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煙今朝依雲
2001年來到這裏的時候，除了父母的牽掛，我一無所有，如今我有了筆下這些故事，且讓我寫吧。。。。。。
正文
3．翔霄幫助冰瑩逃婚
冰瑩和翔霄由父母包辦都是在五歲的時候訂的娃娃親。
冰瑩回家後，父母立即要她與男方成親。冰瑩回家的目的，為的是解除婚約，因此至死不從，結果被母親關起來逼婚。冰瑩在《女兵自傳》中這樣寫道：“母親一定要貫徹‘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封建社會法律，而我恰恰是反封建的叛徒；這樣，相隔兩個時代的母與女的思想，怎能不衝突呢？無疑地，我隻有拚命和家庭奮鬥，才能獲得我的自由，爭取最後的勝利！
不過事實上的確太困難了！除了翔一個人之外，沒有了解我的人。（翔是我在小學，中學，軍事政治學校的同學，在家族關係上說來，她比我小一輩，所以總叫我姑的）”
在人生最困難的時候，冰瑩是多麽思念就在咫尺的翔──這位侄女，這位朋友，這位同學，這位姐妹。
翔霄的父母相對較為開明，加上男方家境敗落，也不摧婚，這樣就給了翔霄在婚姻上有自主的空間。但翔霄的父母不允許她去見冰瑩，即使翔霄的父母允許去見，冰瑩的母親也會強烈阻止。最後隻有通過翔霄的十二歲的妹妹青青，（謝錢青，我的姨母，現年九十多歲了，仍建在）來為她們兩人秘密傳送信息。
冰瑩在《女兵自傳》的“秘密會議”這一章裏，有這樣一段描述：
“在一處古柏樹最多的山坳裏，我們膝頭緊靠著膝頭地坐著．．．．．．‘翔，我真沒想到，回來是這樣受罪的，我的生活，簡直比囚犯還不如！’
僅僅隻能說這兩句話，我的喉管咽住了，再也不能繼續下去；翔是不容易流淚的，她隻歎了一口深長的氣，很久才回答這麽幾句令我失望的話：
‘我也沒想到你母親是這樣殘忍，這樣頑固。但你既然回來了，就隻好忍耐，萬一忍耐不住，我們就逃走吧！’
‘難道你還忍耐得住？’
‘我當然不能忍耐，而且知道你比我更不能忍耐，所以我想今天商量一個怎樣逃走的方法。’”
冰瑩從軍校回家以後有過“四次出逃”的經曆。
第一次是1927年10月18日，冰瑩和翔霄兩人已經跑到了藍田，正準備上船往長沙時，被冰瑩的母親追了回去。
第二次是在一個雨夜，冰瑩在她三嫂的幫助下，想經過深山老林獨自逃走，經過一夜的雨淋、驚嚇，還是被她母親派出去的人抓回。
第三次是冰瑩在臨近婚期之前，裝扮成農婦逃走，又被她的大哥和三哥逮了回去。
三次逃婚失敗，冰瑩最終被母親強迫成了婚，嫁給了小時候訂婚的蕭明。
在婚禮上，翔霄和她媽都去吃了喜酒。即使結了婚，冰瑩仍會逃跑這件事，隻有兩個人心中明了。一個是翔霄，另一個就是冰瑩的丈夫蕭明。冰瑩在蕭家說服了蕭明，可做朋友，決不能做夫妻，並裝老實媳婦數月，騙過了蕭明的父母，利用應聘到大同學校教書的機會，第四次逃跑終於成功。
為了表達逃婚成功的喜悅心情，她寫了一首《永別了，我的故鄉！》的自由體詩。（全詩內容參見《女兵自傳》）
形影不離的兒時的朋友，少年、青年時代的學友、戰友，姐妹，突然離出，讓翔霄的內心多少感到有些惆悵。但想到前麵還有自已要走的路，心中也就慢慢平靜了下來。
翔霄沒有同冰瑩一起逃走，有三方麵的原因，一是家庭沒有逼婚，二是她已經是共產黨員，肩負有組織上給她的任務，三是冰瑩逃婚累累失敗。
