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楊奎鬆：撥開中國近代史的迷霧

ZT 楊奎鬆：撥開中國近代史的迷霧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9月10日11:39 南都周刊

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曆史，是古老的帝國苦苦追尋自己的現代性的曆史，外族不斷的欺侮和它自身的警醒和奮發圖強，構成它波瀾壯闊的畫卷。多少苦難洗禮著這個古老的民族，多少風流人物留下他們或偉岸或不屈或孤獨的身影。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古人的話自是不錯，可是它的前提是，這曆史必得是具有相當的真實性和可靠性的。對於中國近代史我們再熟悉不過，“鴉片戰爭”、“甲午海戰”、“戊戌變法”、“盧溝橋事變”等史實我們每個人幾乎都略知一二。可是近代史由於離今天相去不遠，史料的充足帶給它另外的困境，那就是不同的學者，不同觀點和閱曆的人們對於同一史實會得出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結論，而近代史中族群和黨派的對立和恩怨，則強化了這種差異。許多時候我們看到的近代史，是帶有強烈的情緒色彩的曆史，善惡的決然對立是它的表征，因此，對於近代史實客觀的還原無疑是當今史學家們的一項重任。

所幸，近年我們陸續看到一些有責任心的史學家，他們憑藉自身深厚的史學功力和勇氣，正試圖撥開籠罩在近代史上的層層迷霧，其中的佼佼者包括茅海建、楊奎鬆、王奇生和高華等學者。本專題的目的，在於將這些有創見的還隻是為某個小圈子知悉的近代史研究成果，介紹給大眾。

研究曆史要擺脫現實政治束縛

南都周刊：我們注意到您最近這一年來在大陸接連出版了幾本書，即《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開卷有疑——中國現代史讀書劄記》、《內戰與危機——中國近代通史(第八卷)》，以及和沈誌華教授等合著的《中蘇關係史綱》。讀你這些書有一種很深的印象，就是您對曆史的描述和分析似乎格外注重一種客觀的態度，很少像傳統史書那樣站在革命史觀的角度去褒貶曆史。這種態度讓您在許多曆史問題上的分析說明顯得別具一格。

楊奎鬆：你所以會有這樣的印象，多半是因為中國近現代史距離現實政治太近了，因而研究者太容易受自身立場、情感和外部環境影響的結果。我不敢說我就能夠擺脫這樣的影響，但我至少相信研究曆史的人需要兩種基本的素質並嚐試著去堅持這樣要求自己。一是要能深入於曆史之中，二是要能超然於曆史之外。所謂要深入於曆史之中，就是要能夠像陳寅恪先生所講的那樣，即要能夠“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講的，要學會換位思考，即設身處地地站在我們所研究的曆史人物、曆史事件的場景之中，按照當時特定的曆史條件、曆史環境和當事人特定身份、地位、教育、知識等所決定的立場情感背景，來具體地理解當時所發生的一切。所謂要超然於曆史之外，就是要努力擺脫現實政治的束縛，不受一家、一族、一黨、一派，甚至一國的情感立場及其意識形態的左右，盡可能用比較科學的發展的眼光，從今天的曆史高度來看待曆史上的種種恩怨與是非。我想，如果我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不同於傳統的革命史敘事而表現出一種比較客觀的態度，那不過是在這兩方麵注意堅持而已。

南方周刊：您認為注意堅持這樣一種既要深入、又要超然的研究態度，對曆史研究來說，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麽？

