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手一方客
收獲了一種恬靜的生活, 像一條波瀾不驚的小河, 流過春夏 流過秋冬
原標題：百年諾貝爾文學獎和中國作家
（劉再複 寫於一九九八年）
盡管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很難，但是它在瑞典和西方還是找到不少知音。這些知音們的熱情是很讓人感動的。１９８８年我隨中國作家代表團第一次到巴黎，１９８９年和這之後我又到巴黎五次。在與漢學家們的接觸中，我知道他們不少人喜歡巴金，而且竭力推薦巴金，這固然與巴金曾到法國留學過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巴金確有成就，在幸存的產生於上半葉的一代作家中，巴金是一個當之無愧的代表。如果諾貝爾文學獎能授予他，倒是較為自然，至少中國作家群會比較服氣。盡管他在下半葉的頭三十年，因人文環境的原因未能創作出較有價值的東西，但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中，也是他近入八十高齡之時，還寫下了散文巨著《真話集》，這部大書負載的是中國老一代知識分子的覺醒之語。隻要熟悉中國國情和中國文壇，就會知道，能像巴金這樣做的人很少。與巴金同一時代的作家沈從文，倒是在瑞典找到知音，而第一個知音就是馬悅然。馬悅然告訴我，早在他的青年時代就喜歡沈從文，但不敢譯，美麗的文字是不能輕易譯的。直到１９８５年，他被選為瑞典文學院院士之後才著手翻譯沈從文的作品。１９８７年，他所譯的《邊城》瑞文版正式出版，緊接著，沈從文作品集又出版，沈從文代表作的翻譯和出版，成了瑞典文學界的盛事。沈從文也立即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並進入最前列。
據懂得瑞典文的朋友告訴我，馬悅然翻譯的沈從文作品漂亮極了。從１９４８年翻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開始，到了１９８７年，馬悅然已經曆了４０年的中國文學翻譯生涯。４０年間，他翻譯了老舍、聞一多、艾青等許多中國作家詩人的數百種作品，並翻譯了《水滸傳》(《西遊記》是九十年代才完成的另一工程)和四卷本的二十世紀中國詩歌與散文選集，因此，到了翻譯沈從文的作品時，譯筆已完全成熟，因此，瑞典文本的沈從文作品集一旦問世，馬上贏得瑞典人的審美之心。
馬悅然是瑞典文學院中唯一懂得漢語的院士，因此，他在擔任院士後便更加努力翻譯中國現代、當代的作品，更加關注中國當代文學。沈從文去世之後，他又選擇了北島、高行健、李銳作為他的主要譯介對象。他和北島認識得比較早，並翻譯了北島的全部詩作。這也許是緣分，馬悅然真是非常喜歡北島、顧城、楊煉的詩。我在瑞典的時候，常常聽到馬悅然談起他們的名字。那時顧城在德國，馬悅然多次和我說，真想請顧城再到瑞典，就是一下子找不到錢。他稱顧城是“會走路的詩”，衷心地愛他，可是顧城後來卻發生那樣的悲劇與慘劇，辜負了馬悅然一片情意。他認為北島創造了一種全新的語言，是前人沒有的，而楊煉則是尋找的詩人，可以回到先秦的時代。馬悅然覺得他們都年輕而富有活力，也許可以展示中國新詩的未來。也因此，馬悅然非常關注他們前行的足音，把他們當作朋友。９２年深秋的一天，馬悅然夫婦聽說我和妻子采蘑菇采得入迷了，非常著急，就警告我說：以後不許你再去采了，中毒了怎麽辦？他還告訴我，楊煉來瑞典時也采得入迷，為了安全，不得不把他的住房搬遷到一個沒有蘑菇的地方。
高行健是他喜愛的另一位作家與戲劇家。他首先看中高行健的戲。１９８８年１２月我初次到瑞典時，他就對我說，高行健的每一部劇作都是好作品。當時他很高興地捧起一大疊手稿，告訴我說，這是高行健剛剛完成的長達４０萬字的長篇小說，可是都是手寫的，他讀得很費力，不知道怎麽辦？我因為也喜歡高行健的劇作和他的其他文字，所以就說，讓我把稿子背回中國，打印好了再寄還給你。於是，我把《靈山》初稿帶回了北京，打印校對好了之後，我請瑞典駐華使館的文化參讚交給馬悅然。馬悅然接到打印稿後立即譯成瑞典文，因此，《靈山》的中文本尚未出版，瑞典語《靈山》譯本已經出版了。《靈山》長達六七百頁，而且與中國小說的傳統寫作很不相同，它沒有連貫性的人物與故事，結構十分複雜，第一人稱“我”同第二人稱“你”實為一體，後者乃是前者的投射或精神的異化。第三人稱“他”則又是對第一人稱“我”的靜觀與思考。全書８１章，便由這三者分為三個層次。除了結構心理複雜之外，文化內涵也相當複雜，它揭示了中國文化鮮為人知的另一麵，即他所定義的中國長江文化或南方文化，換句話說，也就是被曆代政權提倡的中原正統教化所壓抑的文人的隱逸精神和民間文化。這部小說，上溯中國文化的起源，從對遠古神話傳說的詮釋、考察，到漢、苗、彝、羌等少數民族現今民間的文化遺存，乃至當今中國的現實社會，通過一個在困境中的作家沿長江流域進行奧德賽式的流浪和神遊，把現時代人的處境同人類普遍的生存狀態聯係在一起，加以觀察。對許多讀者來說，《靈山》可不是那麽好進入的，閱讀起來非常費勁。而馬悅然，一個非中國人，卻能如此欣賞《靈山》，譯得非常漂亮，我相信，翻譯者如果沒有一種感情，沒有一種精神，是難以完成如此艱巨的工程的。《靈山》的法譯本在１９９６年於巴黎出版。出版時法國左、中、右各報均給予很高的評價。
