞過阻擋它的青年。他認為這些畫麵形象地說明了專製政權在反抗麵前表現出了猶豫。正是因為這種鎮壓意誌的動搖和猶豫，才使得東歐共產黨政權的氣數到了盡頭。
他的話，對東歐共產黨政權來說，是講對了；但對北京的共產黨政權來說，他低估了鄧小平的鎮壓意誌和決心。的確，當時趙紫陽猶豫了，所以他隻能出局。當時鄧小平說，幸虧他們這些老同誌還在。江澤民在封殺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的事件中表現了鎮壓的意誌和決心，所以被欽定為第三代領導核心，；胡錦濤在西藏戒嚴時曾頭戴鋼盔。據說鄧小平指著錄像畫麵問：這個娃娃是誰？他欣賞小胡在關鍵時刻的鎮壓意誌和決心。
在六、四之後，東歐和蘇聯發生劇變之前，共產黨內相當一部分幹部對動用軍隊和坦克來解決學運問題很不理解。但在蘇東波大潮之後，他們凝聚了共識：要維護共產黨的政權，鎮壓反對勢力的意誌和決心絕不能有半點動搖。任何心慈手軟，都會葬送他們的紅色江山。殷鑒不遠，東歐和前蘇聯就是他們的前車之鑒。
從這一點出發，才能理解他們提出的那些口號。“兩手要硬”，主要是說鎮壓的那一手要硬；共產黨要有“執政意識”，就是說要有鎮壓意識；要提高共產黨的“執政能力”，說的是要提高共產黨的鎮壓能力；“穩定壓倒一切”，說的是為了我黨政權的“穩定”，可以采用“一切”鎮壓手段。記得一些讀書人寫文章跟他們理論：穩定不是一切，穩定也壓不倒一切。這簡直是雞同鴨講，根本沒搞清楚共產黨是什麽東東。
老江毫不猶豫鎮壓法輪功，說明第三代政治成熟、考試合格了。小胡關於要學古巴、北朝鮮的內部講話，說明第四代也不負鄧望，在思想上已過硬了。最近發生的廣東汕尾事件，他們稱之為突發群體性事件，張德江處置果斷，開了六、四後的第一槍。外麵就傳什麽張到中央去作檢討，過不了關；廣東要發動什麽驅張運動了。全是胡說八道。照我看，張德江今後應該官符如火才對。
但是，如果認為共產黨僅僅依靠有了鎮壓的意誌和決心，就能維係它的氣數不絕，那就把問題想簡單了。當年齊奧塞斯庫也有鎮壓的意誌和決心，如今安在哉？中共比他們高明，不僅有鎮壓的決心，還在不斷提高鎮壓的能力，講究鎮壓的手段、擴充鎮壓的資源。共產黨是如何做到這些的？我們不僅要認清共產黨的硬，還要搞懂共產黨的軟。 （四） 六、四之後，鄧小平講過三句話：一是“不當頭”；二是“不爭論”；三是“發展是硬道理”。這三句話，高度概括了共產黨的軟。“不當頭”是對美帝國主義輸誠、服軟。“不爭論”是全麵背叛共產主義之後的嘴軟；“發展是硬道理”則是為新生資產階級的成長掃除障礙、鋪路架橋的身段軟。你說這樣的共產黨，還是原來的共產黨嗎？如果張春橋地下有知，他一定會作這樣的評論：這就是典型的修正主義的兩個投降，“在國際上向帝國主義投降，在國內向資產階級投降”。平心而論，共產黨裏頭還是很有些明白人的。往右看，鄧小平算一個；往左看，張春橋算一個。
在蘇東波之後，原來的社會主義陣營沒有了“頭”，剩下的“小貓三兩隻”鼓動中共出來當頭。鄧小平的回答是“不當頭”。這自然是“守拙”、“韜光養晦”的意思。但這個世界總得有個頭，鄧小平的意思很清楚：讓美國當頭。當然話不能說的這樣白。 經過包裝後的表述是這樣的：中國謀求的是“和平崛起”；中國“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決定接受全球化”；中國“不認為自己正與資本主義進行殊死鬥爭”；“中國不尋求傳播激進的反美意識”；“中國不想與美國發生衝突”。 再看看他們從此在聯合國投票時再也不敢擋美國的路；老朱正在美國舔著臉要給老板們“消氣”的時候，自己的大使館被炸了，老江隻會躲起來當縮頭烏龜；最近薄家公子為中國交了幾千億美元的保證押金，還換不來美國老板的信任而抱屈。聽其言、觀其行，說他們“在國際上向帝國主義投降”，不委屈他們吧？
本來號稱“鋼鐵公司”的鄧小平身段放得如此之軟，所為何來？為使中共政權的氣數不絕，爭取一個“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你看這十七年來中共外交如何從千夫所指、四麵楚歌的狼狽中東西連橫、南北合縱、迂回脫困，就不得不承認鄧小平軟得其所、軟得有成效。