楊奎鬆：舉一個例子。我在《開卷有疑》書中一上來就談到了圍繞著孫中山當年在對日關係問題上國人中間所存在的一種爭論，即孫中山究竟是愛國還是賣國？問題是由在日本所發現的孫中山當年為謀求日本支持中國革命不惜向日本當局承諾出讓“滿蒙權益”的各種文獻資料所引起的。同情孫中山的研究者堅持這隻是孫中山的一種革命策略，不表示孫不愛國；堅持民族主義立場的研究者則斷定孫中山民族意識淡薄，認為孫不那麽愛國。在我看來，這兩種看法其實都有問題，而根源就在於他們都沒有能夠深入到當時的曆史條件、曆史環境之中，通過換位思考的辦法，設身處地地按照孫中山當時的認識水平來看問題。說孫中山不愛國，那他革命幹什麽？讀一讀孫中山當年種種革命言說，幾乎無一不洋溢著為國家為民族謀利益的強烈情感。問題在於，和我們今天絕大多數人的認知不同的是，當年孫中山所想要建立的那個“國”，並非就是我們今天所看的這個“國”。孫中山革命的初衷，不過是“驅逐韃虜，恢複中華”。“韃虜”指的是滿人，“中華”指的是漢人曆史上的國家，其範圍在北方即以長城為界。換句話說，孫中山當年最基本的革命目標，就是把滿人趕回到關外去，而在長城以內重建一個漢人自己的中華國家。這也就是說，孫中山當年所愛的“中國”，在疆域上有別於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這個“中國”。這有什麽錯嗎？如果我們能夠深入到具體的曆史當中去，能夠了解到這一點，知道曆史上的人對何謂中國，以及應當如何建國，有著和我們今人的中國概念非常不同的認識，我們就不會對曆史人物及其他們的種種做法輕易地指手劃腳，說三道四。可惜的是，今天相當多數的讀者，甚至有相當多的研究者，卻總是習慣於脫離具體的曆史環境，拿今人的眼光和今人的認識來衡量和要求曆史上的人。這就好比一個當家長的堅持要求一個未成年的孩子按照自己的意誌來行事一樣，肯定是再荒唐不過的了。

南都周刊：如何理解您的這句“理解不了孫中山，那也就理解不了其他人，如此也就理解不了中國的近現代曆史”？比如，為什麽我們不可以按照傳統的革命史觀的理解方法，隻要理解近代中國為什麽要革命，誰主導革命成功，其他一切不合乎革命的人和事，隻要視其為反動腐朽就可以了？ 

楊奎鬆：我這樣說，是因為孫中山已經是海內外華人都很容易接受和理解的一個曆史人物了。換了其他人，今天的人理解起來，麻煩就更大了。比如對毛澤東，或對蔣介石，在海內外華人中間，包括生活大大陸家庭出身、個人經曆及其生長環境等不同的人之間，看法就非常不同，甚至十分對立。因為都是講革命，大陸上講的是一套，過去台灣國民黨講的是另一套，互以對方為反革命，以自己為革命；互以對方的領導人為陰謀家，而相信自己一方較光明正大。如此來培養教育自己的後代，培養教育出來的從根子上就是對立分裂的兩部分人。當然，這樣一種曆史觀，隻有在政治封閉的情況下才會有其存在的土壤與條件。政治相對開放之後，人們就會逐漸地發現，曆史遠比那種單線式非黑即白的革命解讀複雜曲折得多。這也正是傳統的革命史觀的理解方法，今天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在台灣，都越來越失去了它的影響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人們很容易發現，在傳統的革命史觀的解釋背後，還有太多用革命史觀無法解釋的曆史現象和曆史問題。

舉一個例子。記得我1990年代有一次去東北參加學術研討會，一位軍校的研究者提交的論文痛斥蘇聯在中東鐵路事件當中的侵略行徑。其說看上去是符合“政治正確”的原則的，因為他的邏輯在今天確實是可以成立的。文章認為，一來中東鐵路是沙俄以中國東北為其勢力範圍並霸占旅順港為其海軍基地之後，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花錢修建的一條貫穿南北的鐵路線，蘇俄革命成功後曾一度宣布願意放棄其權利，後又反悔並堅持其管理權，此事已有損中國主權。二來張學良1929年武力接收中東路權，實屬中國方麵維護主權之行為，蘇聯竟至出動海陸空軍侵入中國境內，一舉殲滅東北軍海陸軍上萬精銳，重新奪回路權，實與帝國主義無異。但是，這種在今天看來“政治正確”的邏輯，卻未必符合當年中共的“政治正確”。我當時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我們今天這樣來肯定張學良武力接收中東路權的行動，並認定南京國民政府力挺張學良的做法是維護中國主權，那麽當年中共中央高唱“武裝保衛蘇聯”，積極配合蘇軍牽製打擊國民黨軍的做法，又當如何解釋呢？顯然，在這裏發生了史觀上的衝突。因為時代的變遷，曾經結為同盟的中蘇關係久已演化為純粹的民族國家關係，且長期交惡，影響到今天的研究者很容易從民族主義史觀的角度來看待兩國之間過去存在過的曆史糾紛。殊不知，當年的執政黨是國民黨，國民黨當年收回路權的行動就是打著“革命外交”的旗號進行的。今天按照民族主義史觀來思考這種問題，不期然就會與國民黨的革命史觀走到一起去。這恐怕是這位研究者始料未及的，但又是今天這種新的時代條件下許多研究者在研究中很難避免的一種尷尬情況。如果我們不能讓自己在研究中盡可能深入於曆史之中，同時又努力超然於曆史之外，站在一種客觀的立場上來說明和評述這種曆史上的外交糾紛，這種麻煩就會如影纏身，沒完沒了。