特殊曆史條件下，冰瑩對翔霄的不了解，造成了誤會，低估了翔霄的政治人品。冰瑩後來多年都認為：“翔反封建的鬥爭意識，沒有她強烈，翔成了封建製度下的犧牲品。”並把這種認識寫進了她的名著《女兵自傳》中。這一觀點，後又被一些寫有關謝冰瑩文章的人所所引用。今天讓翔的兒，冰瑩的侄孫來還曆史的真實。我後麵還將寫到，冰瑩自已也認為這種認識，過於主觀，並向翔表示歉意。
4．四年離別
冰瑩逃婚後，兩人離別四年未曾見麵，隻有靠通信，向對方告知自已的經曆和遭遇。在這四年中，冰瑩與在軍校就相戀的同學符浩結婚，生了一個女孩，取名“小號兵”；翔霄與兒時訂親的李寶善結婚，也有了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冰瑩在上海被國民黨錯捕入獄；翔霄在新化縣，因與進步人士籌辦新民中學，被國民黨逮捕，被判入感化院。冰瑩在外艱難地教書謀生；翔霄在母校大同小學任教．．．．．．。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兩位剛走上社會的年輕女性，為爭取女性的自由、自強、自立、自尊，經受了種種的磨難。
5．1931年在家鄉相見
1931年，冰瑩的母親滿70歲，她回到了闊別四年的家。
冰瑩和翔霄見麵了。欣喜之餘，彼此看對方，學生時代的芳容，均消退了不少，麵容都有些憔悴，內心都含著各種苦痛。翔霄告訴冰瑩：
“蕭明已經結婚了，也有了孩子。在我與他的交談中，看得出，他非常能夠理解你。”
“我不便去見他，你見到他時，代我向他問好，向他祝福。我內心還是感謝他的。”
“鳴姑，你在外麵這幾年，過得還好嗎？”
“翔，人生不是以前想象的那樣簡單，我一直到今天，還沒有獲得真正的自由，我隨時都在艱苦、險惡的環境裏掙紮；翔，讓我們忍耐著吧，讓我們奮鬥著吧，隻要不灰心，總有出頭的一天。”
“你為什麽不把女兒‘小號兵’帶回來？”
“因為我和符浩關係破裂了，不幸的婚姻，帶她回來，隻能讓家裏人笑話。翔，現在才真正體會到，做女人難，做爭取自由的女人更難！”
“翔，寶善人長得不錯，怪不得你舍不得跟我走。你出錢送他繼續上學，負擔得起嗎？”
“他想入藝校深造，就是因為沒錢，去不成，隻好暫留在鐸山小學教書。”
“女人想找個好男人，實在太難了！”冰瑩歎息著說。
這次分別之後，翔霄的經曆比較簡單，她一直在大同學校繼續任教，另外就是多生了幾個孩子。可冰瑩的經曆就要複雜得多了。
在上海稱之為“黑宮”的房間裏，花了不到三個星期的時間，完成了兩部十四萬餘字的著作《青年王國材》和《青年書信》。兩部書稿換得650元的收入，她用這筆錢去了日本。正是“九．一八事變”之後，從她登上開往日本的“皇後號”開始，就有一種“亡國奴”的感覺。到了日本本土，無論在街上，在課堂上，在公寓裏，在餐廳，凡是有日本人的地方，受盡了日本人的侮辱，她在日記中寫道：“日子越來越難過了，在那種整天愛侮辱的刺激生活當中，誰都有感到一種沉重的壓迫。我們的熱血，時時在沸騰，我們每一顆複仇的心，時時在跳動；所謂壓力愈大，反抗力亦愈大，正是這個道理。我們終能在日本的首都東京，千餘中國留學生集會，高喊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
