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紀念我的奶奶---一名普通而又偉大的女人（四）

7．1945年相聚武漢

1945年，抗日戰爭的勝利，使分別多年的翔霄和冰瑩又能在武漢相聚。

翔霄給冰瑩去信：“鳴姑：我丈夫寶善赴抗日戰場，數年生死不明，據說是在湘北戰役中犧牲了。我生的七個孩子，隻活下來三個。僅靠我在岩花小學任教的一點微薄工資，生活越來越難以為繼，你能否在武漢給我謀一教職，既解決我的燃眉之急，我倆又可以相聚在一起，不知我的想法，能否得以實現？”

冰瑩回信，說她三哥，答應介紹翔去武漢二女中教書。

翔霄賣掉丈夫留給自已在槐花坪的房屋，安置好兒女，隻身趕到武漢。

到武漢見到冰瑩時，冰瑩對她說：

“你來得太晚了，二中老師的聘期已過，我和三哥在《和平日報》社給你找了一份副刊校對的工作，（冰瑩當時任該報副刊主編）不知你想幹麽？”

翔霄心想：外麵要花銷，家中兒女要吃穿，隻好答應下來，暫時棲身，再作打算。

在武漢的工作穩定後，翔霄把寄養在錢青妹妹家的女兒李立和小兒敘亮接到身邊，安排上學。

我當時八歲，來到武漢，第一次見到了冰瑩姑祖母及她的家人。也是第一次見到冰瑩的三哥三嫂（我稱之為三外公、三外婆）。冰瑩的三哥叫謝國馨，三嫂叫曾憲玲。三外公當時任《和平日報》主筆，並在武漢二女中教書。

此時謝冰瑩（第三次婚姻）與賈伊箴結婚多年。賈伊箴燕京大學畢業，福建人，戴著一副深度眼鏡，是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待人和善。他們當時已有兩個孩子，大兒子賈文輝，小女兒賈文蓉。他們一家人在漢口住的是一棟二層的樓房裏，冰瑩在周末經常邀請母親帶著我和我姐姐去她家。

冰瑩有近十年沒有回家鄉了，對家鄉的人和事，是那樣的關注和富有情感。

“我這個不孝女，父親病中未能侍奉，去世後未能回家奔喪，真愧對父親。”

翔霄安慰冰瑩：“我代你在你父親靈前叩了三個頭。他知道你為抗日愛國的事忙，他在九泉之下會原諒你的，你不必內疚。”

“我走後，你在‘新寺裏’創辦了岩花高小，在廟裏辦學校，一定很難嗎？”

翔霄告訴冰瑩：“辦高小遇到的第一個難題 ，是如何解決校舍？要找現成的，可省錢。找的結果，看中了‘新寺裏’。要搬走菩薩，擺上課桌，在岩花、鐸山兩村，很多人是反對的，但是，有你父親和我父親及謝博文、胡元恕、謝紹玄、李樹芝等人的支持，加上學生家長的積極響應，又遇到一個開明的方丈，總算辦成了。寺廟與學校同處，這邊讀書之聲琅琅，那邊鍾磬聲不絕，蠻有趣吧。”

“翔，說實在的，感謝你為家鄉人幹了一件大好事。相比之下，我為家鄉人做的事情太少了。”

“你是大作家，幹大事的人嗎！”

“不要這樣說，我大哥大嫂一家人怎樣？”

“你妹妹‘青青’還好嗎？”

隻要是冰瑩想知道的事情，翔霄詳細地給她介紹。

冰瑩也把離開家鄉以後的經曆對翔霄講：“我騙父親離開家到長沙後，立即組建“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我重新穿上軍裝，帶著十六位立誌抗日的小姐，赴戰區嘉定，進入野戰醫院，搶救傷員。翔霄你知道嗎，醫院裏傷兵的慘狀，比戰場上更恐怖，更悲慘。那些傷兵，有被炸彈、炮彈炸得缺胳膊少腿的，有被子彈打穿了腦袋和胸膛的，有的傷兵，送到醫院來時，傷口都長了蛆。醫院裏傷兵的身上是血，醫生、護士的身上也是血，空氣中都充滿著血腥氣。我們的信念是：‘救活一個傷員，等於殺死一個敵人’。

可是戰事不如人意，前方節節敗退，我們從嘉定退到南京，又退到漢口，一路上狼狽不堪。我在漢口給許多學校和民眾團體演講，聽眾是那樣的多，那樣的擁擠，我把前方戰士用鮮血寫成的故事，講給他們聽，聽眾的血液沸騰了，情緒激昂起來，當我講完之後，他們把我高高舉起，向前方將士致敬！真是讓我感動。”

“聽說《新民報》請你到重慶去辦《血潮》副刊嗎？，那是大後方，也很安全，怎麽又離開了呢？”翔霄問道。

“那是因為後方的一切，我都看不慣。聞到摩登女人的香味，我就會想起前方的血腥氣；經過酒館飯店，聽到那些喝酒猜拳的聲音，我就會想起野戰醫院裏，傷兵流著血，呻吟的情景。於是我又離開重慶，跑到徐州。正趕上在台兒莊我軍打了大勝仗，在戰地我看到戰利品堆積如山，士兵和民眾是那樣的興高采烈，對日作戰，太需要打勝仗來鼓舞士氣了。

