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手一方客
收獲了一種恬靜的生活, 像一條波瀾不驚的小河, 流過春夏 流過秋冬
本文載於《文史天地》：由於李白的經曆奇特，其所受的文化習俗不同，導致了他的思想觀念、倫理訴求都與內地人有著的巨大差異，因此有誇張的磨墨脫靴的傳說，這可能就是導致李白功業失敗的主要原因，同樣也是導致他子孫後代學無所成，貧困潦倒的主要因素。他兩次入贅相門、所產生的家庭矛盾和複雜的後果，都可供後人思考。
李白死後，他的朋友及崇拜者魏顥撰寫了《李翰林集序》。其中說道：“(李)白始娶於許，生一女一男，(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於劉，劉決；次合於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終娶於宗。”
魏顥與李白的後半生交往較深，所以，他寫的這篇“集序”，就成了研究李白家庭的重要依據。根據他的記述，並結合其他史料，可以逐一剖析李白的婚姻及其子女的情況。
魏顥交待了在李白的一生中，分別跟四位女人的事兒，但又有所分別。對於李白一前一後的兩次婚姻，他用了“娶”字；而對於中間的兩次男女結合，他用的是“合”字，表明這不算是正式的婚姻，而是一種“男女同居”的關係。
不過，魏顥卻也用錯了“娶”字。因為在古代漢人婚俗裏，把女子娶進門，叫“迎娶”，或如通俗說的“娶親”，即是以男性為主體的婚姻；而男子上女方家門做女婿的婚姻，則反過來是以女性為主體的婚姻，就不能稱之為“娶”，在古代叫做“入贅”，用現在的通俗話講，就是“做上門女婿”。
據李白自言：“……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誌，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楚之事，雲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於此，至移三霜焉。”(引自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
指的是李白在25歲出川後，便一直四處漫遊。他見到同鄉人司馬相如的文章裏，誇耀楚地雲夢的湖泊如何神奇壯觀，就慕名而來觀賞，碰到離此不遠的安陸府地，住著前代相國許圉師一家，把他招進門做了女婿，許家的一位孫女就成了李白的妻子。後來他們還有了兩個孩子，大的是女兒，叫平陽；小的男孩叫伯禽，乳名明月奴。李白的後一次正式婚姻，同樣是被“見招”，做的是另一位唐代宰相宗楚客家的上門女婿，李白“宗夫人”即是宗楚客的孫女。
在我國古代，男人做上門女婿的社會地位是相當低賤的，被當時人們視作為“異常之舉”。以男性為主體的婚姻習俗，可溯源到我國的周朝。那時，由於以父係為中心的婚姻倫理觀念得到加強，而後“男尊女卑，夫為妻綱”，則成為封建社會人倫關係的重要準則。男子漢肩負著頂門立戶，維持自性血脈相承的大任；而女子出嫁到男家，生兒育女，操持家務，被視為天經地義的事兒。那麽，作為一種反常現象，男子漢到女家做“上門女婿”，就被人們賤視而待了！因而古人對此用了相當精妙的“入贅”一詞，來給以稱謂。
“贅”在漢語裏的解釋是“多餘的”，比喻“剩餘之物”。漢詞中，對多餘的話叫“贅言”，對人們皮膚上生長的瘊子，叫“贅疣”(比喻多餘而無所用)，對男子做上門女婿，便稱之為“贅婿”。在我國秦漢之時，是把“贅婿”當成罪犯等“五類分子”對待，還要把他們強征到邊關去做苦力，稱之是“譴戌”。到了唐朝，雖然當時社會風氣已較為開放，但在漢人聚居地，由於接受儒學傳統占據主流，儒家倫理觀念仍是“正統”人們心中一道難以逾越的藩籬。
那麽，李白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接連兩次甘當“贅婿”呢？究其原因，一方麵講，李白畢竟出自“胡地”，在回到巴蜀江油偏居後(當時亦稱為西南夷)，那裏也雜居著以“羌胡”為主的許多少數民族，他必會受到當地婚俗世風的影響。所以，對於深具豪放本質的詩人李白來講，他是不會在意於內地漢人的“世俗之見”的。
