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隨想》（一）

　■編者按

　　 受美國一個中印研究項目的邀請，一位中國經濟學家有了近距離觀察和了解印度的難得機緣。他看到了一個複雜的國度，與中國一樣，背負輝煌而沉重的過去，在現代政治經濟生活的迷宮中探索著未來。印度的現狀“是中國社會的一麵鏡子，照見了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中國走的道路和印度完全不同：印度是先“亂”，而後達到“治”；中國是始於“製”，而後過渡到“治”。我更願意把中、印都看作民主化過程中的國家，兩者采取的道路不同，但目標是相同的，就是保障人民實質自由的民主製度。在這個意義上，中、印都在經曆一場“正在進行的革命”
 
《印度隨想》（一）
 
中國和印度的崛起令全世界興奮。美國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大學校長、著名的民主黨人羅伯特•克裏籌集到一筆1000萬美元的資金，在學校裏成立了印度－中國研究所。克裏做過州長，也做過聯邦參議員，他看到美國彌漫的對中、印崛起的不屑和抵觸會傷及美國本身的利益，認為隻有了解、研究、交流和對話才是有效應對中、印崛起的態度。
 
　　研究所最重要的活動是開辦印中學者項目——選擇中、印、美各五名學者組成十五人的團隊，開展為期兩年的共同研究和對話。我有幸作為中方的五人之一參加了第一屆的項目。2006年11－12月，我們在印度訪問了兩周。訪問中，我們不僅和印度學者進行廣泛的討論，而且有機會深入印度基層社會，近距離觀察。
 
　　印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社會，眾多的民族、語言以及根深蒂固的種姓製度多次讓她瀕於動亂和分裂的邊緣，但民主製度終究沒有讓印度社會出軌。然而，印度民主製度的另一麵卻是低效和不負責任，集中表現就是政府的“公地化”——政府被一小撮政客所蠶食，普通百姓的福利卻被遺忘。與此相對的，是印度市民社會的發達，其程度遠在中國之上。這不能不感謝印度的民主製度，她的寬容給了市民社會巨大的發展空間；在底層社會裏，市民社會組織發揮的作用，甚至超過了政府的作用。

　　我們習慣認為，中國的事情是複雜的，但是，相比印度，中國的發展軌跡基本上是一條直線，雖然有小的擾動，但方向是確定的。印度則不同，一個人說“好”的東西，肯定有另外十個人說出“不好”的意見。正如繆爾達爾所言，在印度，對、錯是沒有界線的。 　　自1992年實行經濟改革之後，印度的經濟增長速度直逼中國，2006年更是達到了9％。這個勢頭看來不會停下來。正如中國一樣，印度的經濟改革已是離弦之箭，不可逆轉。這多少得益於印度對中國增長的覺醒。1990年代以前，沒有多少印度人相信中國的經濟增長是真實的，而且，那些自認為是貴族的人對中國的態度也是極蔑視的(這正是尼赫魯當年在中印問題上犯錯誤的原因之一)。然而，當中國的崛起變成無可辯駁的事實之後，印度人醒悟過來，就連那些抱殘守缺的人也不得不放棄所謂的“印度均衡論”，轉而支持經濟改革。
 
　　但是，即便如此，印度社會超複雜性的特點注定不會讓印度的經濟增長一帆風順，爭論、彷徨乃至倒退都可能發生。這是一個複雜的社會，一個充滿活力和矛盾的社會。以之反觀中國，印度是中國社會的一麵鏡子，照見了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勝利之城 　
 
　我們於2006年11月24日淩晨三點多抵達新德裏，印度－中國研究所所長、尼泊爾人阿舒克等人已經在候機廳裏等候。戴著主人送上的花環，我們向第一個目的地阿格拉駛去，鮮花在黑夜裏格外清香。
 
　　阿格拉曾是莫臥兒王朝的首都，最著名的景點當然是泰姬陵。但是，我們首先去看的是勝利之城法塔堡，它是印度曆史上和阿育王齊名的國王阿克巴於十六世紀中後期為紀念聖人舍克•薩利姆建造的，這位聖人曾把自己六個月大的兒子作為犧牲獻給了神靈，以祈禱國王生子。 　
 
　帶領我們的導遊是一位擁有曆史學碩士學位的小夥子。他對印度曆史非常了解，故事一個接一個娓娓道來。看得出，他對自己的文化相當自豪。 　

　他的故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阿克巴對宗教的寬容。阿克巴的祖先是西征的蒙古人，在征服伊斯蘭世界的同時卻被同化了，開始信奉伊斯蘭教。阿克巴的寬容表現在不歧視和禁止任何一種宗教。他娶了三個王後，一個信印度教，一個信伊斯蘭教，一個信基督教，把當時印度流行的宗教都占齊了。他對三位王後一視同仁，還經常邀請不同宗教的名人到皇宮裏辯論，以消除宗教之間的誤解。

