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文革”期間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了嗎？

轉貼之前：“文革”期間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了嗎？這個問題成了中國目前思想分裂的又一大問題。盡管討論了若幹年，還是沒有同一的認識。其實很好，本來對曆史就該各人各眼，這才是科學的態度。

就經濟而言，任何時候都是有些方麵發展不錯，有些則差強人意，而另一些則實在滯後不前。文革階段也一樣。現在看，當時的發展速度並不慢，但我們遺憾地錯過了擦身而過的大發展機遇。因為，全球50年代到70年代那20年，多被看作自1820年以來，全球經濟發展的第二個黃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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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黨校教授：羅平漢 盧毅 趙鵬 發表於《中國新聞周刊》 ：““文革”期間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了嗎？”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幕巨大悲劇。對於“文革”給中國政治、思想和文化所造成的嚴重危害，人們容易達成共識。但是，對於如何評價“文革”時期的經濟狀況，特別是關於“‘文革’期間中國經濟是否到了崩潰的邊緣”這一問題，卻爭議很大。

　　傳統說法

　　一種常見的說法是：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從總體上看，整個國民經濟已“瀕臨崩潰的邊緣”。頗具影響力的《“文化大革命”簡史》一書就持這一觀點。另一種觀點是，“文革”時期的國民經濟雖然遭受了嚴重損失，但仍然有所發展。

　　“崩潰邊緣說”最早見於1978年2月26日華國鋒在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報告》說：“從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於‘四人幫’的幹擾破壞，全國大約損失工業總產值一千億元，鋼產量二千八百萬噸，財政收入四百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1974年，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點名批評江青，點出了“四人小宗派”的問題。大概正因為如此，“崩潰邊緣”的上限被設定在1974年。這顯然是政治意義大於史學意義。不僅鄧小平1975年主持工作時所作的全麵整頓受到牽連，《報告》所列舉的“分田單幹”“投機倒把”等崩潰的具體表現，也屬於群眾的合理訴求，不過是欲加之罪而已。

　　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也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詞中提到了“崩潰的邊緣”。他說：“‘四人幫’胡說什麽‘四個現代化實現之日，就是資本主義複辟之時’，瘋狂進行破壞，使我國國民經濟一度瀕於崩潰的邊緣，科學技術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當然，這隻是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口徑的延續。中共高層還有一些類似的表述，這裏就不引用了。

　　“崩潰邊緣說”是中共高層領導人提出的，“有所發展說”同樣不是黨史學界或經濟史學界的發明。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沒有沿用“瀕臨崩潰”的說法。有資料證明，第四稿原來寫進了“瀕臨崩潰邊緣”，根據鄧小平的意見，胡喬木否定了這個提法。決議指出：“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麵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此後，“有所發展說”才見諸學者的筆端。

　　薄一波在1993年出版的《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指出：就1967年“混亂的情況來看，說‘文化大革命’把國民經濟推向崩潰的邊緣，並不過分”。他又寫道：“應當提出的是，綜觀1966至1970年這五年乃至1966至1975年這十年的情況，經濟還是有所發展的。”他將“崩潰的邊緣”用於特指動亂最嚴重的一兩年，算是圓了此前的說法，但其主旨還是強調“有所發展”。

　　1990年，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提出，要把“文革”和“文革時期”區別開來。後者是指這場運動發生的曆史時間。徹底否定“文革”，並不等於要否定這一時期所發生的全部曆史。

　　由於政治運動在中共黨史上占據著極為突出的位置，人們慣於以某個運動代指運動發生的曆史時期，久而久之便混為一談，以致評價的時候束手束腳——“文革”豈是可以肯定的?不難想象，如果將“文革”時期的經濟與整場運動捆綁在一起，研究者將會何等左右為難!所以，胡繩的提議可以說是正確評價“文革”時期經濟狀況的重要前提之一。

　　幾次學術爭論

　　一旦研究者在政治上被鬆了綁，研究便開始從政治化轉向學術化。

　　1996年10月，在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召開的“文化大革命”學術討論會上，各方學者就“文革”時期的經濟狀況進行了有益的探討。

　　2002年10月，有研究者再次總結了這方麵的爭論情況。與“崩潰的邊緣”相對，不少研究者發現，“文革”時期的經濟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是上升的。十年間，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7.1%，而且在不少方麵取得了新的成就。但大部分學者同時表示，不應孤立地用數字說明“文革”時期經濟的發展。

　　2006年8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了一次“文革”史研究座談會。會上，對於鄧小平是否真的認為“文革”時期經濟瀕臨崩潰邊緣、怎樣評價“文革”時期的經濟才符合中央的口徑，學者們展開了爭論。持兩種觀點的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論據。

　　讚同“崩潰邊緣說”的學者提出：一、“瀕臨崩潰邊緣”不能單純從統計數字看，主要是指經濟結構比例嚴重失調，各種經濟關係嚴重不合理，人民生活水平極度降低等等。二、“文革”時期的經濟統計數字不準確。三、“文革”結束後，各地經濟形勢特別是農村確實出現了不改革不行的危急狀況，全國有2.5億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

　　讚同“有所發展說”的學者則認為：一、研究國民經濟狀況，要根據統計數據下結論。怎樣才算瀕臨崩潰邊緣可以討論，但總不應該是發展速度增長和總量提高。二、“文革”時期人民生活水平確實很低，除了動亂影響外，也含有為工業化付出的代價。

　　除了上述兩種說法，境內外還有一種“已經崩潰”說;網絡上則有針鋒相對的觀點，認為“文革”時期的經濟建設成就偉大，沒有什麽損失。這些觀點可謂萬變不離其宗，無非是“崩潰邊緣說”和“有所發展說”的升級版。

　　統計數字來源

　　為了更加嚴謹科學地判斷“文革”時期的經濟狀況，本文將加以定量分析。分析的主要依據，是《中國統計年鑒》中記載的相關統計數據。

　　“文革”時期的統計數字可靠嗎?

　　曾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的李成瑞早在1984年就曾撰文指出：雖然國家一級綜合統計在1967-1969年幾乎完全停頓，但仍有若幹部門、地區和許多基層單位還在堅持進行統計工作。特別是作為社會“總簿記”的銀行賬目始終沒有亂、沒有斷，對於以後補上當時的統計數字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後來許多部門和單位都到銀行去核對賬目，銀行也贏得了“鐵賬本”的讚譽。至於基層單位，隻要生產還在進行，一般都保存了若幹原始記錄和賬表。“文革”時期其餘七年，則大體堅持了基本數字的統計。

　　1970年5月14日，國家計委發出通知，要求自當年5月起，恢複工業、農業、基本建設、職工人數和工資總額、社會商品零售額、工業財務成本和物資庫存等定期統計報表製度，並要求各省、市、自治區和國務院各部門搜集、整理、補報過去三年的統計資料。到1971年底，這三年的主要數據基本補全。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國家統計局又通知各部門、各地區再次對“文革”十年期間的數據進行核對和改正。到1983年出版《中國統計年鑒(1983)》，才第一次公開相關數字。

　　總之，李成瑞認為：“現在公布的十年內亂期間的數字，盡管有若幹估算成分，但數字來之有據，又經過反複核對，可以說是基本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