冰瑩在日本呆不到三個月，又回到了上海。她剛寫完小說《拋棄》，日本軍隊開始進攻上海，這是1932年的1月28日。為支持十九路軍保衛上海的抗戰，她參加了“上海著作人抗日救國會”，在救國會她與作家白薇成了朋友。也認識了了各種不同類型的文人、作家。3月底上海失守，冰瑩跑到了閩西的龍岩。她在龍岩的平權女校教了數月的音樂和國文。當年又到了夏門，任職於夏門中學。並和夏門大學的幾位老師、學生創辦起了《燈塔》文藝月刊。半年後又回到長沙，準備再次留學日本之事。不久進了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院。木間久雄是她的指導教授，這是一位有正義感的教授。在日本兩年多，她的日文已相當不錯了，可以用日文翻譯外國名著了。由於不去歡迎溥儀到日本的訪問，1935年4月12日被日本警察抓起來，在日本監獄關了三個多星期。在監獄中受盡了侮辱，遭受了毒打。最讓她痛心的是日本警察抄沒了她堅持寫了八年多的日記和一些珍貴的照片。同年經柳亞子先生的幫助，從日本監獄保釋出來之後，找到桂林她三哥處，過了一個暑假，隨後到南寧高中任教。1936年，她離開了廣西回到長沙開始寫《一個女兵的自傳》
6．1936年在家鄉相見
1936年的冬天，接家中電報，冰瑩回到家中，看望病中的母親。翔霄抽星期天從大同鎮回鐸山，來看望冰瑩和她的母親。冰瑩的母親躺在藤椅上，她的右手和右腳已經癱瘓。昔日讓她又恨又愛，無可柰何的兩個女孩，現在對她們已經完全沒有恨意了，眼神中充滿了慈愛。
“鳳兒，你為什麽不帶你男人和孩子回家讓我看看，藻妹子已經生了四個孩子了，我一看到藻妹子的孩子，就在心中埋怨你，一個女人，不要懶得連孩子都不想生。”冰瑩的媽帶著一種企盼的心情對冰瑩說。
冰瑩為了安慰她母親，隻好應付著說：“媽，小號兵在她爺爺家上學，等到假期我帶她回來看您老。”
冰瑩也抽空到翔霄家，看望翔霄的父母。兩人在翔霄的房間裏，親密地談了很久。冰瑩
向翔講了她兩次到日本的感受：
“你們在鄉下，還不能直接感受到日本人的可恨、可惡，我在日本受盡了日本人的侮辱，在日本監獄裏，差點被他們整死，我精神上，肉體上的傷痛，都是日本人給我留下的。我要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既是為民族生存奮鬥，也是為自已複仇。”
冰瑩問翔：“在大同學校任教，還順心嗎？”
翔告訴她：“大同學校的女生部，你是知道的，我們在校時，女生很少，現在有上百的女生。學生年齡差別大，成績參差不齊。有初小畢業的妹子，有隻讀過私塾的姑娘，有被夫家休棄的女子，有生了兒女的媽媽。校舍建在墳山旁邊，膽小的學生，常常半夜驚叫，大呼有鬼。部分小姐學生生活散慢，扯皮睹氣，逃學之事，時有發生。我開始接手女校的時候，就是這樣一種狀況，經過幾年的整治，現在的教學秩序和女生的考試製度基本上正常了。”
“ 翔，這幾年裏，別看我的經曆似乎轟轟烈烈，可我受的磨難太多了，我有過四次自殺的念頭。在監獄中，饑餓難耐的時候，掉到糞裏的食物，我都檢起來吃。說句心裏話，我現在倒羨慕起你穩定的教學生活來了。”冰瑩埋於內心深處的苦痛，不能對自已家裏的人講，隻有對翔霄傾訴，才沒有顧及。
這次兩人分別之後，時隔數月，冰瑩再次回家為母送終。青少年時代，冰瑩視母親為“魔鬼”，當母親真正離她而去，她又傷心至極，上墳山那天，翔霄扶著冰瑩，冰瑩一路上悲慟大哭，不管翔霄怎樣安慰，冰瑩哭聲不止，似乎要把一生對母親的內疚，全部哭出來。
冰瑩在辦完母親後事之後，到南嶽衡山療養寫作，剛安定下來，突然接大哥電報：
“父病重，速歸！”
她父親得的是痢疾，在她回家數日的照顧中，病慢慢好轉起來。她對翔霄說：“我為了盡快赴抗日前線，說要到長沙取行李，是騙我爹的。我真的無法做到忠孝兩全。”
“鳴姑，你已經盡孝了。”翔安慰她
冰瑩從母親逝世的悲痛中振作起來，告別了病中的父親，告別家裏所有的親人，立即投入了抗日救亡運動。從此以後，冰瑩再也沒有回過故鄉。即使她父親一九四二年去世，她忙於前方的抗日工作，也未能回鄉奔喪。
