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慰安婦”索賠風雨15年 活人證僅剩47名（轉帖）

萬愛花平時最喜歡喜歡玩紙牌打發時間。本報記者 薑龍/攝 點擊瀏覽更多最新圖片2004年6月，在四周林立的高樓中，南京利濟巷2號民國老宅慰安所顯得破亂不堪。一個月後這裏就已被拆遷。 本報資料圖 視頻：“慰安婦”周粉英講述血淚史如皋九旬老婦周粉英公開“慰安婦”身份 原標題：“慰安婦”索賠風雨15年 15年過後，中國“慰安婦”索賠之路仍在艱難前行。四起訴訟案件全部敗訴，活人證陸續離開人世，遺址保護陷入僵局。而日本至今仍在否認“慰安婦”曆史。“慰安婦”索賠的意義更在於還原曆史的真相，而進一步挖掘這段即將消逝的屈辱曆史還需要全民的共同參與 為了尊嚴，控訴！ 中國“慰安婦”的受害者們走上一條崎嶇的訴訟之路；同時，還有一些“慰安婦”仍未鼓足勇氣站出來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劉俊發自北京 1992年12月9日，東京。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首次“戰爭受害女性國際聽證會”在那裏舉行。 在大會講台上，中國的惟一代表、當時64歲的萬愛花站了起來。她脫掉上衣，指著身體上的道道傷痕，揭露侵華日軍慘絕人寰的暴行。當講到當年她在被日軍滅絕人性的摧殘後並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斷以致終生殘疾時，她當場昏倒在聽證台上。 對於中國來說，萬愛花15年前這次控訴的意義不言而喻，這是中國“慰安婦”受害者第一次站出來向世界控訴日本的罪行。半個世紀前，超過20萬名中國婦女淪為日軍的性奴隸，包括她山西盂縣的老鄉侯冬娥。 索賠艱難邁出第一步 本來，侯冬娥和萬愛花是要一塊去日本的。可是由於那天下雨，山路崎嶇，接她的車無法趕到。而萬愛花當時因為已經搬到太原，行程未受到天氣影響。 那天，侯冬娥在家大聲痛哭，這大概是她一生最大的遺憾。過去幾十年，她一直活在村裏人鄙視和猜疑中，很少有人叫她真名，都稱她是“進過炮樓”的女人。 所有這一切，隻因為她曾被日本人兩次抓進炮樓，她因此從“蓋山西”的美女變成了一個不成人形的病婦。對於那段曆史，她卻羞於向任何人提起，即便到1992年，一個叫張雙兵的小學教師開導她走出來的時候，她還是說“醜啊”。 小學教師的開導不是沒有來由的。1992年3月，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在新聞發布會上明確表示：抗日戰爭中的民間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賠償損失。《法製日報》在當年也專門發表文章提出“受害賠償論”：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中國政府雖然放棄了國家的戰爭賠償，但並未放棄民間受害賠償。 在張雙兵的再三勸告下，侯冬娥終於鼓足勇氣說出了埋藏在心底半個世紀的秘密。此後，劉麵煥、馮轉香等人也陸續向張雙兵回憶了當年那段不堪的曆史。 張雙兵特地選擇1992年7月7日——日本侵華戰爭爆發55周年這天，把老人們的哭訴整理成申訴書，通過日本駐華大使館遞交給日本政府，提出5萬至15萬美元的索賠。盡管最後石沉大海，但中國“慰安婦”索賠終於邁出了第一步。 一度對子女都難以啟齒 兩年後的春天，侯冬娥悄無聲息地死在山西盂縣高莊最破爛矮小的窯洞裏。幫她完成索賠心願的是她的同鄉姐妹劉麵煥、侯巧蓮、陳林桃、李秀梅4個受害者。1995年8月，她們首次向東京地方法院起訴，並要求日本政府向她們每人賠償2000萬日元，由此拉開中國“慰安婦”對日索賠的序幕。 然而，對於中國“慰安婦”的曆史，當時很多人並不了解。即便是後來為“慰安婦”對日索賠擔任中方律師的康健，一直到1995年9月才第一次聽說相關事宜。當時在北京舉行的聯合國婦女大會上，康健作為中方女律師代表參加了最後全國律師協會組織的中日女律師的交流。會議快結束的時候，日本的女律師大森典子，提出要中方律師能不能協助她們做“慰安婦”問題的調查。 “那時候沒人吭聲，之前一直傳的就是軍妓。”康健沉默了一下之後就舉起了手答應了，“當時，從我的角度來想，即使是妓女的話，她們也有自己的權利啊。” 後來的情況是康健事先沒有想到的。“本以為跑一次山西就完了，卻一參與就是12年。總共四起中國“慰安婦”對日索賠訴訟中，我參與了三件。”康健說，為了調查取證去山西至少十次以上。 次年春節剛過，康健就和助理一起去山西進行調查取證。讓康健最為深刻的記憶是，“1996年春節剛過我去侯巧蓮家的時候，她就說，要是村裏人問起來，就說是北京來的親戚，不是律師來調查。我們調查的時候，‘慰安婦’們也不讓自己的子女在旁邊聽。” 1997年7月份，該案在東京首次開庭，康健帶著李秀梅、劉麵煥兩名受害者去日本出庭。 而對於那段曆史，當時的日本人也並不比中國人了解更多。“他們對那段曆史了解太少。他們問的問題太荒唐了，當時日本支援會的人問老人‘你怎麽沒跑啊’。我說日本鬼子拿槍逼迫著怎麽可能跑呢。”康健向《國際先驅導報》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