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蔣介石稱為“當代臥龍”的首席軍師楊永泰，廣東茂名人，如今早被世人忘了。北伐前他就是民國政學派的鐵杆，就是以憲製國那一派的（而中山中正，都是革命派、意識派的）。他受過新式政法教育、有留日經曆、早期和中山同盟過，算民國前輩。其思維周詳，筆力雄健，不僅助蔣鏟除了“各路軍閥諸侯”，還剿逼紅軍西竄長征，為蔣家王朝和國民黨南京新店立下了汗馬功勞。若非派係之爭讓他喋血江漢關，那民國的曆史說不定就會改寫， 至少，會給民國的曆史和往事增添更多的傳奇，……
原文 自《生活》： 楊永泰 -- 蔣介石身邊的“諸葛亮”
說楊永泰是蔣介石的“諸葛亮”，一點都不過分——他初出茅廬，便獻策蔣介石“三分天下”；一道“出師表”，就逼迫工農紅軍移師西去。蔣介石對他言聽計從。不曾想，權重一時的他最後居然血染揚子江畔，做了國民黨派係爭鬥的冤鬼。
“削藩”計助蔣鏟除各路“諸侯”
楊永泰，字暢卿，1880年生於廣東茂名，先後畢業於廣東高等學堂與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早年追隨孫中山投身民主革命，後離開孫中山加入政學會，先後出任廣東省財政廳廳長、廣東省省長。但隨著政學會的風消雲散，他隻好蟄居上海，常常為有奇才而無處施展暗自歎息，為未逢“明主”而黯然神傷。
1928年初，通過政學係黃郛和熊式輝的引薦，楊永泰結識了蔣介石。楊自幼接受嚴格的舊式教育，又曾留學日本，接受過係統的西式教育，故“既擅文事，又長武備；既懂立法，又精行政”，加之對於“天下大事”觀察已久，故與蔣介石見麵之初便發表了宏韜大略:
當今天下，廣西第七軍橫行兩湖，李濟深負隅兩廣，白崇禧收編了唐生智殘部三個軍，稱霸一方，三分天下有其一，如勾結馮、閻，則南京無法立足。好在桂係的政敵俞作柏能拆李宗仁的台，唐生智也可以收回舊部為辭進逼白崇禧，再用重金收買馮玉祥的大將韓複榘、石友三等，則李宗仁、白崇禧的勢力就不難瓦解。
楊永泰將其“削藩”策略概括為:以經濟方法瓦解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以政治方法解決閻錫山的第3集團軍，以軍事方法解決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以外交方法對付張學良的東北軍。
蔣最頭疼的軍閥問題，被楊永泰數語道破。蔣介石頓時心明眼亮，對楊永泰肅然起敬，任命楊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議。由一個草居在野的政客，一躍而入蔣總司令的“臥榻之側”，楊永泰成了蔣介石的“首席智囊”。
完成北伐之後，蔣介石即著手實施楊永泰的“削藩”謀略。
1928年7月中旬，蔣在北平召開軍事善後會議。國民黨各路“諸侯”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等參加會議。蔣介石提出了《整理軍事方案》和《軍事意見書》，冠冕堂皇地提出整編軍隊，裁減兵員，其意圖是削弱其他三個集團軍的兵力，壯大自身勢力，等待時機，各個擊破。馮玉祥、閻錫山諸人開始均沉默不語，後來極力抵製。
蔣介石僅想利用這次機會試探一下各路“諸侯”的態度，當然是無果而終。
楊永泰向蔣介石建議:利用北伐結束之機，采取“調虎離山”之計，將這些人明升暗降，調到南京，以便解除兵權。蔣介石接受了楊的建議。
