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為什麽，現在講起改革還這麽沉重？三個層麵

改革本來就難。站在當下這個時間點，改起來更難。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現實的局麵，改革不但要跟腐敗或潰敗賽跑，還要和越來越年輕的社會主體的期望值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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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問過一個問題，為什麽改革開放30多年了，講起改革來還是頗為沉重？再進一步問，為什麽我們這個體製改起來那麽難？這裏有不少感慨。不是嗎？中國這個要改革的體製從1952年國民經濟開始恢複，到1978年，總共也不過就是26年。其實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元素還在，農民要入的是基於土改而成的勞動者私產的合作社，在理論上還可以退社。農戶自留地的麵積蠻大的，此外尚沒有搞政社合一，沒有城鄉戶籍控製，也沒有從這個產業到那個產業，這不準、那不準的那一套。

換句話說，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命令體製，應該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間形成的。總計20年時間，搞成了那麽一套管得死死的體製。可是要怎麽改這套體製呢？從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經35年了，人們還在呼籲改革、討論改革、建言改革。這麽一個現象裏麵，必定有一些道理。為什麽我們過去形成的那套體製，改起來特別難？

現在有一個認識是，維係老體製的既得利益太頑固。這個說法當然有道理。改革以來國民經濟壯大了不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壯大了。現在一件事情，背後都是多少億實實在在的利益。既得利益很大、很頑固，於是改革就難了。

但是，哪個國家在哪個曆史時代都有既得利益問題。一套體製就是一個既得利益格局，從來如此。改革要改遊戲規則，也就是要改變經濟競爭的輸贏準則。遊戲規則改了，原先的贏家不一定繼續贏，當然不可能高高興興就退出比賽，總還想維係老規則，繼續贏下去。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樣。所以要問的是，中國的既得利益為什麽顯得特別頑固？

哪有不出錯的製度？改革無非是係統性地糾錯

其實世界上的各種經濟體製互相比賽一件事情，那就是糾錯能力。哪有不出錯的製度？資本主義了不起，《共產黨宣言》說它創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時代的革命性的經濟成就，但為什麽老要鬧經濟危機呢？還不是那個體製會出錯？過去以為搞了計劃經濟就可以消除危機，實際上無論在前蘇聯還是在中國，經濟決策同樣會出錯，否則為什麽隔幾年就來一次“調整”？經驗證明，出錯不可免，問題是糾錯能力強不強。權力高度集中的體製，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個優點，但前提是決策要對。決策錯，又集中，那錯誤也大，且糾錯比較困難。

改革無非是係統性地糾錯。這裏存在一個悖論：計劃體製本來就是因為糾錯能力不夠強，非積累起很多問題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幟，我們體製的糾錯能力就能自動變強嗎？實踐中還出現了一個新的偏向，千難萬難，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進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經濟成就，有一種輿論就認為我們的體製是全世界最靈光的體製，再不需要改了。

繼續改革的三個層麵

既然改革這麽難，那麽幹脆不改了行不行？幹脆宣布中國已經建成了新體製，再也無須改革，行不行？想來想去，答案是“不行”。因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煩在後麵。大體有三個層麵。

第一個層麵，不繼續在一些關鍵領域推進改革，不繼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的改革，不推進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的政治改革，很多社會矛盾會呈現連鎖爆發趨勢。

瀏覽最近的新聞，劉鐵男案、劉誌軍案、東北四天裏的三場大火，還有延安城管的暴力執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當然也可以說，這麽大個國家，總有負麵新聞，也總有偶發因素、純個人的因素。不過個人感覺，這些新聞事件還是反映出在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社會機體裏，帶有令人不安的體製性疾病。中國是比過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是很健康，到處可見富態，也可見病態。

以高官貪腐案為例，涉案的金額巨大，本身就夠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搶銀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產品。“利用職權”能帶出如此數額巨大的非法收益，可見現行的職權利用體製存在著巨大的漏洞。僅辦貪官，不改體製，老虎、蒼蠅生生不息，沒完沒了。

聯係到當下的經濟形勢，總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話說，“上山容易下山難”，就是下坡時容易出問題。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長時被掩蓋，但往下行時，平衡的難度就加大了。所以現在論改革，還不是擺開架式做最優的頂層設計，或慢慢摸到石頭再過河。很多問題久拖不決，正派生出更多的問題。我寫過“接著石頭過河”，就是挑戰一個接一個飛過來，逼你出手招架。這是第一個層麵。

第二個層麵，更年輕的人群成為社會的主體，他們對體製、政策以及自己所處環境的評價，有不同於上一代人的新參照係，也有他們對理想社會更高的預期。比如說，對經曆過1959~1961年大饑荒，經曆過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這代人來說，看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變化，再怎麽說也覺得進步巨大。但是，對80後、90後來說，他們的參照係生來就有所不同。他們生活在較開放的中國，對世界的情況有更多的了解，認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那樣的，要是不達標，他們就不滿意。

現在社會人口的主體，也就是產業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消費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文化活動中最活躍的人口，他們的參照係究竟是什麽，他們的預期值又是什麽？他們對社會公正、對現代文明的標尺是不是比過去更高了一點，對改革不到位帶來的負麵現象覺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國經濟總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為如此，人們對自己國家的期望，比過去更高。我們不能動不動就講改革前怎麽樣，更不能講解放前怎麽樣，老靠“憶苦思甜”來維係人們的滿意度。

一個國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對自己社會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還要和正在成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過慢，跟不上年青一代對社會的期望，也會出問題，也可能讓失望情緒彌漫，那就無從動員一代代人麵對問題、解決問題。

第三個層麵，現在很多製度性的變量改得過慢，老不到位，正在激發越來越多的法外行為、法外現象。現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說一套，本本上說一套，人們實際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內的框架裏，而在法外的世界裏討生活。

看到這類現象，人們習慣於批評中國人有法不依，沒有遵紀守法的好習慣。這個問題是存在，但有的情況下，也實在是因為我們不少法律或規章，定得不合理。我舉過一個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機落地時，廣播裏一定說請大家不要打開手機。可是你前後左右看下，差不多人人都在開手機。而搭乘香港國泰或港龍的班機，人家一落地就廣播說現在可以打開手機了。我的問題是，要是落地之後開手機沒啥不良後果，幹嗎不痛痛快快讓大家開手機得了？這是說，有的情況下，改一改法律或規章，不難做到有法必依。現在不少經濟管製，或曰法規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難執行，弄來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過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車”，為什麽？常常是“白車”經營的門檻過高、負擔太重。凡白車服務不到的地方，黑車常常應運而生。再看所謂“小產權”，法律上沒地位，現實中有市場。單單天子腳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業？還有早就過時的人口控製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戶”？挺大一個小夥子，交談幾句就告訴你他是被罰了幾十萬元才來到這個世界的。他們對我們這個社會，會怎麽看？金融改革講“利率市場化”，討論得很熱鬧。可走進生活，哪種利率模式現實裏沒有啊？所以，法外世界很熱鬧，到處都是“中國式過馬路”。

改革本來就難。站在當下這個時點，改起來更難。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現實的局麵，改革不但要跟腐敗或潰敗賽跑，還要和越來越年輕的社會主體的期望值賽跑，並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動，吸納到體製裏來。在這三個方向上，要是跑不贏，大麻煩在後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