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1) -- 陳獨秀是怎麽離開北大的

 

 
陳獨秀生前身後，總是是非不斷。出於不同的理由，坊間有各種流言。人怕出名豬怕壯，當了一派領袖的他，在曆史長河的那一小段，當然要麵對各種檢驗。近來，有心人又翻出了一樁舊案，稱陳獨秀“以造假進北大，以嫖娼出北大”。挺聳人聽聞的。

當然，凡傳話的皆有目的。否則，何來這一出呢？一般來講，誹謗他人，定居心不良。那名人的事，自然也就編得極為地荒唐。

話說民國期間，北京有“八大胡同”，其實是煙花柳巷的代名詞。現在的人一說“北京八大家族”，恨不得每家都沾上一個胡同。多光榮似的。

“八大胡同”在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鐵樹斜街以南，由西往東依次為：百順胡同、胭脂胡同、韓家潭、陝西巷、石頭胡同、王廣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紗帽胡同。

老北京城的妓院由來已久，還分了若幹等級。最早的妓院分布在內城，多是官妓。現東四的南大街路東有幾條胡同，那曾是明朝官妓的所在地，如演樂胡同，是官妓樂隊演習奏樂之所。據30年代末民國的一份統計顯示，當時“八大胡同”入冊登記準予營業的妓院，多達117家，妓女750多。這還隻是正式“掛牌”的，還不算“野妓”的和“暗娼”的。

老北京的妓女還分為“南班”與“北班”。“南班”的妓女來自江南，檔次高些：不僅有色，而且有才。這類妓女陪的多是達官顯貴，如京城名妓賽金花、小鳳仙等。“北班”的妓女多來自北方，相貌好，但文化素養差些。“八大胡同”的妓女以“南班”居多，故多為一等妓院、二等妓院。而其它街區的妓院，多為“北班”。當時，在京城為官和經商的人多是南方人，自然，“八大胡同”就成了這些達官貴人經常出入的地方。

陳獨秀的那樁陳年舊事，是否如同蔡鍔常去那胡同？袁偉時作過考證，說那是強加給陳獨秀的道德判詞，經不起推敲。顯然，一家之詞，你可信可不信。而開店鋪、賣百貨的，就要許、就要摘百家之長了。

1921年7月31日，“一大”閉幕，陳獨秀被選為中共首任的中央局書記。這位曾經的北大文科學長，新文化運動的主將，現在的身份變成了革命者的領袖，因此也就一次次地卷入了政治漩渦，而其形象，也就變得撲朔迷離。

這就牽出了：陳獨秀“以造假進北大“的史話。

據說陳獨秀並不特別稀罕進北大，是蔡元培那個杆子三顧茅廬把他硬請進去的，還委以了重任，請他當了
文科學長。蔡先生不拘一格選人材，曆來被史家讚譽有加。那年頭，任命文科學長超出了校長的權限，需要報請教育部批準。蔡校長求賢若渴，為達目的，不惜造假，如同現在的幹部提拔，領導不幫你編撰，你還真以為以你一人之力，就可以瞞過組織部的“政審”，你要信那隻能把你當笑話。他蔡校長替陳獨秀編造了履曆，上報了文化省。而陳獨秀本人，應該是並不知情的，應該是沒有參和造假。這和清華那個博士帽，個人和學校合夥造假，應該不是一類性質。

至於陳獨秀“以嫖娼出北大”，袁偉時認為同樣漏洞百出。唐寶林在他的巨著《陳獨秀全傳》中，用三頁的篇幅力言陳獨秀嫖妓是謠言（見該書218——221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北京版）。

不過，按我們這些現代人理解，他陳獨秀逛“八大胡同”，應該是存在的，如同現在的官，貪個汙、包個奶應該是常態。隻是，街邊的描述刻意忽略了陳獨秀那些”酸“文人社交的屬性：如同現在的精英交流，不都是多到洗足店碰頭見麵的嗎？。1935年，胡適就做了”辟謠“。他在一封信中寫道：“當時小報所記，道路所傳，都是無稽之談，而學界領袖乃視為事實，豈不可怪？嫖妓是獨秀與浮筠（北大理科學長）都幹的事。而‘挖傷某妓之下體’是誰見來？及今思之，豈值一噱？當時外人借私行為攻擊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種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墮奸人術中了。”（《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290頁，中華書局北京版）。