還原曆史真相是件很難的事情

南都周刊：其實，還原曆史真相是一件很是費力不討好的工作。讀了您的《開卷有疑》一書，就很讓人感慨，不僅曆史中間遍布疑點，就連曆史著作裏麵也常常謬誤百出。我們注意到，您在新出版的這幾本書裏不動聲色地做了很多工作，您對此應該有很多感慨吧？

楊奎鬆：你說得沒錯。深入也好，超然也好，根本上是要達到理解的目的。準確地理解和解讀曆史，是為了盡可能真實地“還原”曆史的本來麵目。要盡可能真實地“還原”曆史，是因為今天是昨天的繼續，要了解今日之種種，設想明日之所求，就非正確了解昨日之所為並探討其如何為、所以為不可。此正所謂“以史為鑒”。可是幾十年來，我們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上太過強調“革命”，而忽略了曆史真實的價值和意義。雖然大家也都在講“以史為鑒”，卻忘了你連曆史這麵鏡子都造不好，一段段弄成了哈哈鏡一般，照鏡子的人又如何能正確地了解自己，改變自己？當然，我這裏必須強調的是，我不是“告別革命”論者。革命，無論是怎樣一種革命，它既然會在中國發生，自有其發生的原因和存在的某種合理性。我相信傳統的革命史觀之不可取，不是因為相信革命本身有什麽錯，而是認為這種史觀太過強調政治的標準了。結果不要說是那種所謂大是大非的問題，就是對一些看上去並不會有礙政治形象的曆史問題，它也一樣會按照其既定的標準去誤讀曆史。

我在這裏舉一個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如紅軍長征的問題。我們剛剛慶祝過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但是你們有沒有注意到，為什麽要以1936年10月22日作為紅軍長征勝利的紀念日呢？表麵上，這是因為這是紅軍三個方麵軍在甘北會寧會師的日子，因此可視為長征勝利“盡開顏”的標誌。但實際上這卻和按照革命史觀解讀曆史的某種需要是相聯係的。關於這種解讀的吊詭之處在於，隻要我們讀曆史時稍稍細心一些，就不難發現，紅軍三個方麵軍會師甘北之日，不僅不是紅軍長征最後勝利之時，恰恰是紅軍陷入空前危機之期。因為，此前紅軍兵分三處，國民黨軍顧得了南，顧不了北。尤其是紅四方麵軍兵多將廣，吸引了國民黨中央軍的主力，因此陝北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麵對作戰消極的地方軍閥武裝一度對付起來還得心應手。而這時三個方麵軍會合於甘北一隅之地，原定是要去接取蘇聯援助的，但寧夏戰役的迅速失利，兩萬餘紅軍主力被阻隔於黃河西岸，剩下5萬紅軍傷病過半，糧彈匱乏，北上的官兵更身著短衫短褲，連禦寒的衣被都沒有。國民黨中央軍這時卻大批尾隨而至，形成三麵合圍，並迫使過去與中共暗通款曲的地方軍閥也隻好聽命進攻。進入10月底11月初，紅軍在甘北已再無回旋餘地，中共中央不得不召開專門會議，製定了新的長征作戰計劃，準備向東突圍，以一年為期，經山西、河南幾省再爭取打回到甘北和陝北地區來。要知道，中央紅軍1934年10月突圍長征時87000人，一年後輾轉到達陝北時，隻剩下五六千人，算上沿途補充的新兵，損失超過95%以上。當時紅軍走的還都是國民黨中央軍尚未涉足的西南西北偏遠之地，麵對的多是地方軍閥，此時各方麵準備大不如當年的紅軍幾萬疲憊之師，要在基本上已是國民黨中央軍控製的地區再度進行長途征戰，其險惡程度可想而知。這也正是為什麽蔣介石會在12月初不顧一切趕赴西安，集中軍政要員，堅持“剿”共作戰已至“最後五分鍾”，下決心要畢其功於一役。這也正是為什麽毛澤東會在得知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的消息後如釋重負地表示說：張學良這是“把我們從牢獄之災中解救了出來”。由此不難了解，沒有西安事變，中國革命的曆史難免會被改寫。顯然，這種把紅軍長征與西安事變割裂開來的做法，不僅極大地降低了對西安事變及其背後中共依據莫斯科指示實施統戰新策略的重大曆史意義的評估，而且也造成了對紅軍長征勝利原因的某種誤讀。這實在不能不讓人感慨良多。