我這段時間寫戰事的報告文章，和我們在軍校時。寫《從軍日記》的心情，背景已大不一樣了。我這時手中的筆，已不是普通的一枝筆，而是對日作戰的一枝槍。如《踏進了偉大的戰場─台兒莊》這篇文章，我是1938年4月24日一夜寫成的。”

“你和姑爹（指賈伊箴）是怎樣相識的？”

“那是1939年的4月，我從重慶到宜昌辦救護人員訓練班，伊當時任基督教全國總會訓練主任，來我們訓練班參觀，我們就這樣認識了。不久我們就結了婚，有了孩子。

我經常冒著敵機的狂轟濫炸深入到前線，後來我又在老河口組織了一個訓練團，我搜集了許多讓我感動的材料，並及時寫成文章，把為祖國而戰的無名英雄介紹給同胞。

1940年至1943年，我在西安主編《黃河》文藝月刊。那一段生活緊張又令人興奮，常常把稿子帶到廚房去看，左手抱著孩子，右手寫文章，還要和眾多作家聯係，為《黃河》組稿。這期間，我自已也編輯出版了《新從軍日記》、《在火線上》、《戰士的手》、《姊姊》、《梅子姑娘》、《寫給青年作家的信》、《抗戰文選集》及《在日本獄中》。”

“我真佩服你，沒有一個安定的住所，又帶著孩子，還能寫出那麽多文字。”

“我隻要一動筆寫文章，全部的精神都集中在情節上，我沒有心思來做別的事，甚至聽到孩子的笑聲，都不高興。我隻等伊帶著孩子一出去，馬上把門關上，同時用藍布把窗戶遮住，使光線暗淡得像獄中一般。在這樣的布置和氣氛下，我寫得很快，精神貫注，一氣寫成三四千字是常有的事。”

“你也不能那樣拚命！”

“是的，埋頭寫上十來天，精神漸漸不支，頭暈，眼睛模糊，腰背痛，但是催稿的好像軍令一樣命令我發憤寫作，我心中也想把用生命換來的材料寫出來告訴全中國的同胞。你知道嗎，當我寫完《在日本獄中》最後一個字，竟興奮得一夜沒睡。這部書，已由日本名作家魚返善雄譯成日文出版。我坐監牢的罪沒有白受，在《在日本監獄中》的出版和抗戰的勝利，我終於得到精神上的安慰。”

“你在西安辦刊物寫作，什麽時候又跑到成都去了呢？”

“1943年夏，我和伊就離開了西安去了成都，在成都製革學校教語文。”

冰瑩轉過話題，對翔霄說：

“你送寶善（指翔的丈夫）去參軍抗日，從你給我看的他的信中可知，他在前線英勇作戰，直到現在生死不明，你為抗日做出的犧牲並不比我少。我應該向你和寶善致謙！”

翔霄莫名地問道：“這是為何？”

“我在寫《女兵自傳》中，我把你寫成一個屈服於封建製度的犧牲品，把寶善寫成一個吸毒的壞男人，真是對不起他，也對不起你。如果寶善已經犧牲在抗日戰場，望他在天之靈能原諒我！”

翔霄開玩笑地說：“我和寶善的‘壞名聲’，隨著你的《女兵自傳》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你怎麽給我們洗掉？”兩人大笑。

我和文輝、文蓉正在騎兒童單車，玩遊戲，被笑聲吸引，都回過頭來看她們，不知她們笑什麽？

翔霄和冰瑩在一起，有永遠說不完的話題。

席中，姑爺爺說：“翔霄，隻有你來了，冰瑩才這樣的輕鬆快活。”

在飯桌上，翔霄誇姑爺爺的飯菜做得好，姑爺爺說：

“我做不出湖南菜，不過你們嚐嚐我福建家鄉的口味也好。”

在我的記憶裏，姑爺爺做的菜的確好吃。

母親有時也帶我去三外公教書的武漢二女中去玩。外公、外婆二老特別喜歡我這個人小、膽大的機靈鬼。

三家有時候相約一起遊黃鶴樓、龜元寺、東湖等武漢的名勝古跡。

我在武漢不到兩年，卻是我童年時代最幸福的一段時光。

1948年初，謝冰瑩一家人又去了北京，在北京師範大學講授“新文藝習作”，仍任《黃河》月刊主編，賈伊箴任北京大學秘書兼化學係教授。不久遠在台灣的梁舒先生給她去信說，台灣省國立師範學院中文係要聘她去當教授，她答應了。去台灣之事，開始賈伊箴反對，後來還是順從了她。她當年8月下旬離開上海，帶女兒先到台灣，住台北和平東路二段──四巷十八號，隨後賈和兩個兒子也到了台灣。”

作家閻純德1973年7月在美國訪問冰瑩時，講到這裏時，冰瑩感慨地對閻說：

“一晃幾十年，至今流落海外，真是感慨係之；聽起來像個夢，像個長夢，也像個短夢，人生難道真是個夢嗎？”

1948年冰瑩她應聘到北京任教，同年翔霄受同學黃瑜校長的邀請，離開武漢，到長沙市瀏正街小學（即城東二校）任教導主任。冰瑩的三哥、三嫂，隨之於1949年1月，離開武漢到了長沙，冰瑩的三哥到長沙後，在湖南民革臨時籌備委員會裏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