據曆史學家的考證，在李白出生地碎葉，以西突厥人的活動影響最大。當時生活於西域之地的各民族，還存有許多母係氏族社會中遺留下來的風氣，且突厥族的社會發展，相比漢族要落後許多。他們突出女性的身份地位，婚俗上往往體現於“女婚男嫁”。
在玄奘寫的《大唐西域記·序論》上，就講述了這樣一段關於西域習俗的話：“黑嶺以來，莫非胡俗。……(其)嫁娶無禮，尊卑無次，婦言是用，男位居下。”而在《隋書·北狄傳》中，對突厥族人的風俗也有一說：“(他們)雖姓氏各別，總謂鐵勒……唯丈夫婚畢，便就女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俗也。”
因此，我們對李白是否漢人姑且不論，但可以肯定一點，他是出自西域遷來的家庭，必然要受到突厥文化的影響。李白對於先後“入贅相門”為婿之事深感榮光，並時在詩文裏得意自鳴。可見在他的心理上，並沒有這層陰影，也顯出李白“奇”的特征。不過事情也不是這麽簡單。李白對於自己的婚姻大事，是有著想“攀附名門”來提升身份地位，便於結交權貴，躋身於仕途考慮的。也就是說，李白的某些行事作風，也存在未能免俗之處。
然而事與願違，李白的婚姻選擇，並沒有給他的事業發展增添多少籌碼，倒使他在家庭問題上平添了幾許愁緒，尤其是對養育子女方麵更是欠賬難償！李白雖然在漂泊流離時，對其兒女們表現出深深牽掛且愧疚萬分，但這彌補不了他所造成的子女在育養問題上的傷害！
安陸府的許相國家族，曾經在唐初至高宗帝年間顯赫一時，但時過境遷，因無後人在朝為官，難以為李白提供較大勢力的保護傘，主要是給他解決了衣食等生活問題。李白是以“酒隱安陸，蹉跎十年”之語，來概括他在安陸所度過的近十年的落魄生涯的。
僅是因為他錯將安州長史李京之，誤認成自己的老朋友魏洽的這樁“小事”，竟然也惹得李長史大為不快，差點就被“緝拿歸案”。為此，李白不得不上書李大人，再三以卑詞謝罪，信中說道：“(李)白孤劍誰托？悲歌自憐。迫於悽惶，席不暇暖。寄絕國而何仰，若浮雲而無依。南徙莫從，北遊無路。”由此可見李白當時的處境，是多麽的窘迫無依。
唐開元末年(約736年)，許氏夫人不幸病逝，這可是對李白家庭上的重大打擊。有許夫人在，對他們兩個小孩的育養照料，是不成什麽問題的，許家人裏也不能公開反對。於今許氏不在了，基於李白是上門女婿的身份地位，且常年奔波在外，有誰願意挑起撫養他的小孩的重擔呢？如果說，原先許家人對李白還隻是冷眼旁觀，背後閑言碎語，而現在卻會公開地指責他的許多不是之處了，再加上李白在安陸混得並不好，社會空間對他似乎很有限。
時年36歲的李白，驟然間感到了內外交困的巨大壓力，他是很難再呆在安陸許家了，匆忙間攜兒帶女，移居到東魯(山東)之地。後來李白跟友人提及到這段艱難的歲月，詩中言：
“少年落魄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
李白寓家之地，是在兗州郡瑕丘城(郡政府所在地，今山東兗州縣)的東郊外，這裏距離曲阜僅約三十裏路程。這時李白仍將主要的精力放在隱居山林、以隱求名、揚名入仕上麵。但家裏兩個幾歲的小孩靠誰照管呢？這同樣是李白不得不考慮的大問題。於是，他隻得跟一位劉姓女子匆匆開始了“同居”的日子，這不過是想讓她盡到照料小孩的職責，因為李白是沒有可能在家裏“陪老婆”的！
不料這小女子，看大詩人李白完全不那麽回事兒，人財俱無，興味索然，便趕緊抽身走人。無奈之下，李白又求得朋友介紹當地一婦人，算勉勉強強地湊合著過(也是沒有履行婚姻大禮的同居形式)。那麽李白自己呢，雖然對這婦人的小心眼非常厭惡，但也隻好就這麽著了。至於魏顥講這位婦人生下一兒子，並取名“頗黎”之事，李白以及其他人從未提起過，多數學者認為這是誤記，不知所雲。
就在李白長期奔走無成，深受困頓落寞煎熬的時刻，他終於時來運轉，接到了唐明皇的詔書，命他進京朝覲。李白臨行之前，作有《南陵別兒童入京》一詩，反映出了他當時的心情和感慨，大有歡欣之餘而又對家庭問題的不滿意。詩言：
白酒新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
遊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