高行健還有其他許多作品也已譯成瑞典文、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匈牙利文、日文和弗拉芒文出版。他的劇作在瑞典、德國、法國、奧地利、英國、美國、南斯拉夫、台灣和香港等地頻頻上演。西方報刊對他的報導與評論近二百篇。歐洲許多大學中文係也在講授他的作品。他在當代海內外的中國作家中可說成就十分突出。
除了北島與高行健之外，馬悅然還努力譯介、推崇立足於太行山下的小說家李銳。
李銳的短篇小說集《厚土》，馬悅然在十年前就注意到，並很快就翻譯出版。近幾年，他又翻譯了李銳的長篇小說《舊址》，大約不久後也可以問世。李銳的兩部最新長篇小說《無風之樹》與《萬裏無雲》馬悅然也很喜歡，他告訴我，這兩部小說就像詩一樣。在和我的幾次通訊中，他都對《舊址》稱讚不已。馬悅然本人具有很濃的詩人氣質，一旦遇到自己心愛的作品，則表露無餘。從１９９６年開始，他就一直念著，希望９８年秋天能到太行山下去看看李銳，隻是因為太忙，至今還未能成行。
馬悅然是有藝術眼光的，李銳的《厚土》、《舊址》確實是不同凡響的傑作。我在一篇短文中這麽說：“我真的非常喜歡李銳的小說。他的《厚土》早就讓我沉醉。呂梁山下那些貧窮的莊稼漢，那些純樸中的狡黠，善良中的愚昧，那些讓人發笑又讓人心酸的性糾葛的故事，每一篇都那麽精粹又那麽深厚地展示一個真實的中國。李銳的短篇是真正的短篇，短而厚實，精粹而精彩。而《舊址》則是真正的長篇，這個‘長’不是篇幅的冗長(僅三百頁)，而是它容下了從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整一個革命曆史時代，並氣魄宏大地書寫了跨越三代人的中國革命大悲劇。”我的這篇短文，是讀了我的朋友葛浩文教授的《舊址》英譯本之後寫的。
葛浩文是李銳的另一知音，他把《舊址》譯為《銀城》。出版不久，美國最權威的書評雜誌Publisher Weekly就加以推廣。美國作家Iisa See評論說：“這是我讀到的有關中國的書籍中最令人驚歎的一本，它是中國的《齊瓦哥醫生》。”近日葛浩文告訴我，《銀城》的銷路不太好，這雖可遺憾，但也不奇怪。如果說馬悅然是把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瑞典文的最積極、最有成就的翻譯家，那麽，葛浩文可以說是把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文最積極、最有成就的翻譯家了。夏誌清教授去年在《大時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選》的序言中，說葛浩文是“公認的中國現代、當代文學之首席翻譯家”，這一評價是公正的。葛浩文的英文、中文都出類拔萃，偏又異常勤奮，因此翻譯成績便十分驚人。
迄今為止，被他譯為英文出版的中國小說和其他文學作品有蕭紅的《呼蘭河傳》、《商市街》、《蕭紅小說選》；陳若曦的《尹縣長》；黃春明的《溺死一隻老貓》；楊絳的《幹校六記》；李昂的《殺夫》；端木蕻良的《紅夜》；張潔的《沉重的翅膀》；白先勇的《孽子》；艾蓓的《綠度母》；賈平凹的《浮躁》；劉恒的《黑的雪》；老鬼的《血色黃昏》；蘇童的《米》；古華的《貞女》；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李銳的《舊址》；虹影的《饑餓的女兒》；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朱天文的《荒人手記》以及中國當代短篇小說選《毛主席看了會不高興》等。葛浩文特別推薦莫言，他的代表作，幾乎每部都譯，已出版和譯畢的有《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酒國》，正在譯的有《豐乳肥臀》。我到科羅拉多大學“客座”多年，感到老葛口裏最積極的詞匯便是“莫言”二字。其對莫言的愛超過了蕭紅。幸而我也喜歡莫言，所以就有許多共同語言。去年我有一篇短文，題目叫做《莫言：中國大地上的野性呼喚》。文中有一段我這麽說：