南都周刊：您是否認為，曆史研究中不應當涉及到對是與非的價值問題的討論呢？可是我們在您寫的《內戰與危機》一書裏特別注意到，和過去革命史觀全麵否定國民黨政府的態度相比，您似乎相當看重南京國民政府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起到過的曆史作用，比較您分析說明同一時期導致中共蘇維埃革命失敗的種種問題，這一印象尤其強烈。這是不是說明您也並非不重視價值判斷？

楊奎鬆：其實，強調不論好還是不好，喜歡還是不喜歡，一個傳統的中國必然會走向現代，這本身就包含著某種價值觀在內了。研究近現代史的學者，格外強調問題意識，強調研究者要能夠從人文關懷和現實關懷的角度，運用曆史研究的方法和成果，來回答人們今天所關心的種種問題。這正是因為他們本身對曆史發展的方向和過程，有著某種既定的價值認知。比如，注意到胡主席提倡“八榮八恥”、數百萬民眾熱購於丹的《<論語>心得》，不少學者就會思考：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從何時開始缺失的，到底是科舉的廢除使人們逐漸告別了經典，還是“五四”白話文運動割裂了傳統與現代，亦或是1949年後全麵引進蘇式教育模式和破除“四舊”的意識形態運動，導致了黃鍾盡毀？比如，注意到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逐漸開始推行法製建設，大量製定和完善各種法律法規，一些學者就會發出疑問：何以建國後幾十年，除發布一婚姻法和憲法外，民刑商諸法皆無，其原因何在，影響如何？從晚清到北洋到南京，曆屆中國政府在法製建設方麵成績幾何、不足幾何？從中國現代社會演進的角度，這種曆史的中斷和延續，包括比較新法與舊法，又有什麽值得記取的經驗與教訓？顯然，這種問題意識中都存在著明顯的價值判斷在內。而左右著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者的這種價值判斷的一個基本邏輯，就是肯定基於工業化的現代化進程，是中國社會必然的一個發展趨勢。而它所帶來的社會的和文化的衝擊與裂變，勢不可免。因此，對於他們來說，中國近現代曆史中的問題，更多的不是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之間的衝突對抗的問題，而是誰在何時何地如何應對了社會向現代轉化，以及這種應對的方式和結果如何之類的問題。基於這樣一種觀點，客觀地描述和說明南京國民政府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理所當然的。依據不同黨派、社團、人物在整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變過程中的態度及其作用，突顯這一社會轉型過程中種種矛盾衝突和文化碰撞的複雜性，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關於民族國家

南都周刊：在《開卷有疑》一書中，您幾處都談到了落後國家向現代國家轉變過程中民族國家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義。而在《內戰與危機》一書中，您具體地談到了國民黨在中國建立民族國家的嚐試和努力。但是，今天的大陸讀者多半仍舊難以完全擺脫革命史觀的思維方式，而容易習慣於從誰更革命的角度來看待當時的國共兩黨。如果讓您在這裏做一個概括的話，您認為應該怎樣評價1927-1937年這一階段國共兩黨的成敗得失才是適當的呢？