會稽愚婦輕買臣，餘亦辭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李白在這首詩裏，透露出兩項涉及到家庭的事情：一是他的兩個孩子尚小(此指女兒平陽和兒子伯禽)，見到久別的父親後高興不已，歡喜地拉著他的衣衫寸步不離；二是對輕視於他的家中婦人很不滿意，並用了漢代名士朱買臣的典故予以斥責。
李白用此典故，當出自兩方麵寓意。一是因為自己常年漂泊在外，又無所建樹，這樣沒能得到同居婦人的理解和尊重，還嫌棄他無能。先是劉氏鄙棄離去，後是“魯地一婦人”也多有白眼非言，均屬買臣之妻一類的世俗小人，給自己精神上帶來了極大痛苦，故用典嘲諷之。二是兩個小孩因前妻所生，故未能得到同居婦人很好的照顧，使自己心感不安，便用典告誡“魯地婦人”：你可要盡心照看好他們，等我做了京官，不會虧待你的！
從李白奉詔進京，到後來被迫“賜金還山”，在開始以開封為中心地(十載客梁園)的長年漫遊的日子裏，他仍將兩個孩子寄居於山東的兗州原地。在這段漫長歲月裏，他曾經回返過兗州，同孩子們共度過一段“美好時光”，還曾在客居地款待過摯友杜甫。但不久他返回開封後，就同定居於此地的已故唐代宰相宗楚客的孫女舉行了婚禮，做了宗家的招贅之婿。宗楚客是武則天堂姐的兒子，曾在十年之內幾經起落、三度為相，純屬是貪贓枉法、禍國殃民之徒。他最後一次竊取宰相，是因無恥逢迎韋後及武三思而得來的。後來唐玄宗起兵誅滅韋後陰謀集團，也將宗楚客一並處死。
雖然無論宗楚客身前死後，在朝野輿論裏均是聲名狼藉，但離奇的是李白並不計較這些東西，他仍然自認能有“相門之女”做妻子，就深引為榮！這樣不計較配偶家風是否有清望，而誌在聯姻於高門的擇偶作風，實為唐代其他漢人文士中所罕見。
既然李白重新組織了“家庭”，又在詩裏表現出同宗夫人感情也不壞，就應當趕緊把孩子們接到身邊，讓他們享受家庭的溫暖，得到學習與成長的正常環境。然而，這足使孩子們歡呼雀躍的日子，竟然一天都沒有到來，隻能屬於他們不能成真的美夢！對於這一點，李白深感負疚，也對偏居鄉野的兒女們牽腸掛肚。這樣的情緒不時出現在他的詩歌裏。在友人楊燕與他作別而要去東魯時，極大地觸動了他的相思之情。他還在贈送友人的詩裏寫道：“二子魯門東，別來已經年。因君此中去，不覺淚如泉”！
後來李白還單獨寫詩給這姐弟倆，托人帶去東魯，以寄托自己的無盡懷想。這首題為《寄東魯二稚子》的詩道：
吳地桑葉綠，吳蠶已三眠。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
春事已不及，江行複茫然。南風吹歸心，飛墮酒樓前。
樓東一株桃，枝葉拂青煙。此樹我所種，別來向三年。
桃今於樓齊，我行尚未旋。嬌女字平陽，折花倚桃邊。
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小兒名伯禽，與姊亦齊肩。
雙行桃樹下，撫背誰複憐？念此失次第，肝腸日猶煎。
裂素寫遠意，因之汶陽川！
在這首詩裏，李白披露了一些他家中的情況：一是有了少許的農田，還有一處酒樓；二是長女平陽當有十三四歲了，小兒子伯禽也長得跟姐姐差不多高了。李白同這姐弟倆已分別了三年，思念之情溢於言表。
李白住在宗府，屬於贅婿身份。宗家的那些深受內地傳統觀念熏染的七姑八姨們，想想也不會對他有太多的尊重，而夫人呢，也不會接受他和前妻育養的兩個孩子，哪怕是表麵上願意來哺養他倆。這事兒李白有沒有主動提出過呢？現已無案可查，看來是他感受到了某些始料未及的家庭內的壓力，不方便主動講。或者他提了出來，卻得不到積極的回應，隻得悵然作罷。
一個奇怪的現象是，李白與宗夫人新婚不多久，就匆忙遠遁，浪跡天涯了。為什麽會是這樣呢？從表象看，李白跟宗夫人之間，感情上還是挺和諧的。在李白長年累月浪遊於外時，給妻子寫下了不少的相思之詩，又以妻子的口吻，數次寫下思念於他的詩作(代內贈詩)，想象著愛妻時而倚門待歸。
為何李白又偏要遊滯於外、偏不歸家呢？從他們之間的“往來贈詩”中，有沒有透露出某些個中原因呢？也許細找一下，還是有所發現的。在李白《秋浦感主人歸燕寄內》詩裏，有此幾句：
“豈不戀華屋？終然謝朱簾。我不及此鳥，遠行歲已淹。寄書道中歎，淚下不能緘！”
