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手一方客
收獲了一種恬靜的生活, 像一條波瀾不驚的小河, 流過春夏 流過秋冬
1982年國家文物立法，1992年登記在冊的不可移動文物有766722處。20年過去了，去年的文物普查結果是：4.4萬處已經消失的無影無綜，12萬5千處麵目全非，隻有79%的國家不可移動文物還在原位，但50%缺以管理，殘廢不堪。就是說：20年的改革徹底毀掉了20%的不可移動文物。連走在“改革”前麵的南方都市報也憋不住說：近20年的改革，對不可移動文物的破壞甚於“文革”十年。
城鎮化與文物保護 （總顧問：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 李鐵 ）
眼下，山東濟南正在重建此前被拆除的老火車站。它曾是亞洲最大的火車站，被二戰後聯邦德國出版的《遠東旅行》列為最值得一看的第一站，也是當時清華大學、同濟大學建築學教科書上的範例，更是濟南的標誌性建築。濟南老火車站於1912年建成，1992年被拆除。2012年，濟南市正式確認重建濟南老火車站。
濟南市政府稱將“原汁原味”地複建21年前拆掉的濟南老火車站及行包房。有接近濟南市政府的消息人士透露，火車站設計者費舍爾的孫女訪華，或成為重建的間接導火索，從得知到決定重建不過匆匆幾天時間。
1912年建成的濟南老火車站。1991年拍攝，一年後它被拆除了。
在城鎮化、工業化大潮中，拆舊建新成為避不開的話題，不少文化遺產遭到破壞。近年來，古建築修複或重建常常引起爭議，珍貴的曆史文物古建一旦拆除，就會永久失去生命，無法複原。
從濟南老火車站重建提出之日起，輿論的爭議聲不斷，這讓在曆次學術會議中飽受指責、想要通過複建翻身的濟南進退兩難。真的隻有重建這一條道路嗎？重建究竟是恢複了真文物，還是假古董？近日南都記者對濟南老火車站進行走訪調查，還原其拆除與重建的脈絡。
濟南重建老火車站引發質疑
今年8月1日，濟南市舊城開發投資集團對外公布，將投資15億元修建濟南火車站北廣場，其中包括複建21年前拆除的老火車站以及行包房。濟南市官方稱複建後的濟南老火車站將“原汁原味”地展現在市民麵前。
根據濟南市的規劃，火車站北廣場周邊的建築將做調整，使臨近北廣場的建築層高度降低，突出老建築的位置。天橋區委書記畢筱奇曾對媒體公開表示，未來，火車站北廣場將和濟南西站一樣，采取雙層的立體式廣場模式。這樣不僅能讓老火車站更凸顯、更美觀，雙層立體廣場，下麵走出租車，上麵走行人，也更加方便。
一位濟南市政協委員曾表示，老火車站的重建對於大力推進濟南旅遊文化內涵和觀感方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關於濟南老火車站的最新消息，仍然停留在今年8月，複建的消息引起了大量質疑聲，濟南市規劃局的一名官員回複稱，該複建的圖紙設計還沒有完成，正在完善規劃方案。此後，或許是受到輿論的壓力，官方不再發聲。
“那是拆毀了一代人的遠行夢”
城市的發展如洪水般將老火車站吞噬，沒能留下任何痕跡。老火車站的原址如今早已被改為鐵路大廈，與其同期的建築，隻有膠濟鐵路的車站(現為濟南鐵路局公用建築)還有所保留。
濟南老火車站曾是亞洲最大的火車站，由德國人赫爾曼·弗舍爾設計，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築風格，外觀為圓柱形鍾表樓，樓內分七層，設盤旋扶梯，樓頂為德式大鍾，曾被戰後聯邦德國出版的《遠東旅行》列為遠東第一站。根據濟南鐵路局史誌，被拆除的濟南老火車站位於濟南市經一路北側，是津浦鐵路與膠濟鐵路的交會點，車站東西走向，坐北朝南。老車站始建於20世紀初期，清政府與英德兩國簽署了借款合同，借款500萬英鎊開始修建津浦鐵路，1912年，火車站建成並投入使用。
濟南考古研究所所長李銘認為，濟南老火車站見證了清政府的滅亡到民國的轉變、到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人軍管鐵路，再到新中國建立以後的這段曆史，它是一段可以觸摸的“立體的曆史”。
