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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定“十三五”規劃,我有個建議,是不是先評估一下“十二五”規劃?特別是沒有完成的原因。別光說超了,那沒有完成的指標是什麽原因,既然當時定了,為什麽沒完成?我覺得這個需要大家談一談。要不然,“十三五”規劃又定了很多,最後有些指標稀裏糊塗又完不成,也沒人去檢討,這種狀態不好。所以我特別跟徐司長說,你們要好好的把沒完成的指標評估一下,分析一下原因。我想談三點意見:
第一個問題,在上一屆政協,我們當時定的規劃是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溫總理接見我們政協委員,我給他提了個問題,我說你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那你要降低誰的比重?是降低政府的比重還是降低企業的比重?你必須要有降低的,你要麽降低兩個,要不然降低一個。製定的規劃,隱含了一個問題,就是到底我們要降低誰的比重?溫總理馬上轉說別的話,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所以你們想,這三個分配主體,有一個比重提高,那另兩個就要下降。實際上,這前幾年的數字,居民消費和居民收入比重實際都是下降的。現在要提高,你把原來兩個增加的比重哪個降下來?現在的情況就是不知道。因此,定的什麽政策都模糊,這是個問題。我希望“十三五”的時候不要再這樣,出現這樣模糊的狀態。你要是真正堅持提高居民的收入比重,就一定要說清楚,到底要降低誰的比重,否則這個提高居民比重的話又跟“十二五”一樣,是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關於現在的一些製度。十二五的環保計劃沒完成,因為環保計劃有製度上的一個矛盾。我到企業去調查,政府收了錢,並不承擔環保責任。有一些礦場,每年政府都收綠化費,因為要恢複生態,恢複樹,恢複草。但是政府收了錢後還要企業負責綠化,這個沒道理,你要讓我綠化你就不要收我的錢,你不能把錢收走了,最後綠化的責任還讓企業承擔。現在正在考慮征環保稅,我就想,這個環保稅究竟是什麽意思?這個環保的責任落實到誰身上?我覺得有兩點,要收錢,環保是需要錢的;第二是錢誰拿,誰就承擔環保責任,你不能這邊收了錢,那邊不承擔責任。這樣的話,“十三五”期間環保的指標還是完不成。
第三個問題,稅收,總的不說了,我到一些開礦的地方,我們知道有增值稅和營業稅,我們的征稅率是17%,實際上我們的稅負按照可比口徑要比17%高很多。原因是我們的機器設備稅款不能抵扣,我們測算過,稅負達23%,因為你的稅基不一樣。那個時候還沒有算營業稅,現在營業稅改的部分已經減了3千多億,有一大半是增值稅拿出來的錢,去年大概還有一萬八千億的營業稅,現在測算說,整個減稅要到9千億的規模,已經減了3千多億,至少還有五六千億要減。減了以後,營業稅的行業首先要減,同時現在增值稅的行業也會減輕,因為增加抵扣了。所以實際上我們國家增值稅的稅負比17%的營業稅負,跟歐洲包括澳大利亞一比,我們的實際稅負要遠遠高於我們的名義稅負。
現在我跟一些煤礦還有其他礦的人交換意見,他就說現在為什麽他們煤礦的人對安全的事情投資不多,包括他們卡工人的工資,包括勞保。他說我沒辦法,我現在的煤是跟外國競爭,很多的煤現在是買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的,不買中國的煤。他說我的稅負這麽重跟人家競爭,就得從別的地方來對衝我的成本,我沒有別的辦法,我隻能從這幾個領域來。所以現在出現一些安全問題,環保問題,包括職工的社會保障落實不了的問題,跟我們現在整個稅製很有關係。我們現在建築安裝按投資的比重是50%多,50%多方麵投資的份額裏麵,那個稅款是不能抵扣的。我們現在隻是機器設備可以抵,其他的不能抵扣。所以這種稅製結構,在這些開礦的原始企業是很大的負擔,它的價格受這個影響很大,這都是成本,後麵的產業鏈肯定是推動整個價格的上漲。
所以,在製定“十三五”規劃時,這些問題都不能回避,否則的話最後還是汙染,生態破壞,職工勞保,社會保障不能落實,最後還是這些問題。所以,必須從製度上來研究。我相信,如果對這些問題有個妥善的全麵的設計,我們要想完成“十三五”,包括“十二五”的汙染減排的規劃,還是有可能的。如果這幾個問題不解決,我看,到“十三五”以後基本上還是這樣。所以我想我們要打破現行考慮問題的思維方式。
4。時代集團公司總裁王小蘭:國企占有了中小企業的幾萬億資金
我們作為實體經濟的企業,現在感覺非常難受。一月份的數字出來了,跟我們的預期是比較接近的,2月份肯定有春節因素好解釋,3月份的數字到底什麽樣我們不敢說。但是我們確實明確的感覺到銀行抽貸的問題非常普遍。可以這樣講,我們的難受程度和黑市的利率是成正比的。你現在看看黑市大概是20%、30%到40%的利率,可以想像我們實體經濟的難受程度。
其實,目前的實體經濟,總的感覺有去產能化的趨向。建立創新驅動的機製,這種倒逼機製已經建立了。我們也很願意很有意願去創新,但是沒有相應的金融支撐,不配套。有的人就形容,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不通的。因為確實不知道什麽樣的路能夠幫助我們企業解決轉型和創新過程的這一段,度過這個困難的階段有什麽樣的金融安排,現在沒有。
剛才劉誌碩講到互聯網的發展,中國的互聯網發展如此之高,幾乎全是美國納斯達克支撐起來的,沒有多少企業是從中國的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獲得了資金發展起來的。其實我認為,不管互聯網產業下一步怎麽發展,真正的意義不僅在於商業模式,而是一種新經濟顛覆我們的商業模式,最主要的是要衝擊我們原有的壟斷行業,改變出一種新的生產關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也是一種倒逼我們改革的動力。
我想,現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解決我們現在很困難的問題,而不是解決互聯網怎麽發展的問題。
第一,大企業欠小企業的問題非常突出,我連續三年向全國政協寫提案,這個問題查一下國資委主管的大型央企應付帳款是多少,就知道我們現在多難受。現在不是我們缺錢,是他們缺錢。他們大量占據了中小企業的幾萬億的錢,這些錢如果不解決,我們中小企業的日子難度非常大,沒法過。
第二,現在銀行大量的信貸資源被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和房地產占壓了,真正給實體經濟的,特別像我們裝備製造業發展的空間是很小的。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大企業欠款問題我建議用朱鎔基那時候的行政辦法,建議發行一種票據,就是從前開始一直背書到最後,既不增加M2,也不增加什麽東西,但是能夠騰出我們合理的債務空間。對於地方政府占用我們的資源和房地產占用銀行資源的問題,我建議對於政府公共性的支出財政買單,使它從金融行業當中把資源騰出來,讓他為我們實力經濟服務。
第三,建議企業和銀行適度的金融重組,建議適度的放鬆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