這裏李白以燕自喻，說自己並非不愛戀華麗的屋宇，如燕子般與妻子時時相擁在愛巢裏，但迫於“宗府”的俗習勢力，隻得長年漂泊不歸，我還不如一隻年年春歸的燕子。因為，容不下自己雛燕的巢穴，是不能感受於完整家庭溫暖的！
在李白《自代內贈》詩中，也隱約地說了幾句：“鳴鳳始相得，雄驚雌各飛。遊雲落何山？一往不見歸。”
這裏李白以妻子的口吻敘說，他們剛剛鸞鳳和鳴，就“雄驚雌各飛”了，那隻雄鳳如遊雲一般，一去再不見歸來。是什麽難言之事，使得李白孤飛遠走呢？也許是因為宗府內壁壘森嚴，難以遷就李白本人，更難容留下他的兩個孩子！此間李白的心思，是在想尋找一個相對合適的落腳地。這樣便有了“話語權”，再把他一家人聚合在一起，免除三地相思牽掛之苦。
但殘酷的現實，阻止了他這一願望的實現。自李白離開長安後，社會上對他的非議相當之多，主要是嘲笑他無論仕途還是生活上，都以失敗而歸結，這使得李白的進取空間大受擠壓。艱難求索途中，李白不得不以一個“正宗道士”的身影，閃現於世人麵前。有位非常同情他的好友，就傳神地描述他駕車訪道中，是“仙藥滿囊，道書盈篋”。
唐天寶十一年(755年)，李白已到了五十五歲。這年安祿山起兵反唐，攻勢甚猛，僅在八個月內，就攻進了西部重地潼關，唐玄宗倉皇之間逃往成都。此時，李白也上了廬山避難。不久宗夫人為躲避戰火，也跑到廬山找著了丈夫，兩人終於因戰亂緣由而重新團聚了。遠在東魯的子女們，讓李白擔心起來，魂牽夢繞。恰逢他的門徒武諤從西部來訪，並十分仗義地表示願意率眾去把孩子們接到廬山。但是，不知出於何種原因阻礙，這一計劃並未實現。
此時宗夫人迷戀上了“道仙之術”，並拜師於奸相李林甫之女李騰空的門下，李白也並贈詩溢美了這兩位相門之女。後來李白下山隨從永王李璘起兵勤王，李璘轉而妄圖另立中央的陰謀挫敗後，李白受此牽連，遭禁於潯陽(今九江)大獄裏。宗夫人曾經為營救李白出獄而不避風險地東告西求，他被遠放夜郎時，宗夫人還同其弟專程前來送別，表現出了對於李白的真摯情誼。
李白赴夜郎途中遇赦，返回內地後，就不見他再提及宗夫人了。可能她已經遠離人世；或許是她已遠避紅塵，正行走在深山老林裏的求道訪仙途中。李白最後生命的歸宿之地，是在安徽的當塗。從史料上得知，陪伴他的親人，除了族叔李陽冰之外，還有兒子伯禽一家。他的女兒平陽，此時可能已經故去(既嫁而卒)。
在李白逝世五十多年後，他朋友之子範傳正出任了宣歙觀察使(李白故居地歸其管轄)，便開始了尋訪李白後代的工作。經過三四年的明查暗訪，終於打聽到了李白的兩位孫女尚在本地。她們均是李白之子伯禽的女兒，成年後恰逢父親病故，後因為女子身份，按當時政策是分不到官田的，故淪為庶民，嫁給了兩個老實巴交的佃農，更淪為編戶外的“草野之民”。
範傳正得知李白後人的境況如此淒涼，便即刻派人把她們接來府中了解詳情。這兩位李白孫女來到後，訴出了一肚子的苦水，讓範傳正簡要地記錄在案：
“我們的父親伯禽病逝於貞元八年，死前無有官府身份。我們有一位兄長，但外出了十幾年，一直杳無音信。我們父親在世時隻是士人(比平民高一等級)身份，當他死後我們就變成了平民。雖說有一兄長在，但未能給予任何庇護，我們又變為普天下的窮苦人。我們並非不懂得紡織，但沒有桑園來養蠶；並非不曉得種田自給，但沒有田地讓我們耕作。我們姐妹嫁人從夫，隻是為活命而已。這樣的淒涼慘景，我們不願意稟告縣老爺，就怕辱沒了爺爺李白的聲名。於今被當地官家‘押送’來府，隻得忍辱負重地坦誠稟報。”
聽罷此言，範大人也不禁傷心落淚，悲憫之情油然而生。於是他決定利用手中的權力，要讓這兩位李氏改嫁，“跳槽”到有較高身份的士族家門去，這樣就可改變她們的悲慘命運。但李白孫女的回答，卻使得範傳正不敢奪其心誌：“既然已在無奈之時做了草民，今若仰仗權勢，迫嫁強婚，求助於高門之下；這雖然活得是滋潤多了，但到死之後，咱們就沒有臉麵去見李白爺爺了！”
由於經曆奇特，文化涵養不同，而引導出思想觀念、倫理訴求上的巨大差異，既是致使李白功業失敗的主要原因，同樣如此，也是致使他子孫後代無所學成，貧困潦倒的重要因素。對於兩次入贅相門所產生的家庭問題的複雜性及嚴重後果，應當是奇人李白所沒有預料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