根據濟南攝影家荊強向南都提供的照片，上個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是老火車站最繁華的一段時間。“以前濟南的交通不發達，沒有汽車，濟南人遠行就靠火車”，在荊強的記憶裏，幾乎所有人生中最重要的時刻，都是火車帶著他去遠方看世界。老車站陪他經曆了兒提時代坐火車串親戚、少年時代離家去插隊，以及每次歸來與家人團聚的歡喜，“每當我看到老車站的鍾樓，這些場景就會一一浮現在眼前。”
從少年時學會攝影開始，濟南老火車站就成為了荊強的固定拍攝對象，每隔一段時間，或是大事發生時，他都會去拍幾張照片。
1992年，濟南火車站每天的客流量達5萬人，鐵路的運輸壓力增大，高峰期時，狹小的火車站和廣場擠滿了人，根本走不動。為了擴大站場，當時的濟南市研究決定，將德國人修建的濟南火車站拆除。
當年拆除在即，濟南市民紛紛與火車站合影留念，拍了幾十年火車站的荊強也去了，與以往不同，這一次他的畫麵裏出現了許多火車站的細節。荊強驚歎於這座建築的做工完整、細致。山東建築大學教授薑波介紹說，這座磚石木結構的哥特式建築細節處采用人工雕刻，輔以嵌絲玻璃、藻井等，工藝精湛。
拆除的過程中，荊強大多時候都在，“老車站比我們想象的要堅固多，人工拆除都是費了很大力氣才鑿開。”荊強看著，心裏一陣酸痛，“那是拆毀了我們一代人的遠行夢。”
決定重建隻花了短短幾天時間
去年12月，薑波所在的山東建築大學舉辦了一場“菲舍爾與濟南老火車站圖片展”。展覽請來了赫爾曼·弗舍爾的孫女西維亞，其中一部分參展圖片均由西維亞收集而來。不久後，《老照片》編輯部組織了一場紀念座談，由濟南市幾個最熟悉火車站的學者和愛好者參與。主持會議的是自1992年火車站被拆除起，對老火車有近20年研究的薑波。
座談會上回憶了火車站被拆除的始末，提及被拆除的火車站，席間不乏歎息聲陣陣。據一位不具名的學者回憶，1992年3月，在北京回濟南的火車上，一名濟南鐵路局的主要領導被問及如何看待百姓留念時，回答稱：“那是個殖民地的象征，不值得留下。”
事實上，這也代表了當時濟南市乃至山東部分執政者的意見。盡管有不少專家和學者都反對，多次向山東省政府和濟南鐵路局建議保留濟南老火車站，最終還是沒能改變拆除的決策。火車站被匆匆拆除。
似乎從這時開始，濟南就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在拆毀後的20年中，全國大大小小的文物保護學術會議上，濟南每每被推到風口浪尖，一些專家的指責聲不斷，“你們濟南拆毀了一個這麽優秀的曆史建築、文化遺產。”這也為後來有人提出複建埋下了伏筆。
2012年，濟南市人大代表、天橋區城鄉建設委主任劉敬濤等11人提交《關於加快火車站北廣場建設及原鍾樓複建的議案》，呼籲盡快啟動濟南老火車站重建。今年8月，濟南正式宣布重建。出乎濟南的意料，方案一經提出，再次掀起層層波瀾。官方聲稱的“已經找到圖紙，將會原汁原味複建”不斷遭到質疑。
重建的決定之倉促，從一個例子中可以體現。有接近濟南市政府的消息人士稱，費舍爾的孫女來華參加展覽，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重建的誘因，“從聽說此事萌生想法，到規劃局聯係重建事宜，中間隻有短短幾天時間。”
對此，學界的一些文物專家並不看好，認為文物古建的生命一旦終結就再也無法挽回。薑波則一語道破了問題的關鍵，“當初為了發展經濟，沒搞明白就把它拆了；現在為了發展文化旅遊，又沒搞明白就想重建。”濟南火車站代表著當時先進的技術，而中標的企業根本沒有歐洲古典主義建築複原的背景，有人找到薑波，希望提供設計和技術支持，他則回絕稱，“原來的材料、工匠工藝都沒有掌握，我研究了20年，都沒研究透徹，怎麽重建？”
“拆了真文物，造了假古董”
不僅是濟南老火車站，近年來在城鎮化、工業化大潮中，不少文化遺產遭到破壞。今年年初，住建部與國家文物局在曆史文化名城保護工作檢查中發現，湖南嶽陽等8個城市因保護不力，致曆史文化遺存遭到破壞，曆史文化名城價值受到嚴重影響。
還有一些地方興起了“古鎮古城重建風”。據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吳必虎統計，我國有30多個城市正在或謀劃進行古鎮、古城修複或重建。近年來，古城修複常常引起爭議，往往是“拆了真文物，造了假古董”。
根據最近一次的全國文物普查結果，我國已登記不可移動文物共766722處，其中，17.77%保存狀況較差，8.43%保存狀況差，約4.4萬處不可移動文物已消失。文化遺產不僅是聯係過去與未來的紐帶，也是我們未來創新型社會的“基因”。因此，在城鎮化、工業化過程中，必須要保護好文化遺產。
