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手一方客
收獲了一種恬靜的生活, 像一條波瀾不驚的小河, 流過春夏 流過秋冬
zt： by 鬆子
隨著總理對網速慢流量費貴這一問題的吐槽，網絡上掀起了一股大討論。有運營商人士認為總理的觀點和實際不符，是冤枉了運營商。也有分析人士認為，運營商由於長期處於壟斷地位，並不願意主動降價提速，直接影響了用戶的網絡體驗。這些觀點針鋒相對，似乎誰都有道理。
然而情況果真如此麽？我們來看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
低網速和高網費是怎麽形成的？
總理所提到的問題實際上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一部分是寬帶的低速高資費，另一部分是手機上網的低速高資費。先來說說寬帶的問題，在一些分析文章裏往往將寬帶速度慢價格貴的原因歸咎於寬帶運營商的壟斷：
“一座城市實際上隻有一家運營商，用戶愛用不用，如何定價完全看運營商自己的市場策略。早期寬帶接入實際是獨家壟斷的。而固網寬帶需要基礎設施建設，獨家壟斷若幹年的結果就是這個城市大部分居民區隻有一家的網絡和設備，其它兩家即使後來拿到牌照和準入，也不在一個起跑線上。”
不說56K撥號上網的時代，最早的有線寬帶是采用一種名叫ADSL的技術實現的。這種技術利用電話雙絞線傳輸，最高可以達到10Mbps的速率。在光纖還沒有普及的年代，家家戶戶所鋪設的電話線就成為了寬帶傳輸的重要途徑。換句話說，哪家運營商掌握了人們家裏的電話線資源，哪家運營商就有了提供寬帶服務的權利。
從ADSL的普及到光纖入戶的開展，這中間經過了十年的時間。在這十年的時間裏，除了電信和網通，還有包括鐵通廣電在內的多家運營商擁有寬帶服務的牌照。但是由於電話線資源的天然壟斷性，幾家運營商都很難大規模滲透到對方的地盤。而小區物業收取的大額進場費，更使寬帶的競爭受到限製。“進得去，養不起”也成為許多寬帶運營商心中的刺，價格自然難以下降。
說完了寬帶，再來說說手機上網低速高資費的問題。由於我國實現牌照準入製度，任何一家運營商想要使用最新的無線通信技術，都必須獲得國家有關部門頒發的許可證(也就是牌照)。由於競爭缺失加之遲遲不發3G牌照，中國移動在2G時代積累了相當多的用戶。而遲遲不發的FDD牌照，又直接導致了移動的進一步壯大。沒有競爭，為了維持利潤，移動當然不會主動降低價格。而用戶的增加又給無線網絡帶來了巨大的負荷，人均網速自然快不起來。
技術和競爭可以解決問題？
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隻要采用新技術再促進競爭，總理提出的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但是情況果真如此麽？
在筆者多次的采訪中，運營商人士多次提到了有線寬帶的巨大成本。和無線通信不同，有線通信的建設成本相對較高。假如鋪設的有線寬帶線路沒有被人們使用，那麽這部分投資相當於打了水漂。不難看出，“資金”正是運營商提升寬帶品質的關鍵。隨著TD-LTE牌照的發放，中國移動獲得了夢寐以求的有線寬帶牌照。中移動很快利用手中巨額的現金流對寬帶業務進行大額的補貼，不少城區的移動寬帶價格出現了大幅度的跳水。雖然這樣做完全是賠本，但是移動的低價寬帶卻對電信聯通等幾家競爭對手的寬帶用戶造成的巨大的衝擊。手機用戶發展困難，寬帶用戶又大量離網，電信聯通的現金流自然受到了巨大的衝擊。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在每家運營商都有有線寬帶許可證，每個小區也都可以隨便進入。由於寬帶建設需要大筆的資金，缺乏資金的運營商依舊無法進入每一個小區。除非幾家運營商都有大筆的資金可供投資閑置，否則寬帶市場依舊無法實現充分的競爭。這也就是所謂的“汰弱留強，適者生存”。
而在移動通信領域，缺乏資金同樣是硬傷。雖然鐵塔公司的成立有助於節約網絡建設的成本，但是動輒上千億的建設成本依舊是運營商不得不麵對的一大難題。即使樂觀如中國電信董事長王曉初，也僅僅提出“100個城市深度覆蓋，其他城市薄覆蓋”這樣的思路，促進競爭隻能是難上加難。而所謂的“攜號轉網”，由於技術的天然缺陷，用戶的體驗還存在嚴重的問題。根據筆者采訪獲得的信息，即使是像天津這樣早已推行“攜號轉網”試點的地區，轉網成功的用戶手機上依舊難以接收到像銀行短信、驗證碼之類的重要信息。而通過網絡對手機進行充值也因為“攜號轉網”的問題無法實現，轉網的用戶僅能到營業廳辦理繳費。
總結：
由於長期的競爭缺位，幾家運營商完全沒可能進行一場勢均力敵的競爭。筆者悲觀地認為，如果不改變監管長期以來的“不作為亂作為”，那麽即使總理和工信部再怎麽關注施壓，我們的國人依舊無法擺脫“流量費高上網速度慢”的噩夢。而指望靠技術和競爭實現降價提速，在目前的環境下也是難以實現的。
總理吐槽的"網速慢費用高"如何解決？ （作者 maomaobear ）
其實一個多月前的3月5日，李克強也曾就“網速”問題作出相似的表態。他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的經濟、農業界聯組討論時說自己到一些國家訪問時發現，“有些發展中國家的網速都比北京快”。
