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子東：賈玲是品位問題 陳凱歌是藝術造詣問題

前語：喜劇演員賈玲惡搞了花木蘭，遭到木蘭文化研究中心的批判，隨後出來道歉；導演陳凱歌的《道士下山》被道教人士譴責，到目前陳凱歌尚未回應。許子東認為，賈玲的事情是一個品位問題，陳凱歌的電影則是重大的藝術失敗。賈玲的事，可以說是幾件壞事湊在一起成就了一個好效果 ---人們不再認同那麽惡意底俗；陳凱歌的電影則完全暴露出了自己的硬傷---不懂還喜歡買弄，結果丟了底子。兩者顛覆的對象不同，受眾的接受程度也不同；由於不同的表現形式，觀眾的預期包容度也就不一樣。另外，由於文化環境會對顛覆創作形成包袱，因此不同的環境形成的顛覆壓力和效果也就不同。對於評價顛覆性藝術作品，則需要根據情況選擇不同的標準，進行個案分析，很難找到一個簡單的通用規則。
 

賈玲惡搞花木蘭是“壞事”變好事

賈玲的事情是“壞事”引出了一個好結果。“壞事”在哪裏呢？第一，小品本身品位不高，這個是從她的表演來說；第二，虞城縣的批判就更加沒有道理，上綱上線地說花木蘭是中華文化的代表，這都有點武斷，而且說到底地方經濟拿民間傳說來賺錢本身也談不上什麽高大上，這個是一個壞的事情。

但是為什麽是好的結果呢？我是這樣看的，對賈玲來說這也沒什麽損害，因為她一個女人在男人為主的相聲界要打拚也不容易，打一個不恰當的比方，她也是木蘭從軍。所以不管怎麽樣，對她的演藝都是擴大名聲的，對於虞城縣也有好處，他們的商業可以做得更大。但最大的好處是在全國範圍內普及擴展了一下大家對花木蘭的認識，估計原來大家搞不清楚花木蘭是哪一族的，現在才搞清楚花木蘭她不完全是一個真實的曆史人物，她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文學傳說，而且她到底是哪裏人、姓什麽，一大堆的考證，這個是一個好處。

而且大家引出的一個爭論就是，一些民族的文化的東西可不可以在今天用故事新編的方式來進行重新創作，不管結論怎麽樣，把這個問題拿出來討論我覺得是好的，當然以前也有過討論。

花木蘭這件事，更有趣的是其實官方有傾向，但是沒有采取直接武斷的幹預手法，這是一個進步。為什麽說有傾向呢？因為看得出來上層的觀點是把花木蘭跟黃繼光、邱少雲和劉胡蘭這些相同看待的，覺得他們代表了我們的正能量，這些是不能質疑、不能惡搞的，但是賈玲道歉以後反而網民的意見不這麽看。一個公共社會有不同的意見是一個很好的事情，所以我沒有絕對的讚成該道歉或者不該道歉。這個問題能夠拿出來討論兩方麵都有它的道理，說花木蘭是我們文化當中的一個正麵符號，不應該變成喜劇的甚至醜化的，這個觀點可以；覺得政治上綱上線對藝術是一種扼殺，而且各個民族的藝術都有自己約定俗成的邊界跟範圍，也可以。

所以賈玲的這個事情，是幾件壞的事情湊在一起出現了一個好的效果。 

《道士下山》的問題是硬傷

《道士下山》的情況有點不同。因為《道士下山》那個電影在寫道士這個問題上相當失敗，它的英文名叫Monk，是和尚，但是中文名叫道士；而且這麽大的篇幅，一點都沒有寫出道士跟和尚有什麽區別，除了王寶強留了個頭發。這個道士一犯錯、一有問題就跑到和尚廟裏被和尚訓一頓。連小學生都知道儒道佛三家是中國文化的三個基本淵源，這麽大一個片子，而且這麽突出表現某一個宗教派別，不說宗教，光就文化而言，陳凱歌在這點故事上講不通，王寶強演的更像一個屌絲，從頭到尾都沒有一點道士的樣子。我們設想一下假如有一個西方的電影描寫一個牧師，可這個牧師最後跟神父一樣，他連天主教、新教都不分，他一麵是天主教的身份，一麵又整天跑到新教的教堂裏去懺悔，行嗎？這個佛家跟道教的區別就跟新教和天主教一樣。這是一個大的硬傷。

我當然也不讚成那份聲明，什麽習總書記領導下的精神文化，我覺得也不大符合道教的精神。他們要是真的從道教角度發一個聲明也不錯，可是那個聲明發得跟《環球日報》的社論一樣，非常搞笑。

我個人覺得賈玲的事情就是一個品位的問題，陳凱歌的電影有重大的藝術失敗。但這兩件事有類似的地方就是都有人出來告他們，有實際的這些文化符號的利益集團來告他們、告藝術品。不過其實這中間還是有點差別的，《道士下山》的策劃人、監製等等，對於現在道教出來告他，他們大概是高興多過不開心的，因為這個片子現在惡評如潮，被認為是“無極2”，現在有人出來摻和，客觀上起到了炒作的成分，雖然我不認為是有意的逆向操作。道教的抗議根本沒有傷害力，也許更多的人好奇會去看一看，但最終沒用，一部這麽大的片子，裏麵缺乏一個基本的重視曆史文化的了解，這是硬傷。所以我覺得這兩件事情有相似點，但不完全一致。

顛覆性藝術需要不同的標準進行評價

關於藝術創作和尊重傳統這個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的公式、簡單的標準可以去衡量。魯迅的《故事新編》是非常出色的藝術創造，現在文學史都肯定它的地位，雖然魯迅在裏麵也改的很多，古為今用，甚至把顧頡剛等等當時的學者都變成了裏邊小醜人物。其實《故事新編》是中國現代文學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傳統，你很難用簡單的標準來衡量它。