8月8日至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上，蔣介石任命馮玉祥為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部長、閻錫山為蒙藏委員會委員會長兼內政部部長、李宗仁為軍事參議院院長，並希望三人長住南京，共商國是。
接著，楊永泰建議蔣盡快召開編遣會議，“杯酒釋兵權”，用政治方式削去“諸侯”兵權。1929年初春，編遣會議召開，但出乎蔣的意料，各路“諸侯”在裁兵問題上互不相讓，爭論不休。尤其是馮玉祥，稱病請假，消極對抗，致使蔣抱極大希望的會議草草收場。
既然政治方式不能“削藩”，隻好訴諸武力。按照楊永泰的建議，蔣介石決定首先用軍事手段消滅桂係的李宗仁、白崇禧。當時，桂係勢力盤踞著從廣西、廣東經兩湖直到山海關長達千裏的戰線，擺下了“一字長蛇陣”。如何破掉李、白這個互相配合的戰陣？楊永泰向蔣介石建議:先擊首腹後斬尾，武力進攻和政治分化雙管齊下；先解決武漢、平津桂係駐軍，爾後直搗桂係廣西老巢。
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蔣介石先把同桂係站在一起的李濟深誘到南京加以軟禁，任命陳銘樞、陳濟棠統治廣東，然後委派唐生智攜巨款去天津活動老部下李品仙倒戈反桂，不用一兵一卒便使白崇禧倉皇出走。接著，蔣介石統率大軍直搗武漢。
為了實施武力進攻與政治瓦解相結合的策略，楊永泰秘密來到香港，與受桂係排擠的俞作柏洽商。他憑著三寸巧舌說服了俞作柏，並許諾:“如果俞將軍活動李明瑞、楊騰輝倒桂成功，中央委你為廣西省主席，省府委員由你決定。”
楊永泰陪俞作柏來到南京後，蔣介石立即委任俞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上將參議”，由楊永泰協助到漢口，與桂係第四集團軍第七師師長李明瑞秘密接觸。當蔣介石的中央軍與桂軍一交火，桂軍前敵總指揮李明瑞便陣前自動脫離戰鬥，致使桂軍一敗塗地。李宗仁、白崇禧退守廣西。蔣介石率各路大軍齊向廣西合圍，桂軍大敗。李、白二人被迫逃到香港。
就這樣，楊永泰協助蔣介石首先平定了桂係。
蔣桂戰爭接近尾聲時，馮玉祥統率西北軍單獨反蔣。蔣介石再次采用楊永泰的計策，用經濟手段瓦解馮玉祥的軍隊。1929年5月22日，馮玉祥部下韓複榘由洛陽發出“養”電，力主維護和平，擁護中央。蔣介石大喜過望，立即複電韓複榘，令其指揮所有駐陝甘寧部隊，委任石友三為討逆軍第十三路總指揮，並送現款500萬元作為犒賞。“銀彈”的威力迅速見效，5天後馮玉祥被迫宣布下野。
1930年3月，鹿鍾麟、商震、白崇禧、張發奎等第二、三、四集團軍57個將領通電全國，一麵曆數蔣介石十大罪狀，一麵推舉閻錫山為陸海空軍總司令，聯合反蔣。
麵對中原大戰爆發之勢，楊永泰胸有成竹地向蔣介石建議:一、采取陸戰為主、空軍協同的戰術，威懾聯軍；采取“銀彈”外交，瓦解馮玉祥的西北軍；二、不惜一切代價，拉攏取觀望之勢的東北軍張學良。
蔣介石立即派吳鐵城和張群攜巨款到東北，極力拉攏張學良助蔣討伐閻、馮，並用重金收買了馮部將領劉茂恩，誘捕馮軍豫東前線總指揮萬選才，在戰略上占據了主動。經過5個月激戰，蔣大獲全勝，閻避居大連，馮移居汾陽。山西晉軍被舉兵入關的張學良加以整編，西北軍則被蔣介石化整為零一個個吃掉，僅僅保留了被改編的29軍。
這樣，馮玉祥苦心經營20多年的西北軍土崩瓦解了。蔣介石采納楊永泰的“削藩策”後，隻用3年時間就達到了預期目的。
【“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逼迫紅軍長征】