中國的互聯網接入速度慢，收費高的問題已經說了很多年，但是被國家總理拿到經濟形勢座談會上談，還是第一次。
為何網速和費用問題被提到這個高度？這個問題能不能解決呢？
一、互聯網+時代的變化
互聯網的出現冷戰背景下產物，為了保證核戰爭下的通信需求，發展出來互聯網的雛形。此後，出現了門戶網站，搜索引擎，視頻網站，網絡遊戲、社交軟件，電商、移動互聯網……一直到今天的BAT。
雖然互聯網發展迅速，但是在電商出現之前。互聯網和實體經濟的距離還是比較遠的，互聯網僅僅是一個媒體或者娛樂、通訊工具，有互聯網或者沒有互聯網，不能直接影響人們的生活。
而到了現在，隨著互聯網+概念的提出，移動互聯網、物聯網的出現，網絡正在滲入實體的經濟的每一個角落。車聯網，要求汽車隨時接入互聯網，物聯網要求物聯網芯片隨時接入互聯網，工業4.0要求工業製造設備接入互聯網。
這個時候，互聯網甚至比交通更重要，互聯網負責數據信息的傳遞，他無處不在。而互聯網數據流動所需的成本，也就滲透到了每一個行業。
我們關注油價，因為油價涉及到運輸成本，而我們的衣食住行每樣商品的運輸都需要消耗燃油，這個成本都會加到價格上。
同樣，在互聯網+的時代，任何東西都需要數據傳輸，數據傳輸所產生的費用也都加到最終產品上。互聯網費用的高低，直接決定著互聯網+能不能加的成。如果某個行業互聯網化，產生的效益不夠交流量費，那麽這個行業就無法互聯網化，互聯網+也就成了一句空談，所以李總理在提出互聯網+之後開始關注我們的網速和網絡費用，要求有關部門“薄利多銷”。
二、低網速和高網費是怎麽形成的？
其實，年齡大一點的用戶還記得當年裝電話有多麽困難，預交數千元的初裝費，昂貴的話費。後來，隨著移動通訊的競爭，固定電話邊緣化，初裝費沒有了，甚至固話本身都消失了。
在移動通訊初期，手機費異常高昂，即使到了技術已經非常發達的1996年，手機還是雙向收費，1分鍾0.4元，甚至0.6元。而小靈通出現後，手機費用在短短幾年就大幅下降到0.2元，0.25元，各種優惠套餐層出不窮。
固話和移動通訊費用的下降有兩個推動力，一個是摩爾定律下技術本身的進步，一個是運營商充分競爭，三家互相競爭，費用就下來了。
而寬帶接入的格局是完全不同的，中國的寬帶接入初期搞的是南電信，北網通，中國移動沒有固網寬帶牌照。
這就造成了一座城市實際上隻有一家運營商，用戶愛用不用，如何定價完全看運營商自己的市場策略。早期寬帶接入實際是獨家壟斷的。
而固網寬帶需要基礎設施建設，獨家壟斷若幹年的結果就是這個城市大部分居民區隻有一家的網絡和設備，其它兩家即使後來拿到牌照和準入，也不在一個起跑線上。
這是中國寬帶價格高速度低的起因。
後來，南電信北網通的限製放開，但是原來的強勢運營商還是強勢，而可憐的中國移動直到2013年12月才拿到了固網牌照，基礎網絡建設要從頭開始，雖然打出低價競爭，但是沒有網絡沒法用，價格再低也沒用。這就造成了現在寬帶接入市場的現狀。
此外，因為經濟利益分割，電信企業並非絕對強勢。很多小區、車站、機場甚至居民個人都會要求運營商給予補償或者入場費。甚至小區物業與某一家運營商達成協議，獨家壟斷。這就提升了寬帶接入的成本，而這部分成本最終還是會轉嫁到用戶身上。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高了寬帶接入的服務價格。
在移動領域，問題則反了過來。中國移動在2G時代積累了大量用戶，而用戶的手機號有一定的剛性，不能隨意更換號碼。無論聯通、電信如何競爭，用戶隻是換加一部手機上網，原號碼保留，因為換號通知所有聯係人太麻煩。
而用戶攜號轉網隻是開了試點，而且過程異常麻煩，所有中國移動至今可以5元30M。3G、4G套餐往往要打包不少東西。
三、技術和競爭可以解決問題
未來互聯網+需要高速低價的互聯網絡，從曆史看，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從技術和競爭兩方麵下手。
同樣的基站建設成本，2G時代負載的用戶和4G時代負載的用戶是完全不同的，網速更是天壤之別。要降低運營成本，就要發展更快的通訊，更快的網絡。
去年，在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電信研究院和華為聯合舉辦的2014年全球移動寬帶論壇上，華為透露公司已在5G創新領域取得了重大進展，按照整體規劃，到2018年，華為將開始部署5G實驗網，2020年部署5G商用網。這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之一。
除了技術，放開競爭也很重要。中國運營商並不少，關鍵在於要讓它們平等競爭，不能有壁壘阻礙。
在固網領域，三家都給牌照隻是第一步，關鍵是要把基礎設施建設的障礙掃清。一個小區，規定誰都可以進，物業也好，業主也好，不得無理阻撓，不得勒索費用。
隻有這樣，才是充分競爭，才會把固網寬帶的費用降下來。
在移動領域，強製允許攜號轉網，避免因為換號無法轉網的情況。這樣存量用戶可以根據價格和服務自有選擇，5元30M自然就成為曆史。
互聯網+將把中國帶入一個新的時代，而降低網絡成本就是為新時代掃清障礙，李總理的吹風非常及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