剛才分析的兩件事，一個小品、一個電影，其實已經是用了不同的標準了。第一，它與所觸及的對象在文化係統裏固有的位子相關。比如說，惡搞孫悟空、豬八戒大家比較容易接受，惡搞嶽飛、林則徐就比較難。第二，跟製作方在什麽樣的文化工業環境、主要受眾又有關。比如說，在中國大陸製作的東西，對中國傳統就要相對尊重一點，在香港的文化裏邊，惡搞的包袱就沒有那麽大。第三，還跟文類有關。喜劇小品、二人轉惡搞的機會就大一點，史詩劇、大片，或者打正招牌來拍一個名著，機會就小一點，比方說重拍《紅樓夢》，如果把寶玉寫成同性戀大家肯定不接受了。

回到那兩件事上，為什麽我覺得賈玲這個可以理解，因為它是一個小品，為什麽陳凱歌這個我會對它比較不滿，因為陳凱歌是文學導演，這個片子不是王晶拍，也不是郭敬明拍，是陳凱歌在拍，我們會比較期望陳凱歌拍一個文學的正劇，而且你也沒有惡搞的意思，整個片也不是一個喜劇的格調，《道士下山》是一個成長小說、一個人生感悟，最後還得感歎人生，這種情況下我們對的要求當然不一樣了。

其實從郭沫若開始，曆史劇都是古為今用，郭沫若知道毛澤東喜歡曹操，就有一個《蔡文姬》。中國的曆史劇從五四以來，從郭沫若開始，講的都是當代的事情，這一條線索現在還沒有好好發揮呢，還沒有人好好去拍呢，借古諷今文學還是有很多資源可以開掘的，目前大家比較注意的隻是所謂顛覆性——惡搞是一個貶義詞，準確的說法就是一種顛覆性。

西方的核心價值和文化工業規則比中國清晰

西方的情況又是怎麽樣的呢？我們通常講的西方是指歐美，這裏邊有兩個情況值得注意。

第一，他們在寫到他們自己的文化傳統跟宗教的一些基本符號形象時，沒有看到特別大的顛覆性的東西。比方說寫耶穌的片子，他們對耶穌的基本描寫那還是跟《新約》一致的，小的細節會改變，因為各種各樣的藝術品能夠存在都是跟受眾的主流意識形態有關，基督教人群、尤其美國文化工業背後猶太人的資本力量都很大，所以在寫到基督教的一些核心人物時，沒有特別大的顛覆。再比如日本，日本描寫浪人、民間傳說的犧牲精神、歌頌剖腹等等民族文化核心觀點的東西，他們是保衛的。

那麽為什麽中國現在會引起爭論呢？因為我們現在的文化價值觀念空前混亂。而且能夠凝聚到大家都認同的形象本來就非常少，公認是中華民族英雄的、在我們文化符號裏邊起核心概念的人物都數得出來，就那麽十幾個人，這些人都符合一個特點，就是他們是為國的、然後都是被奸臣害的、被昏君殺的，換句話說沒有一個民族英雄遇到好皇帝。而且因為階級鬥爭理論，從毛澤東開始，我們也沒有一個皇帝被認為是好的，跟美國人有華盛頓、林肯，英國有理查王不一樣，他們還有一個英明君主的文化，中國無論官方也好民間也好，沒有覺得哪個皇帝是好的。而且中國過去的英雄，那些為國打仗的大將我們都忘掉了，蒙恬不記得、霍去病不記得、衛青不記得，中國人也不當他是英雄，我們中國人紀念的都是屈辱的東西，最後就是嶽飛、屈原這種被小人陷害的人。總而言之，西方的核心價值觀比我們相對穩定，因為我們經曆了近百年的革命動蕩。

第二，西方還有另外一個文化工業的規則，他對於外國的、對於當代的政治人物是可以貶低的、可以惡搞的。他過去的那些皇帝總統不大罵，可是今天的大膽地罵，《紙牌屋》把總統寫得這麽醜陋。西方有這套觀念，你可以把它解釋成這是它的藝術自由、創作自由，他們藝術跟政治分開。中國正好相反，中國則是過去的皇帝罵得，而且必須罵，但是對於當今的就不敢了。

但是西方這裏也帶出一個問題，他寫美國總統，也寫外國總統，這樣一來就侵犯到另外一些國家，另外那些國家是不允許自己的政治人物或者文化人物被否定，《查理周刊》那個最典型的，還有一個例子就是《刺殺金正恩》。美國在這方麵也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麵他要符合美國人的趣味，但是他惡搞的對象也有選擇，比方他惡搞金正恩，他不惡搞中國的領袖、不會去寫日本天皇。《紙牌屋》最近一期又把俄羅斯的總統作為反派人物，不知道普京看了會怎麽樣；《國土安全》最近一季把巴基斯坦作為反派國家，描寫成跟恐怖分子合作的，不知道巴基斯坦有沒有抗議。

所以西方這套藝術自由的創作邊界是對他的受眾負責，但是說到底也有很多東西考慮的。當然他們沒有一個廣電部在審查，但是他們肯定自己也在審查，可以看到，第一他不碰的自己的宗教偶像耶穌，第二他們對傳統人物，比方說林肯，有點批判，但肯定多於批判，總體來說林肯還是一個英雄人物。他們其實是有分寸的。藝術跟政治的邊界非常複雜，要一個一個的個案分析，找不到一個非常簡單的通用尺度。

許子東，1982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1998年畢業於香港大學中文係，哲學博士研究生。曆任華東師範大學副教授，香港嶺南大學中文係副教授。中國文藝理論研究會理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現擔任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的嘉賓，把學術融入日常話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