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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年有個年輕人,大學畢業後參加工作。由於跟部門經理不睦,常常受經理的氣。這小子不服氣,就找來了幾個死黨揍了這部門經理,接著甩下辭職信走人。不久以後,他開始追求原單位老總的千金,憑借這婚姻而軟著陸,榮膺副總。從此,原來那位部門的經理日子越來越不好過。
這故事給出的是:上司與權貴之利害的區別。在官場也一樣,頂頭上司其實並不能把下屬怎麽樣,權貴則不同,他們官高勢大,有權就是任性,夠不著也就罷了,一旦必須發生交接,會讓你如履薄冰,退無可退。怎樣擺平權貴?晚清名臣丁寶楨有一套辦法,說起來也是蠻拚的,其中的學問與道理卻是不虛。
同治二年,丁寶楨由長沙知府擢升山東按察使,甫上任,即遇到了一個權貴,誰呢?鐵帽子王僧格林沁。當時山東一帶鬧撚軍,僧格林沁打了幾個勝仗,突然倨傲起來,召見副省級以下官員,一概不設座,想喝茶?門也沒有。丁寶楨是按察使,有緝盜之責,履任前必須去僧王那兒報到,繞不過去,聽說連座位也沒有,心裏很不樂意。他簡單梳理了僧格林沁的性格特點及當前平叛態勢,想出了一個既能找回尊嚴又不至罹禍的辦法。
史書上是這樣說的:他到了行轅,將名片交給門衛,並再三強調,你去跟僧王說,如果讓我坐著說話,那就見,否則這個程序就免了。當時在場的人無不大驚失色,沒想到僧格林沁聽到通報,卻絲毫沒生氣:嗯,姓丁的比我強。然後帶著一副笑臉,隆重接見了丁寶楨。
從這段記載來看,丁寶楨的底氣大抵源自兩個方麵,一是深知僧格林沁的為人,比較質樸誠實,治軍公廉無私,屬於有勇無謀的那類人。對付此類權貴,順毛驢不行,得跟他玩點特立獨行,好比程咬金遇牛皋,拚的就是個不服氣和惺惺相惜!二是做足功課,有恃無恐。討價虛禮,也許會觸怒王爺,但有實實在在的對敵策略,投其所需,是可以避禍的。
擺平了僧格林沁,丁寶楨在山東官場瞬間成了名人,仕途也迎來峰回路轉。巡撫閻敬銘“大稱異”,親自去郊外迎接,此後事無大小,皆谘詢他而後實施,不久又主動退休,保舉他做了山東巡撫。同治八年,慈禧身邊的大紅人安德海萌萌噠出場了,——欽差江南,采辦皇帝大婚的用品。這是一位不是權貴勝似權貴的家夥,有著巨大的保護傘,據說平時連小皇帝載淳、恭親王奕訢也不放在眼裏,更別說一般王公大臣了。顯然,擺平了他,就等於擺平了慈禧。
雖說大清朝自順治開始就有製度,四品以下太監,“非經差遣,不許擅出皇城”。但製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有太後罩著,六品藍領的小安子還是優哉遊哉地出了皇城,坐著豪華樓船,擁著女優名伶,懸著龍鳳旗幟,沿大運河一路招搖南下,“所過招納權賄,無敢發者”。大夥兒都知道,這家夥不好惹,主要是他背後的那個人不好惹,丟了烏紗事小,丟了腦袋事大。
丁寶楨焉不知安德海的背景?當他收到德州知州趙新的詳細報告後,一邊六百裏加急給軍機處上了密折,緊扣“違製”與“不法”兩條罪名,請軍機處裁決;一邊下令當地衙門抓捕安德海,押往濟南,他要親自審訊。那麽,問題出現了:他為何不直接給慈禧太後呈送密折?難道不知道當時的軍機處也要向兩宮太後匯報的嗎?在未得到許可之前,就鎖拿欽差,審查欽差,如果朝廷追究下來,他該怎辦?這就要說到丁寶楨的洞察力與智慧了。
首先掌握證據,他從趙新的報告中發現了兩個問題。按例,欽差外出,朝廷需“明降諭旨”,其他相關公文也要提前下達給沿途各衙門,以便迎送。但小安子出京,啥文件沒有,這是其一;其二,欽差外出,兵部應給予“傳牌勘合”,也就是合法的身份證件,欽差憑證件可在沿途獲取相應的資源幫助,而小安子一路上隻是勒索,並未出示“傳牌勘合”。有這兩個問題在,可以治安德海一個“假冒欽差”的罪,殺了也白殺。而自己身為地方官,“不得不截拿審辦,以昭慎重”,盡職盡責,總不會是錯了吧。
其次轉移風險。給慈禧上密折,等於是告訴她,“我知道小安子是您派遣的”。那麽好了,太歲頭上動土,慈禧的老臉往哪兒擱?風險太大。把球踢給軍機處,緩衝一下,太後的臉上也好看。允許懲治最好,將來有事,軍機處先扛著;若不許,那就將錯就錯,先斬後奏,反正有“假冒”的證據。
據李嵐博士研究說,丁寶楨“見機行事、巧妙地利用了慈禧太後與慈安太後、同治帝宮廷政治鬥爭的複雜關係,……智斬權監安德海”。這說明丁寶楨對朝廷政治鬥爭的症候也把握得準確。隨著安德海人頭落地,丁寶楨徹底擺平了當時最大的權貴——慈禧太後。光緒二年九月,57歲的他受到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的接見,授頭品頂戴、升四川總督,慈禧似乎完全忘記了小安子是怎麽死的,還特地為“凶手”寫了一幅字:“國之寶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