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本的增長,這段時期勞動者的人均教育年限一直在比較快的上升,如果看這幾種要素增速的變化的話,增減相抵,可以說要素投入總的增長趨勢在最近幾年是加速的。但是同時出現了經濟減速,因此不能用供給因素來解釋,也不能歸結為經濟規模擴大了,因此經濟增長就要放慢。因為我們看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放慢,同時都伴隨著要素投入的放緩。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率2009年隻有17%,中等收入國家28%,我們國家48%。這麽大的差距不能用規模擴大了一定要減慢這個來解釋。
需求因素,我們在2009年以後的10年中間保持了平均20%以上的出口增長率。最近幾年下降了10%,這是用美元計價算是10%,現在還在放緩,這是一個明顯的變化。但是10%按美元計價的出口增長率,仍然和80年代和90年代相差不多。投資方麵,2000年以後增長率不變價格計算超過20%,最近幾年也仍然是17%,明顯的高於80年代和90年代。
消費方麵,我們在2000年以後,消費增長明顯放緩,從9%降到7.8%,但是最近幾年有所回升,總的情況看,就是因為消費的回升不足以抵消投資和出口增長的下降造成了經濟增長放慢。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不是我們再來一輪大規模的投資就能拉動經濟?我認為完全不能走過去那條路了,關鍵就是要看我們現在存在的結構問題。從2000年到現在,資本形成率從35%上升到了48%,消費從62%下降到48%。總儲蓄率超過了50%,也增長了10%。這是問題的關鍵,也就是說居民消費現在隻占GDP的1/3略高一點,這樣一個比例的居民消費不足以拉動這麽大的產能。我們曆年來不斷的擴大投資,不斷的靠投資拉動增長,造成了產能的急劇擴張,靠1/3的居民消費來拉動這麽大的產能是不可能的,因此經濟增長速度也是無法保證的。
未來我們麵臨的問題恐怕不是保增長的問題,而是調結構的問題。剛才哈繼銘講未來5%到6%的增長率可以,我同意這個觀點,5%到6%的增長率未來短期內不可怕,關鍵在於把結構調順,才能維持一個長期經濟增長。而現在結構調不順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政府行為出現了偏差,政府過度的熱衷於投資,政府投資占了固定資產總投資的1/3,而且還在不斷的擴大。很多政府投資項目實際上綁架了市場資源,擠壓了企業正常的運轉,同時也改變了收入分配結構。因此我想,下一個五年計劃,恐怕要調整的關鍵是經濟結構,而要改變經濟結構,最主要的是通過推動改革,改變政府行為,包括政府支出結構要有一個明顯的改變。就是說政府把重點從投資上轉到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上,同時減少各種各樣的市場幹預,減少各種各樣的優惠政策,讓市場發揮作用,讓收入分配回歸到一個合理的狀態。
2。社科院學部委員、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汪同三:“走出去”的錢從哪來?
要“五年規劃”幹什麽用,是,五年規劃和領導人多少有關,“十三五”規劃會體現習近平這一代領導人的一些理念和想法。
到現在為止,至少表現出兩個方麵,是要真正的實現多目標,還有要實現走出去。可以看出,實現多目標的決心和信心,以及提出來的各項政策措施,習李這代領導比前幾代領導要明確得多,決心大得多,但願能夠在“十三五”規劃裏麵得到很好的整理,使它成為一個有效的奮鬥目標。在這多目標裏,真正的核心應該說還是增長。實際上都是在強調怎麽樣做好增長,增長是基礎。特別是像五年規劃這種中長期的東西,應該更多的是強調增長,強調供給方麵。
我們現在麵臨的任務是要拉動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但是消費最後對經濟增長的實現,對拉動作用還是要通過投資來實現,這個從中長期經濟發展來看是沒有錯的。就是消費對於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最後是要通過投資才能夠表現出來的。所以講有效投資,比如我們在“十三五”規劃裏麵,要能夠把這個有效的投資講清楚,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再就是要走出去。鄧小平那個時候講韜光養晦,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和外國有一定的防火牆,有一定的隔絕,不大受外國的影響。到了亞洲金融危機和美國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更多想的是如何去抵禦外國的衝擊。而到了現在,我們想的則是怎麽樣走出去,我們要影響世界,這也是“十三五”規劃裏麵一個新的東西。我們為什麽要更多的考慮外部的因素?目前我們考慮外部因素不足,就是因為我們現在麵臨的情況不是抵禦了,而是要走出去,去影響世界。就像二次大戰以後美國的情況,我記得有一次50人論壇討論馬歇爾計劃,好像是許善達提的,是因為二次大戰以後美國成為世界老大了,它強大了,它的國界裏裝不住它了,它需要出去,我們也有點這個味道。
但是走出去有這麽一個問題,錢從哪兒來?從APEC會議開始到現在,我們的領導人已經許諾出去幾百億、幾千億美元了,這些錢從哪兒來?當初搞中投的時候是財政部發了多少萬的國債給中投籌措的資金,現在我們放出去的資金從哪兒來?這是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要做好國內的需求和走出去之間的資金平衡,國內還有很多需要政府花錢的地方,政府還沒做到。現在又要對外拿出那麽多錢,這個在“十三五”規劃裏麵怎麽平衡?怎麽向老百姓有個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