“是否用如此簡單粗暴的行為就可以抹掉殖民的痕跡？當曆史建築滿足不了現代化需求，是否隻有拆除一個辦法？”濟南火車站被拆除後的20年裏，業界的學者一直在反思這兩個問題。薑波介紹說，很多如今被稱為“國保單位”的建築，都是在半殖民地時期的曆史建築，而觀念的轉變也決定了建築的去向。上個世紀90年代，世界範圍內對待遺產的態度已經發生轉變，而當時的中國仍然深陷在舊思維中。
“正確的觀點應該是從中學習。”薑波說，在歐洲國家，一個建築的重建甚至要修80年之久，重建的過程即對曆史建築學習的過程，即使複建，也要有真實的修複態度，而非倉促上馬。濟南火車站拆除後，沒有更好的建築來替代，“優秀的文物沒有繼承，是我們建築教育觀念的誤區。”
曆史已經無可挽回，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教授馮原認為，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建新比保舊重要”的思維造就了現代化的城市。但是，當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考慮到文化的多樣性、曆史遺產的稀缺性，應當重新建立更有品味的生活態度。
曾經，也有過一些文物愛好者，搶在濟南的商業淵藪泉城路上的一座老洋行被徹底拆除前，湊錢雇吊車將其部件運走收藏。但在濟南，更多其它的建築仍然難以抵擋厄運。一個讓文物界同樣痛心疾首的例子是，曾被評價為濟南建築完整性最好的老英國領事館在一夜之間被燒毀樓頂，盡管事發時濟南考古所已經將其列入重點關注文物的範圍。
與之類似的情況發生在廣州的金陵台、妙高台，盡管人們已經意識到要保護，仍然難以抵擋經濟利益的誘惑。去年5月，鑒於曆史建築的價值，廣州市國土部門曾叫停開發商暫緩拆除，但時隔一年後的今年6月，這些建築仍然被開發商在深夜偷拆。
偷拆等事件之後，廣州市對文物保護拿出了一些切實的行動，對民國時期、新中國時期的曆史建築進行普查，一些不知名但具有曆史價值的民間建築將列入保護名錄。被公示的曆史建築和初步評估提出的文物線索大多將得到原址保護。
如今，廣州、天津等地的曆史建築有了一定的判定標準，保護名錄也成為這些建築的“免死金牌”。不過，類似偷拆的事件仍然在各地不停上演。
著名文物專家謝辰生：城鎮化不能“千城一麵”拆掉古建就是拆毀曆史
◎我並不提倡重建，因為它不光是一個形式，使用原來的工藝、結構、材料，那才叫真正的複建。現在連阿房宮都要重建了，既不符合法律的原則，也不符合文物保護的原則。簡直是胡鬧。重建之風是時候應該刹一刹了。（文物專家謝辰生）
◎當初為了發展經濟，沒搞明白就把它拆了；現在為了發展文化旅遊，又沒搞明白就想重建。原來的材料、工匠工藝都沒有掌握，我研究了20年，都沒研究透徹，怎麽重建？ （ 山東建築大學教授薑波）
謝辰生，我國文物界著名專家，曾主持起草1982年《文物保護法》、撰寫《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卷》前言、第一次明確提出文物的定義。
1946年，謝辰生成為鄭振鐸的業務秘書，此後與文物保護結緣。60多年的文物保護生涯中，謝辰生起草出版了大量的文物保護文件並出版文物保護書籍，即便是在退休後，也為製止文物走私、古跡破壞奔走呼號，多次上書給中南海，推動了《國務院關於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曆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以及中國第一個文化遺產日的出台。
盡管筆下書寫了不計其數的法律、法規、文件，如今已經92歲高齡的謝辰生談及現實卻有一種無力感：經濟社會不斷發展，法律法規越來越健全，但他終身為之奮鬥的文物保護事業卻在“倒退”。謝辰生認為，文物古建被大肆拆毀且日趨嚴重恰逢城鎮化大步式發展的階段，以經濟效益為主導的社會把城鎮化當做牟利手段。麵對有法可依，執法不嚴的困境，謝辰生建議，要樹立文物部門的執法權威，依法行政，從嚴處罰。
重建之風需要刹一刹
南都：關於濟南火車站重建的爭議很大。重建到底該不該進行？
