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關於中國未來的猜測》許知遠

中國的發展讓各種中國崩潰論失去了市場，也讓改革願望停步在維持現狀。

我記得那個令人不寒而栗的中午，那時我二十歲，大學二年級。在北京大學一零三宿舍裏，我一頁不停地讀完了王力雄的《黃禍》。這本印製粗糙、錯字連篇的讀物，是我在地攤上無意間發現的。

十年後，我對它的大部分內容印象模糊，但那種脊背發涼的感覺卻從未忘卻。那是一九九七年的北大，時代風氣早已轉變，年輕人埋頭個人前途，熱衷考研、出國、找一份高薪工作。但我和幾個同學莫名其妙地，仍對於「中國未來命運」這樣宏大而空洞問題興趣盎然。我們傳閱台灣版的《河殤》，對誇張的蘇曉康式抒情體欣賞不已；我們對風行一時的《第三隻眼看中國》的作者王山滿是好奇——彷佛他是一個道破天機的江湖術士。一九八九年是一道相當徹底的分水嶺，它切斷了我們與一九八零年代的社會情緒與知識空氣的聯係，我們隻得遠遠地，對那時彌漫在大學裏的憂患意識欣賞不已。

現在想起來，當時我們的憂患意識，既真誠又朝三暮四，它給我們帶來的歡樂與痛苦，實在仍比不上一個雙腿修長的法語係姑娘的一顰一笑帶來的衝擊大。

我對於中國的真實情況一無所知，大部分理解來自於修辭學的意義。我記住了《山坳中的中國》，因為這個用法很生動。我不自覺地深受中國傳統文化中激憤傳統的影響。在這個龐大的遺產中，從太學生、士大夫到一九一九年的北大學生，他們認定悲觀主義比樂觀主義更值得尊敬，抗爭比妥協更值得推崇，情感的宣泄比理智的判斷更重要。

十年過去了，不知是我日漸成熟，還是失去了敏感，我對於中國前途的預測失去了興趣。悲觀主義論調不再吸引我，《黃禍》中的末日景象看起來一點也不可能上演。《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曾經轟動一時，它陳述的一切問題都確鑿無疑，但幾年過去了，中國變得更強大而非更虛弱，全球擔心的是「中國的崛起」，而不是「中國的崩潰」。

這些崩潰論調讓我想起《北華捷報》在一八六八年的疑問：「什麽是保持中華帝國完整的力量？……每年都預期它會滅亡……然而，在麥基洗德（《舊約》中的人物）的時代就充滿活力的帝國還可以比所有成長中的年輕國家存活得要久，並且當所有的歐洲之國和君權被打倒摧毀時，她仍然保持了一種持續不斷的活力。目前，什?是在那個地方把廣大不調和的領地結合於一體的紐帶呢？」

中國的故事真是說不清，使其它國家社會崩潰的力量，在中國可以被輕易消化掉。

我變成了個謹慎的樂觀派。在過去十年裏，中國的社會變革發生得如此之快，新興中產階級喝星巴克，看好萊塢電影，用電子郵件；互聯網上的信息排山倒海，年輕人可以肆無忌憚地發表意見；共產黨邀請企業家入黨；中國加入了WTO，並要舉辦奧運會……既然中國重複了日本、韓國、台灣的經濟增長奇跡，它為何不會重複它們的政治轉變故事？在經濟增長之後，它也許自然地向民主體製過渡……

但是，一切似乎沒那麽簡單。人們在空氣中嗅到的不是清新的變革味道，而是一種新的保守。那些被視作變革標誌的改變，總是很快被證明隻是一種表麵現象。曾經領導經濟變革的政府日漸失去改革欲望，它變成不同利益集團的集合，依靠對權力的壟斷，他們可以維持自己利益。政府主動約束（何談放棄）自己權力的可能性，目前實在看不出；更不要指望新興的中產階級推動社會變革，他們的首要目的是維持現狀，購買阿瑪尼西裝、Prada皮包、奧迪汽車的自由仍將是他們很長一段時間內的主要興奮點；至於來自外部世界的壓力與誘惑，在這一點上，中國不是韓國與台灣，它的規模太大了、曆史太長了、慣性太難以改變了，即使被視作無堅不摧的互聯網所代表的技術力量，到了中國一樣可能被馴服。美國外交官約翰?戴維斯在一九七二年留下的話語言猶在耳：「那些希望將中國現代化與基督教化的西方的商人、傳教士和教育者們失敗了。努力將中國民主化與統一的美國政府失敗了。蘇聯統治者想逐步控製的企圖也失敗了。」

我的樂觀開始消散了。而且最令我感到不安的不是眼前存在嚴峻挑戰，而是我們變得麻木，甚至連憤怒也迅速轉變成另一種麻木。強烈的無力感彌漫在整個社會情緒中，即使青年也不覺得自己能夠改變什麽，但求在現有的社會秩序中多分一杯羹。

我逐漸意識到，我們仍生活在這個漫長的中國傳統中，從未遠離。這種傳統裏不乏這樣的時段：它在政治上保持穩定與封閉，官僚階層無比強大，商業保持繁榮卻寄生於權力的陰影下，世俗生活興旺，擠壓掉知識氣氛，憤怒的公眾與專製者是硬幣的正反兩麵……

不過，我得承認，這種或許令個別知識分子倍感壓抑的時代，仍不算太壞，至少它比崩潰與混亂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