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隨想》（二）

　　一場正在進行的革命

　　關於中印對比，國際上一種流行的看法是，印度的民主製度以及更健全的法治環境終究會讓印度擁有比中國更多的後勁。一個形象的比喻是，印度就像一條坑坑窪窪的普通公路，但方向是明確的，因此車走得雖然慢些，但不至於出現大的危險。 　

　但是，對於每一個中國人來說，對印度最大的疑問恐怕也是她的民主製度是如何形成並運轉的。此次訪印，我們問得最多的是關於印度民主的問題。得到的答案可以歸結到兩點。其一，民主是將複雜的印度粘合在一起的必然選擇；其二，不能以效率的眼光來衡量印度民主的優劣。

　　從1948年印度獨立時的情形來看，我能理解第一點。自獨立以來，雖然也發生過幾次大的騷亂，但民主製度畢竟讓印度這個巨大的多民族國家維持了統一的局麵。這得益於民主製度的一個重要特征，即寬容。人們可以通過各種形式表達自我的意願，如結社、演講、示威等等。盡管這些表達未必能夠得到意想的結果，但表達本身就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潛在的巨大衝突。

　　然而，印度民主的危險在於，這種趨勢太過強烈，以至於導致政府始終處於無為的狀態，說得嚴重一點兒，就是發生了政府的“公地化”傾向，即一種無人負責的狀態。由於這個原因，我始終不能被印度學者的第二點理由所說服。盡管我不認為民主製度一定要促進經濟增長，但是，我相信民主製度至少應該造就一個向民眾負責任的政府。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印度民主的表現令人失望。

　　從獨立之初到1979年英迪拉•甘地遇刺，印度政治是國大黨控製下的寡頭民主製。尼赫魯以其在獨立運動中所建立起來的巨大聲望，得以像君主一樣統治印度。按他自己的說法，他是印度“最後一位英國紳士”。在這位“英國紳士”的統治下，印度經曆了相對平靜的十幾年。 　

　參與我們項目的一位印度學者多次向我們回憶起“龐貝”在1950年代的輝煌。“龐貝”(Bombay)是孟買在殖民時代的舊稱，而“孟買” (Mumbai)是當地馬哈拉什塔語對這座城市的稱謂。為了清除殖民時代的印跡，馬哈拉什塔邦在1980年代初將“龐貝”改成“孟買”。但是，對於講英語的上流社會而言，孟買永遠是“龐貝”。這不僅是對一座城市過去的懷念，而且也是對印度社會過去的秩序的懷念。 　　盡管賤民在形式上取得了一席之地(其標誌是賤民出身的安倍卡博士獲得了起草印度憲法的機會)，但國大黨以及尼赫魯本人並沒有觸動種姓製度的意願。可以說，甘地夫人遇刺之前的印度社會，是一個“各得其所”的社會。但是，1980年代以來，印度社會迅速走向碎片化，各種政治勢力紛紛登場；而且，地方政治變得越來越活躍，並有和中央政治分庭抗禮之勢。因此，確切地說，印度的民主始於1979年，而不是1948年。
 
　　關於印度與中國體製的對比，我感觸最深的是民粹主義政治在印度的泛濫。民粹主義在經濟發展的早期可能的確是既妨礙經濟增長、又攪亂民主政治的重要因素——當收入較低時，民眾的預算約束很緊，政客因此可以通過小恩小惠贏得選票。在印度，政客拉票的一個手段是為貧民窟裏的居民提供一些小實惠，比如通電、通水、修廁所之類。這並不是說民眾的素質低，而是因為他們太窮，一丁點兒的小恩惠就可以給他們解決很現實的困難。但是，他們能得到的也就僅此而已—— 政客隻會在選舉的時候露一次麵，其他時候就把他們忘了。 　　民粹主義在印度雖然沒有像在拉美那樣演變成災難，但其負麵影響仍然清晰可見，最主要的表現是，政客們利用民眾的利益訴求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顧社會整體利益，甚至也不顧他們的政黨主張。

　　人民黨在上次大選中的教訓是深刻的。由於2003年經濟增長超過7％，形勢大好，執政的人民黨決定在2004年提前進行大選，希望打國大黨和其他左翼政黨一個措手不及。但現實和人民黨開了一個玩笑，選舉結果是國大黨獲勝，原因在於農村選民對人民黨的政策不滿，認為經濟增長沒有惠及他們。國大黨組閣之後，為了報答農村選民，很快通過了一個法律，允諾政府為每個人提供工作。這樣一個法律，顯而易見是無法實施的；它僅僅是迎合選民的一種姿態而已。