中原大戰後，蔣介石躊躇滿誌，舉兵南進，開始向中共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大舉進攻。然而三次“剿共”連連敗北。蔣介石尤其不明白，各地“諸侯”人馬那麽多，都被逐一鏟除了，而共產黨就這麽一點人馬，怎麽就稀裏糊塗地輸了？
楊永泰認真分析了前三次“剿共”失敗的原因，發現蔣的失策在於把紅軍看成與北洋軍閥一樣的軍隊。實際上，紅軍絕非烏合之眾，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撫、不感恩、不懼威的真正“黨軍”。紅軍的最大不同是實行政治建軍，兵民一體，上下同心，因此必須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滅。紅軍既然是靠政治起家的，那就來個“政治剿匪”——“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楊永泰派人向蔣呈遞了一份“萬言書”，陳述了自己對於“剿共”的意見:“吾隨先生出師，細觀江西諸地，漸覺共黨不足為慮。所難之點為共黨與‘匪區’民眾結為一家，兩者合手，實為一嚴重問題。民眾與共黨合為一家，在於吾地方官吏風氣日下，致使民眾為共黨所利用。”
楊永泰的下麵幾句話更是一下子說到了蔣介石的心坎上:
我之所言新的謀略，意即剿共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所謂七分政治，在吾，則加強對匪區民眾管理，加強對匪區民眾宣傳，澄清吏治，務使土豪惡霸橫行鄉裏者滅絕。對貧窮困苦無孤者，給予救濟，對匪區民眾日常生話給予指導和幫助。這樣，漸使匪區民眾日益脫離共黨，不為共黨所左右。達此目的，即剿共不愁也。所謂三分軍事，在下大力於上述諸務中，然後派重兵對匪區共黨實行嚴厲的圍剿，務使除惡務盡，不留後患。同時對投誠者，要給予寬大和出路，實行先生之剿撫兼施。吾認為，如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變軍事剿共為政治剿共，不出一年，會初見成效。
蔣介石對“萬言書”大為讚賞。1932年4月，蔣到漢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軍事，決定破格提升楊永泰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書長，令其隨行前往武漢。這樣，楊永泰正式成為蔣介石的帳前軍師。
楊永泰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方針可謂老謀深算。蔣介石照此實施，立即在“圍剿”鄂豫皖蘇區中顯示了威力。由於張國燾的指揮錯誤和政治上未能適應蔣介石的新策略，沒有采取應變措施，致使紅軍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據地，向西退去。
蔣介石大喜過望，對楊永泰更加言聽計從。他立即移營江西，全力“圍剿”中央蘇區。
1933年5月7日，蔣介石改“行轅”為軍事委員會委員會長行營，任命楊永泰為南昌行營秘書長，全權總攬政治事務。楊永泰負責的第二廳專營“政治剿共”，所以南昌行營上下又稱楊永泰為“七分廳長”。
第四次“圍剿”準備不充分，蔣介石並未得手。盡管如此，他對楊永泰的方針並沒有動搖，而是馬上組織第五次“圍剿”，調集50萬重兵對付江西中央蘇區。
