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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為杭州市立圖書館的館長褚樹青讚一個。他允許乞丐和拾荒者入館內閱讀,早已眾人皆知。他的名言是“我無權拒絕他們入內讀書,但您有權選擇離開。” ---他說:唯一的要求,每位讀者,先把手洗幹淨或擦幹淨了再拿書。為此,杭州圖書館10年不拒乞丐入館看書, 傳遞了人人平等這個基本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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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荒者的詩: by 《冰點周刊》宣金學):
杭州圖書館擁有一群特別的閱讀者。他們大多是流浪漢或拾荒者,有人愛好詩歌,會穿著一雙綠色解放膠鞋在書架前埋頭抄筆記;有人已經76歲,會放下竹竿和蛇皮口袋走進圖書館,在閱覽室裏讀上一下午的報紙。一組流傳於網絡的圖集記錄了他們的生活,圖集的名字叫做:拾荒者的詩。
從媒體傳播與市民評價裏,我們得見這則故事的溫度。作為一個公共文化服務場所,這座圖書館不僅擁有富麗堂皇的大廳,質樸優雅的古籍圖書館,4萬平方米的大小閱覽室,還擁有著一分當今時代所日益稀缺卻又彌足可貴的公共服務情懷。
事實上,早在十幾年前,杭州圖書館就對所有的讀者免費開放,而拾荒者和流浪者,也就此成為杭州這座豪華圖書館裏不可或缺的群像。他們來自這個國家不同的地方,有著不同的苦難經曆和身份,而當在圖書館坐定之後,他們和那些衣著光鮮、舉止體麵的市民並無二致,他們都是閱讀者,平等的閱讀者。
坦率地說,為流浪漢和拾荒者們打開一扇門,未必能夠得到所有人的認同。在新聞的描述裏,有人對他們的體味皺起眉頭,甚至投去嫌棄的目光。也曾有讀者抱怨允許乞丐和拾荒者進圖書館,是對其他讀者的不尊重。
館長褚樹青的回答並不陌生,在幾年前就曾被廣為傳播:我無權拒絕他們入內讀書,但您有權利選擇離開。當時,許多人曾為這則服務宣言動容。我們樂見,在多年的免費開放中,這些在別人眼裏肮髒的流浪漢和拾荒者,也在努力用尊重回饋這分文化的邀約:盡管並非明文規定,但一名來自杭州鄉下的流浪漢每次看書前都會將手洗淨,“不要把書弄花了”;副館長梁亮則常常看到,一些流浪漢和拾荒者會把背著的鋪蓋和撿來的垃圾放在閱覽室門口後再進去看書,而這些,也是他們的自發行為。
流浪漢與圖書館,他們的相處妥帖甚至頗具詩意。一名流浪漢總願意來圖書館伏案寫作,他用筆寫下閱讀的暢快,“把所有鬱悶化作詩歌出發,把美好的事物裝進詩歌出發”;另一位年事已高的拾荒者則不滿足於讀報看雜誌,他經常會在閱覽室裏翻一些大部頭的作品,“我們老了,大腦要萎縮了,要不斷充電,不斷得到精神支撐”。
某種意義上,對這些底層同胞而言,閱讀可以使他們獲得一種比生計更為重要的東西。這些溫暖的細節如同一場詩意的棲居,讓我們與圖書館本應擁有的意涵不期而遇,自19世紀中期在英國曼徹斯特誕生起,公共圖書館的第一用途就是為紡織工人和底層人民提供一個閱讀和獲取知識的地方。
“因此公共圖書館在本質上便帶上為弱勢群體服務的屬性。”褚樹青說,“對於弱勢群體而言,圖書館可能是唯一可以消弭與富裕階層之間在知識獲取上鴻溝的一個重要機構。”
褚館長的話,實際上揭示了公共圖書館基因裏所具有的理念與傳統,它滋養民智,崇尚思想,而弱勢者是這場文化重建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從這一層麵來講,為這些社會底層的弱勢者提供機會,使之成為擁有健全心誌、豐盈思想和自由靈魂的責任公民,意義尤為重大。
更進一步說,能為社會最底層的同胞打開一扇門,對他們所擁有的基本文化權利予以尊重,這本身也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尺。杭州圖書館多年來一直降低門檻,任乞丐、拾荒者自由穿行,也正是借助一個公共文化空間,來踐行這種平等、分享的公共服務理念。正如一名工作人員所講:這算不上什麽新聞。並且,這也不應成為新聞。
拾荒者的詩,與一座城市圖書館敞開的胸懷相得益彰。這樣的圖書館,或許才更為接近阿根廷國家圖書館館長、著名詩人博爾赫斯所說的,“天堂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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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歲的流浪者謝斌(化名)正在埋頭看書,除了身體散發的氣味之外,他看起來與普通讀者並無太多差別。
盡管杭圖沒有規定拾荒者必須洗手,但每次看書前他都會將手洗淨,“不要把書弄花了。”
他在書桌前卸下口袋,又讓工作人員為他找來幾本中外名著。雖然視力極差,但他還是把書湊到眼前看得津津有味。
閉館音樂響起,章楷扛起自己撿來的垃圾,走出圖書館。
陳虎在抄報
陳虎最終在杭州市下車路一家24小時銀行門口找到了落腳地,他從行李裏取出一張破草席鋪在地上,準備睡覺。
30歲的安徽黃山人吳軍(化名)也是一名每天去杭圖看書的拾荒者。
從圖書館出來,吳軍就開始沿途在各個垃圾箱搜索水瓶和剩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