　　民粹主義不僅成了政客拉票的手段，而且也遮蔽了許多知識分子的眼睛。孟買紡織廠區改造就是其中一例。

　　孟買的紡織工業曾經很發達，但自1980年代之後便走向衰落了。孟買坐落在一個狹長的半島上，用地非常緊張，紡織廠集中的地區恰恰在半島中部的黃金地帶，僅從用地角度來看，遷走這些工廠也是合算的。孟買市政府早在1980年代就開始著手製定計劃，搬遷這些工廠，但圍繞著搬遷之後工人的安置和土地的使用，爭論一直沒有停息。

　　當地方議會終於在1990年通過法案的時候，工人的安置還是沒有得到妥善解決。關於工廠土地的使用，則采用了一個看似非常公平的辦法：每個工廠三分之一的土地可以進行商業開發，三分之一用來建平民住宅，三分之一為公共用地。對於工廠主來說，這個方案的可操作性極低，且代價過於昂貴，因此， 1990年代沒有幾家工廠得到改造。到了2000年，孟買市政府悄悄重新闡釋了1990年的立法，將原先所說的“工廠土地”定義為“沒有建築物的空地”。這樣，隻有很少的土地需要用於公共用途。這種偷梁換柱的做法引起工人和社會活動家的極大不滿，近年來抗議不斷。

　　我們和孟買建築學院的一位教授就此事進行了較深入的交流。她是一位社會活動家。根據她的說法，多數紡織廠主是在殖民時代獲得他們的土地的，所付的價格是象征性的，比如一盧比一英畝之類；因此，這些土地都是公共的。再者，紡織廠停產之後，工人的生計沒有著落，而政府也沒有相應的再就業計劃。根據她的說法，多數工廠實際上還是可以盈利的，之所以要關閉這些工廠，完全是因為工廠主追逐土地升值的結果。最後，她還認為，改造計劃破壞了這裏的工廠生態和社會生活，而它們是值得保護的。

　　當天晚上，我們又和一對在美國讀過書、回來以後繼承了父親產業的兄弟交流。座談是在他們正在改造的一個工廠裏進行的，他們給出的說法和女教授的說法的差異很大。首先，他們告訴我們，60％的紡織廠主是從他人而不是政府那裏購買土地，所付的價格也是市場價。比如，他們正在改造的工廠的土地，是 1960年代購得的。其次，多數工廠即使能掙錢，也不如把土地一次性地賣掉劃算。孟買的房子非常貴，某些海邊的公寓價格達到12萬元人民幣／平方米，兄弟倆開發的樓盤每平方米也達到8000元人民幣。最後，如果繼續執行1990年的法案，工廠改造將遙遙無期，而根據法律，隻要工廠不倒閉，哪怕不開工，工廠主也必須付給工人工資。多數工廠債務因此滾雪球似的增長，兄弟倆就給他們改造的工廠的工人付了巨額的拖欠工資。

　　這個故事讓我們討論了很長時間。一方麵，我欣賞工廠改造中的民主過程，希望中國的城市改造中也能多聽聽不同的聲音；另一方麵，我也深感印度的民主參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就是社會和經濟事務的泛政治化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公共精神的喪失。可以想見，比1990年法案更好的辦法似對整個紡織廠區進行重新規劃：“三分之一”規則可以繼續遵守，但不是針對每一個工廠的土地，而是針對整個工廠區。比較好的地段的工廠可以全部規劃為商業用地，較僻靜地段的工廠全部劃為平民住宅區，其他地段的工廠劃為公共用地。實施這個方案需要各方的協調和妥協，政府的工作量很大；而1990年法案貌似公平，實際上卻是損害了所有人的利益。

　　由於泛政治化，市場在這裏根本不起作用。這是印度民主的一大問題。讓我吃驚的是，我們所接觸的印度學者——至少那些非經濟學者——基本上不考慮這個問題。當我把上述我認為更好的方案說給女教授聽時，她強烈反對，理由是，沒有理由讓工人們住到僻靜的地段去，因為那樣會剝奪他們的生計。的確，如果政府不解決工人的就業問題，工人們的生計要受到影響。但是，政府為什麽就不能這樣做呢？在重新規劃之後，政府完全可以劃出一部分商業用地，用於低層次的商業活動，保障工人的就業，同時保留大部分用於高層次的商業開發。(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