楊永泰提出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在第五次“圍剿”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和運用:他組織求是通訊社，專辦行營新聞發稿工作；組織努力劇團和奮鬥文藝社，作為“剿匪”前線的“文化標兵”；實行軍人獨裁，強化保甲組織，嚴厲實行連坐製，對蘇區民眾實行所謂“軟化、分化、感化”政策。更狠的是，楊永泰建議蔣介石對蘇區實行嚴格的經濟封鎖。國民黨利用軍隊、行政官員、各省黨部以至基層黨部、各地鄉紳等，組成嚴密的網絡係統，要與紅軍打一場“政治戰”、“經濟戰”和“立體戰”。
僅一年多時間，這些措施便收到奇效，逼迫中國工農紅軍西去。楊永泰因謀劃“剿共”有功，當選為國民黨第五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兵不血刃奪取“天府之國”
1934年底，中央紅軍主力長征進入西南，蔣介石派大軍尾隨於後。
蔣介石因追剿紅軍入川，發現這一帶山川險要，川西平原富饒，不愧為“天府之國”，如果將來中日開戰，這裏無疑是最好的戰略大後方。於是他產生了借追剿紅軍之機派中央軍入川的想法。
楊永泰看出蔣的意圖，趁機建議:“應撤銷南昌行營，改設重慶行營，一來可以繼續追剿‘共匪’，二來中央軍隊可以入川，達到統一四川的目的。”蔣介石聽從其言，很快撤銷南昌行營，任命楊永泰為武昌行營秘書長，伺機圖川。
號稱“巴壁虎”的四川實力派劉湘對蔣早有防備。他積極組織力量圍剿紅軍，並以此阻止蔣軍入川，但遭到紅軍反擊，損兵折將。劉湘無奈，隻好跑到南京，請求蔣介石給予經濟和武器方麵的援助，並聲明不要蔣的軍隊。
蔣介石本打算就此派中央軍10個師入川，不料劉湘有拒絕軍隊入川的前提條件——楊永泰審時度勢地獻上良策:“目前要先抓到劉湘，答應給錢給軍械，不派兵，隻要求派遣一個沒有武裝的參謀團駐重慶，協助川軍計劃作戰。”
賀國光率參謀團隨楊永泰一到四川，便如同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裏一般，施展“掏心計”。第一招，便是幫劉湘把四川省政府組建起來，然後擬出一道通電，告示四川大小首腦立即交出防區，擁護四川統一。大小軍事首腦怎敢違抗，紛紛複電表示擁護，樂得“巴壁虎”合不上嘴。
楊永泰趁機建議:打破防區劃分，重新劃定18個行政專署，由省政府派人擔任專員；原來的地方官立即調動，由省府重新任命，對原來官員進行專門培訓。這個建議立即被劉湘采納，通令照辦。但劉湘哪裏知道，楊永泰對督察專員的任命，盡力安排親蔣人士擔任；省政府與委員長行營合辦的各種縣政訓練班，也成了楊永泰控製地方的一大法寶。
趁著“巴壁虎”一打盹的光景，楊永泰把四川省地方官員的後備隊伍抓到了手中。
隨後，楊永泰借川北駐軍田頌堯與紅軍作戰失敗之際，“殺雞儆猴”，將他撤職查辦，樹立了蔣委員長的權威。1935年夏，駐川參謀團改為重慶行營，蔣介石任行營主任，楊永泰為秘書長兼第二廳廳長，管理政治、法規大事。麵對這樣一招“換湯換藥”之計，劉湘急得團團轉卻毫無辦法。
楊永泰向蔣介石建議，仿照辦廬山軍官訓練團的辦法，整訓川軍軍官，以便控製川軍。1935年7月，蔣介石在四川峨眉山開辦軍官訓練團，自任團長，並調心腹幹將陳誠任副團長，分批訓練川軍營以上軍官。楊永泰經常到訓練團講話，對川軍進行拉攏分化。訓練團剛結束，一些川軍將領便倒向蔣介石一邊。楊永泰眼見蔣介石的勢力已經在四川紮了根，便建議蔣介石派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到重慶召開“川康整編會議”，逼迫川軍撤防裁兵，實現川軍國家化，川政中央化。
至此，劉湘追悔莫及。抗戰爆發後，蔣介石調劉湘率川軍東下作戰，劉湘則與韓複榘合謀倒蔣。事情敗露，蔣介石一通訓斥，“巴壁虎”口吐鮮血，命喪黃泉。
蔣介石在楊永泰的謀劃下，最終將四川牢牢控製在自己手中。
