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基揭密網站(Wikileaks)將美國的外交機密文件公布出來,引起了軒然大波。
出生於澳大利亞的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Paul Assange,1971年7月3日——)是“維基揭密”的創始人,他之所以被稱為“黑客羅賓漢”,是因為他堅信,透露公共治理機構的秘密文件和信息,對大眾來說是件有益的事,而9萬多份駐阿美軍秘密文件的泄密讓他足以成為創造曆史的人物。1989年,東歐各國紛紛脫離社會主義製度和計劃經濟。1990年,柏林牆倒下。1991年,東西德統一,蘇聯解體。1999年,華沙條約軍事組織正式解散,冷戰時代也隨之結束。21世紀已經被標示為後冷戰時代,然而間諜活動仍然能夠吸引公眾的眼球,仍然具有非常有潛力的剩餘價值。
阿桑奇的私生活放蕩不羈,為人也有些陰陽怪氣,此番被以強奸罪遭遇牢獄之災,實在是美國為遮醜而給阿桑奇小鞋穿,拋開這種不是秘密的手段不提,阿桑奇其實是很符合通俗文化,特別是好萊塢電影那種喜歡將網絡黑客描繪成“禮法豈為吾輩而設”的大智慧的浪漫想像。
在不成比例的炒作過後,人們是否捫心自問,阿桑奇與維基揭密是否真的突破了政治高壓,顛覆了主流權利結構了嗎?在這種意義上,那9萬多份駐阿美軍秘密文件,包括揭露情報的方式,是否真的能賦予公眾某種權利或者能導致真正的改變?
1971年,“披頭四”(Beatles)音樂組合之一的約翰‧連儂(John Lennon)在移居紐約後,在寫出了那首膾炙人口的大同世界之歌《Imagine》之前,便寫過一首名為《Power to the People》的政治抗議曲。大同世界、還權於民本來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政治理想。然而,今日接過人民萬歲這麵大旗的,不是那些眼睛裏泛著奇異光輝的理想主義者或搖滾巨星,而是頭腦清醒、處事嚴謹的新聞媒體。人們不禁要問,以維基揭密為代表的網絡媒體的所做所為,是否標誌著權力中心向公眾傾斜的巨大變化,還是媒體的標新立異,把一個壯觀的幻像當作真相,利用互聯網給予使用者的那種無遠弗屆、無所不知的虛假的全能感,等同與一種能改變現實的能力?
大概沒有誰能回答得了這個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一種“網絡麵前人人平等”的樂觀主義情緒,已經悄然成為當今的時代精神之一。互聯網的日益普及與持續的發展,資訊與廣義上的知識變得伸手可及,加上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給人類生活和生存處境帶來的變化,人們似乎有足夠的條件和意願追求作為普通人的權利,例如,對知情權、話語權的掌握和追求。
為這種樂觀主義情緒提供理論依據,早在維基揭密以身試法之前,是作家的弗裏德曼(Thomas L. Friedman)寫的那本題為《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的暢銷書。作家認為,在全球化和互聯網時代,隨著資訊和知識的獲得變得唾手可得,世界將逐漸被拉平為一個接近平等的競爭環境:國家間的藩籬,或存在於技術、資源、生活品位,乃至智力上的差距,都會被縮短,甚至被抹掉。
對弗裏德曼帶給我們的展望,其實並不難加以考察,互聯網的確改變了世界,也無疑問地為普通人提供了發言表達和分享介入的平台,然而,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互聯網並沒有改變熒屏背後人與人的界限和關係,無法改變在現實社會裏,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因此,在根本的權力關係沒有改變的狀況下,互聯網往往是一把雙刃劍,在普通人釋放創造力的同時,也可能令原本已經存在的矛盾和壓榨變得更徹底、更不留絲毫的空間。
維基揭密所揭露的機密文件,除了可以滿足人們的好奇心,為普通人枯燥的生活提供調劑和談資以外,並不構成實質後果的知識轉移。這些文件提供的有關國與國之間在有關外交事務的觀點或對話,是片麵的、零碎的甚至是扭曲的,人們並不能把這些文件拚湊起來而得出可靠的結論或完整的圖像。不僅如此,互聯網上不乏閑得發慌的人,一天到晚穿著各式各樣的馬甲造謠挖坑兒,引著各種幺蛾子亂飛,天天都以公開和合法的方式,在眾目睽睽之下以陽謀的方式繼續著網上的“奇跡”,又怎麽會怕人揭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