冰瑩和翔霄由父母包辦都是在五歲的時候訂的娃娃親。
冰瑩回家後，父母立即要她與男方成親。冰瑩回家的目的，為的是解除婚約，因此至死不從，結果被母親關起來逼婚。冰瑩在《女兵自傳》中這樣寫道：“母親一定要貫徹‘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封建社會法律，而我恰恰是反封建的叛徒；這樣，相隔兩個時代的母與女的思想，怎能不衝突呢？無疑地，我隻有拚命和家庭奮鬥，才能獲得我的自由，爭取最後的勝利！
不過事實上的確太困難了！除了翔一個人之外，沒有了解我的人。（翔是我在小學，中學，軍事政治學校的同學，在家族關係上說來，她比我小一輩，所以總叫我姑的）”
在人生最困難的時候，冰瑩是多麽思念就在咫尺的翔──這位侄女，這位朋友，這位同學，這位姐妹。
翔霄的父母相對較為開明，加上男方家境敗落，也不摧婚，這樣就給了翔霄在婚姻上有自主的空間。但翔霄的父母不允許她去見冰瑩，即使翔霄的父母允許去見，冰瑩的母親也會強烈阻止。最後隻有通過翔霄的十二歲的妹妹青青，（謝錢青，我的姨母，現年九十多歲了，仍建在）來為她們兩人秘密傳送信息。
冰瑩在《女兵自傳》的“秘密會議”這一章裏，有這樣一段描述：
“在一處古柏樹最多的山坳裏，我們膝頭緊靠著膝頭地坐著．．．．．．‘翔，我真沒想到，回來是這樣受罪的，我的生活，簡直比囚犯還不如！’
僅僅隻能說這兩句話，我的喉管咽住了，再也不能繼續下去；翔是不容易流淚的，她隻歎了一口深長的氣，很久才回答這麽幾句令我失望的話：
‘我也沒想到你母親是這樣殘忍，這樣頑固。但你既然回來了，就隻好忍耐，萬一忍耐不住，我們就逃走吧！’
‘難道你還忍耐得住？’
‘我當然不能忍耐，而且知道你比我更不能忍耐，所以我想今天商量一個怎樣逃走的方法。’”
冰瑩從軍校回家以後有過“四次出逃”的經曆。
第一次是1927年10月18日，冰瑩和翔霄兩人已經跑到了藍田，正準備上船往長沙時，被冰瑩的母親追了回去。
第二次是在一個雨夜，冰瑩在她三嫂的幫助下，想經過深山老林獨自逃走，經過一夜的雨淋、驚嚇，還是被她母親派出去的人抓回。
第三次是冰瑩在臨近婚期之前，裝扮成農婦逃走，又被她的大哥和三哥逮了回去。
三次逃婚失敗，冰瑩最終被母親強迫成了婚，嫁給了小時候訂婚的蕭明。
在婚禮上，翔霄和她媽都去吃了喜酒。即使結了婚，冰瑩仍會逃跑這件事，隻有兩個人心中明了。一個是翔霄，另一個就是冰瑩的丈夫蕭明。冰瑩在蕭家說服了蕭明，可做朋友，決不能做夫妻，並裝老實媳婦數月，騙過了蕭明的父母，利用應聘到大同學校教書的機會，第四次逃跑終於成功。
為了表達逃婚成功的喜悅心情，她寫了一首《永別了，我的故鄉！》的自由體詩。（全詩內容參見《女兵自傳》）
形影不離的兒時的朋友，少年、青年時代的學友、戰友，姐妹，突然離出，讓翔霄的內心多少感到有些惆悵。但想到前麵還有自已要走的路，心中也就慢慢平靜了下來。
翔霄沒有同冰瑩一起逃走，有三方麵的原因，一是家庭沒有逼婚，二是她已經是共產黨員，肩負有組織上給她的任務，三是冰瑩逃婚累累失敗。
特殊曆史條件下，冰瑩對翔霄的不了解，造成了誤會，低估了翔霄的政治人品。冰瑩後來多年都認為：“翔反封建的鬥爭意識，沒有她強烈，翔成了封建製度下的犧牲品。”並把這種認識寫進了她的名著《女兵自傳》中。這一觀點，後又被一些寫有關謝冰瑩文章的人所所引用。今天讓翔的兒，冰瑩的侄孫來還曆史的真實。我後麵還將寫到，冰瑩自已也認為這種認識，過於主觀，並向翔表示歉意。
4．四年離別