楊奎鬆：其實“革命”是一個用得很濫，卻歧義甚多的字眼兒。古語中的“革命”，講的是改朝換代。而我們長期生長在大陸的人今天所理解的“革命”，則多半是和被壓迫階級的暴力鬥爭方式聯係在一起的。說誰更“革命”，就意味著說誰在對付壓迫階級的問題上更暴力。因為即使改過朝、換過代了，也還有繼續壓製舊階級反抗，亦即繼續革命的問題。但對於當年的國民黨人來說，“革命”則更多地隻是創建和維護一個在他們領導下的獨立和統一的民族國家的代名詞而已。在今天的學術研究中，簡單地搬用“革命”這一字眼兒來衡量進步與反動，顯然麻煩多多。那麽，有沒有一個簡單明了的衡量標準可用呢？有。那就是實踐的標準。實踐證明，1927-1937年中共在政治的和軍事的鬥爭中雖然有過局部的和短暫的成功，但其蘇維埃革命的方針和階級革命的政策在總體上是失敗的；國民黨在政治、外交和軍事鬥爭中雖然有過部分的混亂與部分的失敗，但其創建統一的民族國家的努力，在總體上卻是成功的。至於這個時期的國民黨為什麽成功，而共產黨為什麽失敗，自然是與這個時期中國所麵臨的向現代國家轉變這一特殊曆史課題有機地聯係在一起的。國民黨適應了並且推動了這一課題的實現，因而雖然麵臨種種重大內外挑戰，卻依舊獲得了成功。共產黨則因為沒有適應並且妨礙了這一課題的實現，雖然代表了部分民眾的利益，卻因為脫離了更大多數的民眾，而歸於失敗。有關這方麵的邏輯問題，胡繩先生有過很深入的剖析。具體的史實問題，我的書中也有很細致的說明和交待，這裏亦不必多言。

南都周刊：您怎麽看這個時期國民黨創立統一民族國家過程中的代價問題？比如，我們究竟應當更多地強調國民黨在統一中國問題上的貢獻呢，還是應當更多地批評它所建立的一黨獨裁的專製體製呢？事實上，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包括民族化和民主化兩個方麵，而中國從近代開始向現代國家方向邁進之日起，幾乎所有當政者都高唱民族主權而壓製人民主權的實現。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究竟是什麽？

楊奎鬆：依我所見，是工業化水平過低，商品經濟不發達，市民社會尚未形成，還不存在一個由於在經濟上擔負了國家的幾乎全部開支，進而對整個政治運行規則能夠產生極大影響力的第三等級。在這一點上，我們和歐洲民主國家早年的從中世紀走向現代社會的情況有著極大的不同。歐洲各國走向現代社會，逐漸從承認人民主權發展成為民主製度，根本上在於在他們那裏早已在商品經濟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第三等級。凡是盛行商品經濟的地方，自然也就信守等價交換原則，知道權利平等是維持整個社會正常運轉的關鍵所在。中國之所以無法像當年法國那樣，首先把人權、民主、自由的口號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就在於在國內政治上占據主導地位的各種勢力，熟悉的隻是強權和特權，是權利的不平等，他們既沒有等價交換的意識，更不懂得權利平等的必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麽能要求他們良心發現，來限製自己的特權地位，而給人民以取消自己特權的權利呢？列寧當年所謂俄國不是苦於資本主義太多，而是苦於資本主義太少的論斷，正可以用來說明中國和世界其他落後國家。事實上，上百年來，凡經濟落後國家，都有此種痼疾，並非中國所獨有。消除此痼疾別無他法，隻有發展資本主義，使經濟成長達到相當水平而已。當然，此種發展有兩種途徑，一種是由某宗主國或某強國主導該國政治經濟的發展，逐漸實現之。一種是通過民族解放鬥爭獲得民族獨立和統一，造成統一的民族市場，加入到國際資本主義的市場之中，在經濟發展中逐漸形成一個有影響力的中產階級，進而由經濟而政治，逐漸提出各種權利要求，最終改變專製體製走向民主。了解到這一點，我們就不難得出結論，對國民黨在1927-1937年間統一中國的嚐試與努力，應當給予更多的關注與重視。蔣經國1987年能夠自主在台灣解除戒嚴，開放黨禁，促成民主政治，未嚐不是這種內在邏輯力量作用的結果。

本文由記者謝海濤書麵采訪，經楊奎鬆先生修訂提綱並作答複。

P.S:

楊奎鬆前妻評：楊奎鬆的史學立場曆來偏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