【政學係與CC係大鬥法】
在國民黨內，楊永泰以政學係首腦著稱。當時，人們將張群、黃郛、楊永泰、吳鐵城、熊式輝、王世傑、吳鼎昌、張嘉璈、翁文灝等人稱為新政學係。與國民黨的CC係、黃埔係等不同，這些人並沒有一定的組織，也沒有政綱，隻是鬆散的聯盟。他們對蔣介石忠心耿耿，且大多學有所長，精於政務，才華出眾，足智多謀，深為蔣介石器重。
作為蔣介石最寵信的幕僚，楊永泰有著很大的權力。所有國民黨重要軍政文電，都須經楊永泰先行過目，然後才能呈蔣；許多軍政要人來見蔣介石，也須經楊永泰安排。
楊永泰這種權傾一時的地位，自然引起國民黨內其他派係和權貴的嫉恨，尤其是陳果夫和陳立夫為首的CC係。
1933年1月，陳立夫、陳果夫等人談起政學係的“暴發戶”:“蔣委員長怎麽看上這位首鼠兩端的楊永泰。楊永泰有何能力，還不就是會投機嗎？”
1934年6月，南昌機場發生大火，蔣介石剛從意大利購買的霞飛式轟炸機被燒毀10多架。蔣大為震怒，命令行營調查科科長鄧文儀負責調查。鄧文儀接受了CC派的10萬美金賄賂，於調查後宣布大火為意外事故。
楊永泰對這個結論十分懷疑，當即請示蔣介石，與戴笠聯合再度進行秘密偵破。結果真相大白，這乃是一場重大縱火案，主犯為航空署長徐培根。徐盜用公款套購黃金，虧空無法彌補，遂放火燒毀庫房以銷毀帳目。不料天氣炎熱，大火失控，致使飛機被燒。蔣介石聽了楊永泰的報告，下令將徐培根槍斃，免去鄧文儀的職務。
楊永泰的這一做法極大地觸動了CC係的利益。CC係於是糾集所有不滿楊永泰的勢力，群起而攻之。
從1928年起，國民黨黨務大權便集中在二陳為首的CC係手中，形成了“蔣家天下陳家黨”的格局。隨著國民黨內各反蔣勢力的蕩平，蔣介石越來越無法容忍二陳把持黨務的現狀，力謀削弱CC係的權力。
在第五次“圍剿”中，楊永泰向蔣介石提出了集中黨、政、軍力量於“剿匪總部”的建議，蔣認為這是削弱CC係的好機會，便接受了楊永泰的建議，把豫、皖、鄂、贛四省國民黨組織變更，省市黨部設主任委員，由當地軍政大員兼任。
楊永泰的這一招，把原來的省黨部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一起打入了冷宮。各縣設書記長，又把原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一起“送客”。不論省或縣都由書記長負全責，工作報告直接上呈“剿共總部”黨政處。這樣一來，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四省國民黨省、市組織由CC係手中轉到政學係手中，CC係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成為當地軍政首腦的附庸。
CC派遭此打擊，當時卻敢怒不敢言。因為楊永泰這一辣招是以蔣介石名義去辦的，並已由國民黨中常會追認為合法。
陳果夫出任江蘇省政府主席時，民政廳廳長一職陳決定派自己的心腹餘井塘擔任，可沒想到名單報到蔣介石手上後，楊永泰在蔣介石身邊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這不成了CC的王國？”蔣本來就不滿江蘇省政府CC色彩太濃，聽了楊的話後更加生氣，決定“留中不發”。
這可急壞了陳果夫。他素知蔣的習性，隻要“留中不發”，一定是表明他持有不同的意見。他趕忙電呈蔣介石:“如有更適當勝任者，請鈞座直接指定。”
本來這是陳果夫作的一個姿態，可沒想到正中楊永泰的圈套。楊永泰向蔣推薦自己的心腹辜仁發替換餘井塘。蔣遂即電告陳，一切照準，唯民政廳廳長改由辜仁發擔任。
陳果夫收到電報，頓時傻了眼:一省中除省主席和秘書長外最重要的民政廳廳長一職，轉眼落入了楊永泰手中！