謝辰生：《文物保護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不可移動文物已經全部毀壞的，應當實施遺址保護，不得在原址重建，原則上是這樣。我並不提倡重建，因為它不光是一個形式，使用原來的工藝、結構、材料，那才叫真正的複建。現在連阿房宮都要重建了，既不符合法律的原則，也不符合文物保護的原則。簡直是胡鬧。重建之風是時候應該刹一刹了。
南都：一些人認為，重建或許有紀念的意義？
謝辰生：如果這座建築非常重要，比如為了警示當時的拆毀，可以立一個牌子，說清楚是怎麽回事，為什麽要複建，也算是承載了一段曆史。但是這個一定要想清楚，論證清楚。你為什麽要重建？重建能不能達到原來的要求？
現在一些城市把重建當成是吸引旅遊的一種手段，但假古董值得看嗎？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並不是特別富裕，首先要考慮還沒完全解決的民生問題。
近20年文物破壞甚於“文革”
南都：目前來看，大部分文物古建的拆毀集中在哪一時期？
謝辰生：很遺憾，中國對文物破壞最嚴重的時期不是“文革”，而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後，此起彼伏，到現在都沒有結束，這種破壞的程度比“文革”時嚴重。盡管中央一再強調，還是沒有刹住這股風。
南都：在當時，像濟南老火車站這樣的建築會被認為是某一個曆史時期的象征，拆毀被視為是“抹去陰影”之舉。
謝辰生：事實上，現在很多有價值的文物古建都出自這一時期。建築承載著文化，代表了一段曆史。所以保護古建是保護曆史，保護文化。濟南的老火車站是哥特式建築風格，當時的背景是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這座建築恰恰反映了那段曆史。你拆掉了古建，那就把曆史拆毀了，損失相當大。
城鎮化不能把文物作為牟利手段
南都：如您所說，文物古建損毀最嚴重的時期恰逢城鎮化大規模擴張的過程，城鎮化和文物保護似乎是一個悖論？
謝辰生：對城鎮化的錯誤理解城鎮化就會破壞文物。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是成果。不能把城鎮化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手段，去搞運動、去搞“大躍進”式的發展，大規模拆舊建新。一刀切尤其不可以，各個地方城鎮化的程度不同，有各自的人文風貌，不能“千城一麵”地搞城鎮化。
南都：現在被破壞的曆史文物既有曆史原因造成的，也源源不斷在發生新的破壞。
謝辰生：不管過去還是現在，這麽多年，最大的問題就是經濟利益涵蓋一切，金錢把人心腐蝕了。“一切向錢看”，把文化當獲得經濟效益的手段是錯誤的。但以經濟為主體，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是普遍現象。這個傾向十分可怕，拆或者複建，都是為了地方的G D P，而忘記全麵發展，忽略了文化本身的價值。
樹立文物部門執法權威
南都：那麽城鎮化與文物古建保護之間正確的關係是什麽？
謝辰生：我們今天搞城鎮化要從實際出發。首先就是要堅持保護環境、保護資源的基本國策。因此，必須保護人文環境、曆史文化環境，要搞好規劃。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就是要把保護資源、保護環境作為一個重要的戰略內容來考慮。我們的老祖先創造了這些人文曆史環境，經過這麽多年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人與環境相協調的階段。
南都：第一部《文物保護法》是在1982年製定的，經過社會跨越式的發展，這些法律法規是否還夠用？
謝辰生：在《文物保護法》和各種相關的法規中，都十分明確，地方也已經有或者正在製定相應的實施細則。但最大的問題在於，現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還是受製於利益的驅動，往往地方的文物部門最沒有話語權，行政級別低，也惹不起上級。所以要把權力關到籠子裏，樹立文物部門的執法權威，依法行政，從嚴處罰。
把曆史的沉澱拆成一窮二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