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年,對沈葆楨來說,可謂喜憂參半。斯年,他和老師林昌彝同榜中舉,和表妹林普晴喜結連理;同樣在斯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舅舅林則徐被革職查辦,泱泱中華從此進入半殖民地時代。個人的榮辱與國家的前途命運相比,孰輕孰重,年輕的沈葆楨心中是有一杆秤的。也許正是因了這個特殊遭際,使得這位晚清的一代名臣,多了一些與眾不同的烙印。
鹹豐六年,沈葆楨出任廣信(今上饒)知府。八月,石達開麾下將領楊輔清率眾萬餘進入江西,連克數城,對廣信形成合圍之勢。當時,沈葆楨陪同工部右侍郎廉兆倫外出征辦軍糧軍餉,城裏的400守軍也逃得不見蹤影,隻剩下知縣、參將、千總和沈夫人林普晴等。
危急關頭,林普晴發威了,你欺負我老公不在家呀!要你好看。她一邊鼓舞百姓守城,一邊火速派人向父親以前的舊部、浙江提督饒廷選求援。第二天沈葆楨趕回廣信,不久援兵也至,他們采取了攻其不備、襲擾輜重的戰術,七戰七捷,打得楊輔清暈頭轉向,灰溜溜地率領殘部撤退了。經此一役,沈葆楨名揚天下。楊輔清打不贏沈葆楨,石達開親自來又怎樣呢?
次年三月,石達開果然兵臨廣信城下。高手過招,所謂兩強相遇勇者勝,沈葆楨憑的正是硬骨頭精神,他和饒廷選率守軍頑強抵抗,雙方激戰數日,石達開終於認輸,轉身去了浙江。
與大多數談洋色變的清政府官員不同的是,沈葆楨維護中華道統及國家主權的意識非常堅定。同治元年,他出任江西巡撫,曾遇到一樁教案,當地民眾與法國傳教士之間的衝突已然白熱化,教會的店鋪和房屋不斷被搗毀。沈葆楨得知此事後高興地說:“夷人逞誌於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報之。”迫於朝廷壓力,他妥善解決了此案,將賠償金從七萬壓到一萬七,拒絕道歉,並強調:“以中國之心思通外國之技巧,可也;以外國之習氣變中國之性情,不可也。”
主持福州船政局期間,他提出“購置者權操於人,何如製造者權操諸己”的主權觀。在自製的第一艘輪船“萬年清”號下水前,法國監工達士博和法國領事巴士棟百般要挾讓法國人來引港,但沈葆楨皆不為所折。他說:“引港是中國政府的主權,這個權不能讓給外國政府。”由於他的堅持,才保住馬尾的“港口權”。在他心中,師夷長技隻是手段;製夷,才是終極目的。
沈葆楨在抵禦日本侵略台灣時深感“民心可用”,內憂不足慮,上奏說:“今日情形迥非昔比,似宜明飭鎮道,如民間受其荼毒,立須聲罪致討,官民同命,草木皆兵”,那麽,東洋人再怎麽居心叵測,我們也不怕,亦可使“全台屹若長城”。
沈葆楨能夠快速地被提拔,曾國藩的舉薦是主要原因。那麽,對於曾國藩的舉薦之恩,他是如何報答的呢?說起來很有意思:忘了。
從同治元年五月開始圍攻天京,到同治三年七月城破,曆時兩年多,朝廷沒花一兩銀子,軍餉都來自江南數省的協餉。那一時期,曾國藩的權力大得沒邊了,江、浙、贛、皖等省的財政收入全部歸他調用,但是,他從江西卻從來沒拿到一分錢,為什麽?沈葆楨就是不給,留著自己辦團練、恢複民生。
九江道台籌集三萬兩銀子準備送往前線,沈葆楨知道後立馬下令運回南昌,若違令,必撤職。道台左右為難,於是各給一半。沈葆楨不幹,逼著這位倒黴蛋兒去曾國藩大營討回了一萬五千兩。進了嘴的銀子又得吐出來,氣得曾國藩手下的參謀將軍們紛紛大罵沈葆楨“忘恩負義”。
沈葆楨仕途三十餘年,平亂、保台、造船、建設南洋艦隊,官兒做得越來越大,經手的銀子也越來越多,晚年幾乎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籌款上。但是,他個人及家庭的經濟狀況又怎樣呢?用他自己的話說,“惟窮不可耐耳”。這種難以想象的廉潔,在所謂“同治中興”的幾位名臣中,他是唯一,沒有第二個。
家裏雇不起下人,媳婦兒隻好自己下廚房。人家林普晴可是林則徐的千金,名門閨秀啊!於是,他寫信安慰:“我目下無能接濟,家中事全仗卿極力扶持。現在為景所迫,不能以求人為恥……”後來大兒子說要買個房子住,他又不同意,回信讓其“安分些”,並說:“我貂褂黴爛,尚不敢另做,亦無白鋒毛外褂,官親、家人皆以為恥。無論在江西及京中舊債未清,力所不及。”
沈葆楨死後,代理布政使桂嵩慶馳奏朝廷:“歿日,布被舊衣,一如寒素,宦囊蕭索,不名一錢。”江蘇巡撫吳之炳也奏曰:“奉身清儉,一如寒素……僚屬相顧歎息,市井鄉曲之民有下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