陳果夫大失顏麵，恨得咬牙切齒。他提出要“清君側”，下決心整垮楊永泰。
喋血揚子江畔
1935年10月，行政院院長汪精衛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上遇刺，楊永泰頗想乘機爬上這一高位，進一步施展自己的才華，但遭到以二陳為首的CC係的堅決反對。
組閣的願望落空了，楊永泰決定辭去秘書長職，準備出國考察。正是用人之際，蔣介石豈能放他出國？蔣沒有理會楊的辭呈。
蔣介石雖知楊永泰對自己忠心不貳，但為了平衡各派利益，決定將楊調出。早在南昌大火案發前，蔣介石就打算讓楊永泰出任南昌黨政軍聯合辦事處秘書長。
楊永泰聞訊後聲淚俱下地對蔣說:“一定是有人向先生進了讒言才至於此，在此國家危機時刻，我決不離開委員長半步！”蔣介石聽後大為感動，隻好留楊永泰繼續在任。
當蔣介石調張群任外交部部長後，便決定發布命令，任命楊永泰為湖北省主席。
楊永泰離開蔣介石身邊，出任封疆大吏，在許多人看來是楊失寵的信號。其實調開楊永泰，固然是蔣為平息國民黨內部對楊不滿所采取的措施，但也更是蔣介石用心良苦的一招。
雖然蔣介石也感到楊永泰有操縱越權的形跡，但他對楊的忠誠和才能是十分欣賞的。蔣曾對人說:“我生平用人，第一重道德，第二重才具。楊暢卿這個人，辦事有相當才具，其它方麵就不要求全。”
楊永泰還未到鄂上任，便遭到了CC係及鄂省實力派的迎頭反對。CC派的走卒竄入省內一些學校，大肆宣傳政學係是“親日派”，挑動學生上街遊行。學生們聽到政學係的賣國消息，義憤填膺，到街上遊行，高呼“打倒政學係”、“打倒楊永泰”、“反對楊永泰接任省主席”等口號。一時間，武漢反楊赴任之聲頗高。
蔣介石聞訊勃然大怒，電令湖北綏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據報湖北省黨部借學生提出打倒楊永泰的口號，向政府示威。如果屬實，仰將該黨部及其負責人一律軍法從事，具報為要。”為支持楊永泰，蔣介石不惜對二陳開刀了。
湖北省黨部的CC分子慌了手腳。“十人團”的老大、湖北省黨部常委劉鳴皋立即前往何成浚處，聲明“打倒賣國賊楊永泰”這個口號與省黨部無關，是學生在遊行中自發喊出來的。
蔣介石平息了CC係的倒楊風潮後，楊永泰帶著一種無法形容的愁悵，離開南京，逆江而上。但陳立夫恨楊入骨，一旦離開蔣介石的庇護，楊永泰迅速走向了自己的末日。
1936年10月25日，楊永泰應邀赴日本駐漢口領事館宴會，宴會結束後，在漢口經江漢關乘專用輪渡碼頭準備回武昌時，突然衝出一個刺客，向其連開數槍，楊應聲倒下。
奄奄一息的楊永泰對左右侍衛說:“吾早知必有今日，身已許國，為國而死，夫複何恨？所可惜者，有誌未逮，國禍方長耳。”說完，這位蔣介石的“諸葛亮”便咽了氣，終年56歲。
蔣介石得知楊永泰被刺殺後十分震驚。他一麵急電湖北省政府給予楊永泰以公葬待遇，一麵責令組織秘密偵查廳，盡快破案。不久，秘密偵查廳宣布刺楊案已破，凶手陳燮起（真名譚戎軒）係受原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劉廬隱指使。劉在上海被捕後，被判處10年徒刑。
楊永泰遇刺案，是國民黨曆史上繼廖仲愷遇刺後第二起重大謀殺案。這個案件實際上是二陳為首的CC係一手策劃的，卻拿胡漢民派的劉廬隱做了替罪羊。
楊永泰跟隨蔣介石多年，出謀劃策，鏟除“諸侯”，逼走“共黨”，為蔣家王朝立下了汗馬功勞——這樣一位曠世奇才，卻成了國民黨派係爭鬥的刀下冤魂，不能不令蔣介石唏噓歎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