　　如果把法塔堡和北京的紫禁城相比，最大的差別，除了建築材質而外———法塔堡用的是紅色的砂岩，紫禁城用的是磚和木材———就在於建築的布局了。按照我的美國導師的說法，當他從午門進入紫禁城的時候，那些雄偉的建築讓他有一種自覺渺小到要下跪的感覺。法塔堡不會給你這種感覺。盡管從建築的形式上判斷，當時阿克巴的生活一定是極盡奢華，但當你走在大小宮殿之間的時候，你感覺到的不是莊嚴，而是平易近人。紫禁城之所以威嚴，是它極具對稱性的建築布局使然；而法塔堡的布局看來似乎是毫無規劃的，各個宮殿之間沒有必然的聯係，選址帶有很大的隨意性。紫禁城與法塔堡之間的差別，也許正反映了中印兩國文化之間的差別：紫禁城表現的是統一和秩序，而法塔堡表現的是多樣性和流動的節奏。

　　對於印度來說，莫臥兒王朝算是外敵入侵了。但是，如今莫臥兒的文化遺產已經成為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實際上，北印度多數的文化古跡，都是莫臥兒王朝時期留下來的。印度人對它們珍愛有加，這一點由他們對泰姬陵的稱謂上可見一斑。他們不把泰姬陵稱為Taj　Mahal，而是親切地叫它“our Taj”。中國人為逝去的先人建造雄偉的宮殿，歐洲人把逝者的仙骨藏於教堂的地下室，隻有印度人為死者建造了泰姬陵這樣冰清玉潔的寢宮。泰姬陵的美麗是無法用語言表達的，因為它是薩迦漢國王對妻子矢誌不渝的愛。光腳走在泰姬陵寬大的基座上，在晨曦中眺望陵下緩緩流過的亞穆納河，每個人都會試圖想象曆史如何造就了印度以及印度文化。

　　多數印度學者都對印度文化裏的多樣性讚賞有加，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就是其中之一。自1993－1994孟買穆斯林－印度教大騷亂之後，印度政壇和社會充滿著宗教原教旨主義的迷霧，以印度教為強大背景的印度人民黨在選舉中獲勝。森對此憂心忡忡，因為這讓他想起了童年時代在家鄉加爾各答目睹的宗教衝突和歧視對穆斯林造成的迫害。在1990年代中後期，他寫了許多反對宗教原教旨主義的文章，並充分挖掘了印度文化中的寬容成分。他的這些文章後來結集出版，書名叫《愛爭論的印度人》。 　

　印度曆史上允許爭論，甚至女性也可以參加。爭論意味著寬容，這是森討論印度傳統文化的核心意旨。在與我們的印度同行的討論中，我們體會到了印度人愛爭論的一麵。每次開會，與會的印度學者都踴躍發言；形成對照的是，中國學者多數隻聽不說。中國人務實，自然讓中國獲益不淺，但缺少形而上的爭論，是否也會讓我們失去方向？

　　2006年北京論壇召開期間，森作為特邀嘉賓做主題發言。在事前的一次宴會上，我對他說，他的演講題目“Our　Global　 Civilizations”很好。他糾正說：“不是複數(Civilizations)，是單數(Civilization)。”第二天，他的演講氣勢磅礴，以精練而不失翔實的史實向與會者闡明，各種文明之間的差異沒有我們通常想象的那樣大，地球上隻有一種文明，那就是“我們的全球文明”。

　　和他同時發言的是北大一位泰鬥級的學者，他的演講核心是開放是中華文明興盛的條件。這個立意很好，老教授也引證了令人信服的論據。但是，臨近結束時，他話鋒一轉，認為物質的全球化是好的，而文化是不可能全球化的。且不論這個觀點是否正確，單就邏輯而言，它明顯和教授前麵的立意矛盾：既然中國隻有開放的時候才昌盛，為什麽現在卻不能開放了呢？教授不也指出，唐代的偉大得益於少數民族和他國文化的傳入嗎？更讓我沮喪的是，會後一位北大學者對森的演講大加讚賞，但不是因為他的全球文明，而是因為他說印刷術是中國發明的。“讓韓國人聽聽吧！他們總是說印刷術是他們韓國人發明的。”嗚呼！
 
　　上帝是公平的。他讓中國人勤勞務實，卻同時讓我們缺少了進行形而上思考的能力；他讓印度人欣賞多樣性，卻同時讓他們傾向於裹足不前。多樣性既是印度的驕傲，同時也是印度前進的羈絆。這在印度民主的運轉過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