冰瑩逃婚後，兩人離別四年未曾見麵，隻有靠通信，向對方告知自已的經曆和遭遇。在這四年中，冰瑩與在軍校就相戀的同學符浩結婚，生了一個女孩，取名“小號兵”；翔霄與兒時訂親的李寶善結婚，也有了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冰瑩在上海被國民黨錯捕入獄；翔霄在新化縣，因與進步人士籌辦新民中學，被國民黨逮捕，被判入感化院。冰瑩在外艱難地教書謀生；翔霄在母校大同小學任教．．．．．．。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兩位剛走上社會的年輕女性，為爭取女性的自由、自強、自立、自尊，經受了種種的磨難。
5．1931年在家鄉相見
1931年，冰瑩的母親滿70歲，她回到了闊別四年的家。
冰瑩和翔霄見麵了。欣喜之餘，彼此看對方，學生時代的芳容，均消退了不少，麵容都有些憔悴，內心都含著各種苦痛。翔霄告訴冰瑩：
“蕭明已經結婚了，也有了孩子。在我與他的交談中，看得出，他非常能夠理解你。”
“我不便去見他，你見到他時，代我向他問好，向他祝福。我內心還是感謝他的。”
“鳴姑，你在外麵這幾年，過得還好嗎？”
“翔，人生不是以前想象的那樣簡單，我一直到今天，還沒有獲得真正的自由，我隨時都在艱苦、險惡的環境裏掙紮；翔，讓我們忍耐著吧，讓我們奮鬥著吧，隻要不灰心，總有出頭的一天。”
“你為什麽不把女兒‘小號兵’帶回來？”
“因為我和符浩關係破裂了，不幸的婚姻，帶她回來，隻能讓家裏人笑話。翔，現在才真正體會到，做女人難，做爭取自由的女人更難！”
“翔，寶善人長得不錯，怪不得你舍不得跟我走。你出錢送他繼續上學，負擔得起嗎？”
“他想入藝校深造，就是因為沒錢，去不成，隻好暫留在鐸山小學教書。”
“女人想找個好男人，實在太難了！”冰瑩歎息著說。
這次分別之後，翔霄的經曆比較簡單，她一直在大同學校繼續任教，另外就是多生了幾個孩子。可冰瑩的經曆就要複雜得多了。
在上海稱之為“黑宮”的房間裏，花了不到三個星期的時間，完成了兩部十四萬餘字的著作《青年王國材》和《青年書信》。兩部書稿換得650元的收入，她用這筆錢去了日本。正是“九．一八事變”之後，從她登上開往日本的“皇後號”開始，就有一種“亡國奴”的感覺。到了日本本土，無論在街上，在課堂上，在公寓裏，在餐廳，凡是有日本人的地方，受盡了日本人的侮辱，她在日記中寫道：“日子越來越難過了，在那種整天愛侮辱的刺激生活當中，誰都有感到一種沉重的壓迫。我們的熱血，時時在沸騰，我們每一顆複仇的心，時時在跳動；所謂壓力愈大，反抗力亦愈大，正是這個道理。我們終能在日本的首都東京，千餘中國留學生集會，高喊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
冰瑩在日本呆不到三個月，又回到了上海。她剛寫完小說《拋棄》，日本軍隊開始進攻上海，這是1932年的1月28日。為支持十九路軍保衛上海的抗戰，她參加了“上海著作人抗日救國會”，在救國會她與作家白薇成了朋友。也認識了了各種不同類型的文人、作家。3月底上海失守，冰瑩跑到了閩西的龍岩。她在龍岩的平權女校教了數月的音樂和國文。當年又到了夏門，任職於夏門中學。並和夏門大學的幾位老師、學生創辦起了《燈塔》文藝月刊。半年後又回到長沙，準備再次留學日本之事。不久進了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院。木間久雄是她的指導教授，這是一位有正義感的教授。在日本兩年多，她的日文已相當不錯了，可以用日文翻譯外國名著了。由於不去歡迎溥儀到日本的訪問，1935年4月12日被日本警察抓起來，在日本監獄關了三個多星期。在監獄中受盡了侮辱，遭受了毒打。最讓她痛心的是日本警察抄沒了她堅持寫了八年多的日記和一些珍貴的照片。同年經柳亞子先生的幫助，從日本監獄保釋出來之後，找到桂林她三哥處，過了一個暑假，隨後到南寧高中任教。1936年，她離開了廣西回到長沙開始寫《一個女兵的自傳》