我們再來看“不爭論”。因為理虧，所以嘴軟；因為嘴軟，所以不敢爭論。看看共產黨這十七年來的所作所為，有幾宗符合共產主義的基本教義？這就是為什麽不識時務、不能“與時俱進”的老、少左派不時要搬出黨章和憲法來和當局理論。小平同誌本來就耳朵聾，可以裝聽不見；澤民同誌則拿出上海生意人的基本功，“悶聲大發財”；小胡同誌一方麵不分左、右，幹脆利索地通通封殺，另一方麵懸賞一千萬，給老、少左爺們去辦一個馬列主義學院，讓他們關起門來鼓噪。單就這一招，可說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
世界上有些事情是隻能做、不能說的，鄧小平的“改革”就屬於這一類。既不可說，就不爭論，為的是減少社會成本，爭取時間，少廢話、快幹活，把經濟搞上去，為延續中共政權的氣數多積累一點資本。
鄧小平說：“發展是硬道理”，其實應該讀作“發財是硬道理”。道理是硬的，話卻是軟的。按照春橋同誌的點評，這是“在國內向資產階級投降”。在這個問題上，我稍微有點發言權。當年我辦的四通，八八年時銷售收入已超過十億人民幣，在中關村一條街上獨占半壁江山。被西方媒體稱之為“鄧小平與資本主義十年調情的一個最傑出的成果”。當時有西方記者問我：“你認為鄧小平是站在你一邊的嗎”？我毫不猶豫的回答：“當然，因為我是站在他一邊的”。六、四屠殺，使我沒法繼續再同他站在一邊，從此我就同共產黨分道揚鑣了。許多朋友因此為我扼腕，我想給這些真正關心我的朋友捎一句話：在絕對重要的利益之上，還有絕對重要的人類良知。
共產黨原來標榜自己是“領導窮人翻身解放”的黨，現在蛻變為赤裸裸地為有錢人服務的黨，因而贏得了全世界資本家的歡心。他們帶來了投資、上繳了利稅，朱老板曾拍著自己的口袋說：我這裏每一分可都是真金白銀啊！共產黨的軟，換來了資本家的真金白銀。資本家的真金白銀，又滋潤和延續了中共政權的氣數。這好像是一筆不錯的交易。
共產黨真的就這樣脫胎換骨，變得軟扒扒了？如果你真這樣認為，那你就小看共產黨了。毛曾經評價鄧是“棉裏藏針”。知小平者，老毛也。我們分析了中共的硬；又分析了中共的軟；我們還要分析中共的軟下麵還藏著的硬，也就是棉裏所藏的針。共產黨的軟，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叫做“卷旗不繳槍”。 （五） 據說，“卷旗不繳槍”的提法出自鄧英淘，被認為是對改革開放的經典概括。共產黨玩這一套，由來已久，並不是什麽新把戲。玩得最大的一把是抗戰期間紅軍改編成八路軍。摘下了紅五星、紅領章，換上了青天白日滿地紅。不但“卷了旗”，而且是換了旗。不但“不繳槍”，反而奪了槍，最後奪了江山。這一幕，堪稱是共產黨“卷旗不繳槍”的經典傑作。
“卷旗”是軟，“不繳槍”是藏在後麵的硬。明乎此，才能讀懂共產黨的政治口號。“改革開放”是鄧小平提的，“四個堅持”也出自鄧小平。前者是“棉”，後者是“針”，這就叫“棉裏藏針”。“不當頭”是軟，“學古巴、北韓”是藏在後麵的硬；“發展是硬道理”，講的是軟話；“穩定是硬任務”，說的是硬話；“關心社會弱勢群體”，是軟性語言，是裝模作樣的“菩薩心腸”；“把動亂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則是硬性語言，是“菩薩心腸”後麵的“霹靂手段”。
在過去的十七年當中，江澤民在位十四年。前幾年作不了主，因為小平同誌說得很明確：“我在，我說了算”。太上皇一走，江還真當了幾年家。所以我們分析共產黨的十七年，不能不說說“江核心”。江澤民這個人，一般人都看不慣他那種“輕骨頭”的樣子。江喜歡不分場合到處作“才藝表演”：拉著賭王姨太太的小手引吭高歌；抱著法國總統夫人翩翩起舞；陪州長夫人彈吉他、唱情歌；吊在葉利欽的脖子上表示友好；當著西班牙國王的麵梳頭。這類讓人惡心的鏡頭比比皆是。江澤民骨頭雖輕，塊頭卻很大。他為共產黨做了兩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是提出了三個代表，明確地改變了共產黨的性質；二是下台的身影雖不是很利索，但終於為共產黨權力繼承的和平過渡找到了可行的方式。