你看，胡適的意思是：陳獨秀嫖妓是事實，不過小報說陳獨秀在這一合法的交易中，把人家女方給損傷了，越過了買賣的底線，就純屬不可靠的謠言了。並且，私人行為與政治公行要分開。不要以私人行為來攻擊政治人物的理念。當然，公共人物要多當心你的私行為，因為你受到對手的監督。我們都要警惕有人借故興風作浪，奸計常人。

作為《新青年》的主編，陳獨秀當然是公共人物。在賣淫合法化的環境下，作為公共人物應該自我約束，當然不必有特別高的標準。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並不主張大學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張政治領袖不妨嫖妓；我覺得一切社會上有領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謂‘公人’……都應該注意他們自己的行為……但我也不讚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為來做攻擊他的武器。”

當時，蔡元培的態度與胡適的態度完全一致。在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長以前，北大學生熱心光顧八大胡同是有名的。他擔任校長期間，在整頓學風的同時，從來沒有因為嫖妓開除那個學生。1919年4月，麵對社會上對陳獨秀等人的攻擊浪潮，他明確表示：“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嫖、賭、取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豔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蔡元培全集》第三卷576頁，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民國初年，嫖妓依然視為風流韻事和消遣行為。在嫖妓問題上大做文章，陳獨秀已辭職等流言滿天飛，冀圖逼他出校。當時的蔡元培舉重若輕，迅速回應，把預定的改革提前實施：文理科統由教授會領導，教授會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輪流擔任，廢除文科學長、理科學長，設立教務處。1919年3月19日他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發表《致神州日報函》駁斥謠言：“陳學長並無辭職之事”、“文理合並不設學長，而設一教務長以統轄教務，曾由學長及教授主任會議定（陳學長亦在座），經評議會通過，定於暑假後實行”，現在僅是時間挪前而已。

陳獨秀的文科學長帽子沒有了，但他沒有“以嫖娼出北大”。還在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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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先聘請他為史學係教授，他沒答應，改聘他擔任北京大學國史編纂處編纂（據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96、106、10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這個處原是中央政府的國史館，1916年改為國史編纂處，1917年4月劃歸北大領導，由蔡元培兼任處長。換句話說，陳獨秀的北大人身份仍然沒有改變。---這就和方勵之一樣：從地球物理所，到科大當副校長，被小平罷了校長之後，到北京天文台，都是科學院的下屬單位。是沒錯，還是科學院的人，但不是校長了也是事實。所以可以說，陳獨秀被罷了官，當了個閑附，也是事實。

1919年6月11日，他到遊樂場派發傳單——《北京市民宣言》，被早已秘密監視他的當局趁機拘捕；直至9月16日在各方壓力下被保釋出獄。而國史編纂處正好在9月收歸國務院領導，陳獨秀此時真的離開了北大，因為政治，卻不是因為嫖娼。

還有一點，與時賢們想象的不同，那時候陳獨秀的聲譽並沒有因嫖妓事件受損，但卻因受政府迫害而進入人生的巔峰。“一個最幹淨的健將”、“我們的光明”、“救濟人類的福星”、“思想界的明星”等等讚譽，乃至溢美之詞紛至遝來。--- 如同現在任何一個被打壓的對象，都相反地立馬成了“正直”的化身一樣。

嫖妓事件沒有傷害陳獨秀的另一證明是：孫文、陳炯明等人領導的廣東政府，籌辦了嶺南大學，盛情邀請陳獨秀為籌辦主任。更重要的是這幾個月，他的眾多《隨感錄》和《本誌（新青年）宣言》等文章，文思泉湧，思想光芒，.....

1920年1月29日，他離京南下；2月他潛回北京，旋即秘密離開，從11月出獄到2月，隻要他在北京，當局都有專人監視，如臨大敵，時時準備逮他，那時他的身份，和現在的大V沒什麽兩樣。

陳獨秀這個人，說穿了，就是南方人政治狂熱，非要放到北方人的大氣候裏，所以混的不幸。他在北大的
最後歲月，可以說是知識人思想人被排擠的曆史。那可是20世紀中國思想史、中國教育史的重要篇章，史家都在認真探討。有人非要把它渲染成吸眼球的荒唐，那就太偏狹了：既不嚴肅，也無以為續。

很明顯，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行為標則，刻意渲染，就是不顧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