6．1936年在家鄉相見
1936年的冬天，接家中電報，冰瑩回到家中，看望病中的母親。翔霄抽星期天從大同鎮回鐸山，來看望冰瑩和她的母親。冰瑩的母親躺在藤椅上，她的右手和右腳已經癱瘓。昔日讓她又恨又愛，無可柰何的兩個女孩，現在對她們已經完全沒有恨意了，眼神中充滿了慈愛。
“鳳兒，你為什麽不帶你男人和孩子回家讓我看看，藻妹子已經生了四個孩子了，我一看到藻妹子的孩子，就在心中埋怨你，一個女人，不要懶得連孩子都不想生。”冰瑩的媽帶著一種企盼的心情對冰瑩說。
冰瑩為了安慰她母親，隻好應付著說：“媽，小號兵在她爺爺家上學，等到假期我帶她回來看您老。”
冰瑩也抽空到翔霄家，看望翔霄的父母。兩人在翔霄的房間裏，親密地談了很久。冰瑩
向翔講了她兩次到日本的感受：
“你們在鄉下，還不能直接感受到日本人的可恨、可惡，我在日本受盡了日本人的侮辱，在日本監獄裏，差點被他們整死，我精神上，肉體上的傷痛，都是日本人給我留下的。我要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既是為民族生存奮鬥，也是為自已複仇。”
冰瑩問翔：“在大同學校任教，還順心嗎？”
翔告訴她：“大同學校的女生部，你是知道的，我們在校時，女生很少，現在有上百的女生。學生年齡差別大，成績參差不齊。有初小畢業的妹子，有隻讀過私塾的姑娘，有被夫家休棄的女子，有生了兒女的媽媽。校舍建在墳山旁邊，膽小的學生，常常半夜驚叫，大呼有鬼。部分小姐學生生活散慢，扯皮睹氣，逃學之事，時有發生。我開始接手女校的時候，就是這樣一種狀況，經過幾年的整治，現在的教學秩序和女生的考試製度基本上正常了。”
“ 翔，這幾年裏，別看我的經曆似乎轟轟烈烈，可我受的磨難太多了，我有過四次自殺的念頭。在監獄中，饑餓難耐的時候，掉到糞裏的食物，我都檢起來吃。說句心裏話，我現在倒羨慕起你穩定的教學生活來了。”冰瑩埋於內心深處的苦痛，不能對自已家裏的人講，隻有對翔霄傾訴，才沒有顧及。
這次兩人分別之後，時隔數月，冰瑩再次回家為母送終。青少年時代，冰瑩視母親為“魔鬼”，當母親真正離她而去，她又傷心至極，上墳山那天，翔霄扶著冰瑩，冰瑩一路上悲慟大哭，不管翔霄怎樣安慰，冰瑩哭聲不止，似乎要把一生對母親的內疚，全部哭出來。
冰瑩在辦完母親後事之後，到南嶽衡山療養寫作，剛安定下來，突然接大哥電報：
“父病重，速歸！”
她父親得的是痢疾，在她回家數日的照顧中，病慢慢好轉起來。她對翔霄說：“我為了盡快赴抗日前線，說要到長沙取行李，是騙我爹的。我真的無法做到忠孝兩全。”
“鳴姑，你已經盡孝了。”翔安慰她
冰瑩從母親逝世的悲痛中振作起來，告別了病中的父親，告別家裏所有的親人，立即投入了抗日救亡運動。從此以後，冰瑩再也沒有回過故鄉。即使她父親一九四二年去世，她忙於前方的抗日工作，也未能回鄉奔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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