說起三個代表，許多人都把它當笑話講。有個笑話是這樣的：有一天，三國領導人在一起商量如何對付本 . 拉登。小布什說我拿三顆導彈炸死他；普京說我派三個美女迷死他；江澤民說我用三個代表“煩”死他。這個“煩”字，用得極為傳神。當年國內鋪天蓋地的宣傳、言必稱三個代表，讓人不煩也難。其實這種庸俗的宣傳手段，反而淹沒了三個代表的偉大的曆史意義。
三個代表說的是：共產黨要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要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要代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三個代表是虛晃一槍，多頭則無頭，誰都代表就是誰也不代表。所以這是句空話。關鍵是前兩個代表。什麽叫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說穿了，就是要代表有錢人的要求；什麽叫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講白了，就是要代表社會精英的價值取向。江澤民同誌在這裏明確宣布了：今天的共產黨，不再是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政黨，而是代表有錢人和社會精英的政黨。作為組織上的配套措施，就是宣布資本家也可以入黨。
我之所以能說清楚、講明白，因為我曾經也可以是他們當中的一員。我主張過中產階級改造中國論。當年一位左派大人物點名批過我的謬論：
“流亡海外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萬潤南一針見血地指出：‘新生的中產階級要求保護自己的利益，在根本上同共產黨的現行製度是對立的。’‘中產階級一方麵憎恨這個製度，一方麵為了賺錢要與這個政府合作，這是他們的利益所在。他們用金錢物欲來腐化這個政府，又從消極方麵促成這個社會的演變。’‘他們要發展，就要用種種手段， 主要是用金錢去推動、運轉、潤滑共產黨僵化的官僚製度，這就使中共政權無可挽救地腐敗了。是中產階級的錢使共產黨腐敗。這個政權越腐敗，這個社會轉型的可能性也越大。當新生中產階級在經濟上取得一定地位後，就會希望有知情權、議政權，進而有參政權。這就是政治民主化的過程。’可以認為，這些話相當透辟地指明了資產階級產生所導致的政治後果。”
最傑出的政治後果就是江澤民同誌宣告了三個代表。
共產黨權力繼承的不確定性，曾經是可能給社會帶來巨大不安定的動亂因素。在江澤民這一代，基本上解決了這一難題，其意義非凡。以年齡劃線，一任不超過兩屆。規則簡單明確，創造了專製權力繼承的新模式。它比血緣繼承更合理；比民主選舉的社會成本低。這就使得中國未來政局變化的方向和他們的行為方式變得更可預測。
從以上分析，我們大致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
1 ， 鑒於前蘇聯和東歐的教訓，共產黨鎮壓反對派的意誌空前明確而堅定；
2 ， 經過合縱連橫，共產黨為自己營造了一個較為安定的國際環境；
3 ， 經濟的持續增長為他們提高執政能力提供了充分的資源；
4 ， 在“不爭論”的掩護下，共產黨已經全麵揚棄了原來的意識形態；
5 ， 共產黨已經成為代表有錢人和社會精英的政黨，這些新生的中產階級是今天中國社會的穩定基礎。
6 ， 權力繼承模式的確定為他們的持續執政消弭了隱患。
如果說一樣東西的存在包括兩個方麵：精神的存在和軀體的存在，那麽，作為精神上的共產黨，它已經不複存在，它氣數已盡，它已經自我了斷。作為軀體上的共產黨，它還在，沒有了靈魂，現在講的“以民為本”、“八榮八恥”，大多是從中國曆代統治思想庫中尋找到的精神資源。在可預見的將來，我看不到“中共的崩潰將突如其來”這樣的可能。也許“梟”眼是從天上看，能看到我們凡人在地上看不到的願景。
麵對這樣的局麵，我們不禁要提出一個疑問：“共產黨的這種氣數難道可以永續嗎？”我們將在另文討論這個問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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