莫言沒有匠氣，甚至沒有文人氣(更沒有學者氣)。他是生命，他是搏動在中國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氣與蒸氣。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紅高粱》的出現，乃是一次生命的爆炸。本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作家，沒有一個像莫言這樣強烈地意識到：中國，這人類的一“種”，種性退化了，生命萎頓了，血液凝滯了。這一古老的種族是被層層疊疊、積重難返的教條所窒息，正在喪失最後的勇敢與生機，因此，隻有性的覺醒，隻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隻有充滿自然力的東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燒，中國才能從垂死中恢複它的生命。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和赤熱的紅高粱，十年後的豐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圖騰和野性的呼喚。十多年來，莫言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在敘述方式上並不重複自己，但是，在中國八九十年代的文學中，他始終是一個最有原創力的生命的旗手，他高擎著生命自由的旗幟和火炬，震撼了中國的千百萬讀者。
在北美，除了葛浩文之外，還可以看到其他中國文學的知音和積極傳播者，如王德威、詹森、杜邁可、戴靜等。王德威主編的《狂奔·中國新銳作家》，收入莫言、餘華等作家的小說(也有香港作家)，已於１９９４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詹森翻譯的殘雪的兩本小說集《天堂裏的對話》(收入短篇小說十幾篇)和《蒼老的浮雲》(收入中篇小說兩篇)。詹森與中國學者張健合作，使翻譯更為成功。《紐約時報書評》通過譯本發現中國也有類似卡夫卡的描寫頹敗的傑出女作家。這位女性作家筆下的“諷刺性寓言”和絕望感，讓書評家感到驚訝。殘雪的確是個具有獨特思路、獨特視覺、獨特文體的作家，我在自己的文字與講演中，多次推崇她。王安憶近年突飛猛進，她與殘雪應是中國當代兩位最有才華的女作家，我衷心祝福她們前程無量。
由於葛浩文教授如此努力譯介、推薦，莫言應當會逐步進入瑞典文學院的視野。除了文學研究教授有推薦權之外，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也有推薦權。而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在獲獎不久就發表了一個講話，表明他欣賞中國當代的兩位小說家，一位是莫言，一位是鄭義。這自然使莫言更引人注目。但莫言的小說至今沒有瑞典文譯本，他要在瑞典贏得知音還需要時間。而鄭義的小說則連英譯本也沒有。鄭義的兩部中篇小說《老井》與《遠村》的確是難得的精彩之作，《老井》比較著名，而我則特別喜歡《遠村》。這兩部中篇出現之後，鄭義到廣西對吃人現象做了實地調查，寫了長篇報告，但這部作品恐怕是社會學價值超過文學價值。我９２年剛到瑞典時，羅多弼教授和陳邁平先生就告訴我，因為他們把鄭義長篇中的一章譯成瑞典文在報上發表，立即引起強烈爭議。幾位社會學者譴責報紙發表這種文章。文明發展到今天，怎麽可能發生吃人現象。瑞典報紙說中國吃人，這是不是種族偏見？問題提得很尖銳，羅多弼教授讓我寫一篇文章談談看法。我就寫了一篇“也談中國的吃人現象”，由羅教授譯成瑞典文發表在斯德哥爾摩的報紙上。我在文中說明：廣西的吃人現象發生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時間，那時社會處於無序狀態。而中國自古以來確有吃人現象，“五四”時期魯迅在《狂人日記》中以“吃人”二字批判中國的虛偽文化後，吳虞便寫了《吃人與禮教》一文，例舉了史書上所記載的確鑿無疑的吃人事實。魯迅和吳虞自然不是不愛國，也不是種族自虐。在本世紀日本文學中，川端康成與大江健三郎分別屬於相對的兩極，前者是唯美主義者，遠離社會風煙；後者則熱烈擁抱社會，批評社會。瑞典文學院能以寬闊的文化情懷兼容兩者，是值得稱讚的，隻是這兩者之外更大的作家三島由紀夫卻未能進入諾貝爾文學家族，卻是可惜。作為一個熱烈擁抱社會而取得成功的大江健三郎，他喜歡莫言與鄭義是可以理解的。
（選自劉再複的《論高行健狀態》）
想問一個問題：假如莫言沒有在極度的物資匱乏和精神生活匱乏的條件下長大，莫言會成為莫言嗎？聽了他怎麽develop他的想象力，我真是覺得無比悲哀！
什麽是野性？原始的性的驅動力可以算，但赤裸裸的暴力和血腥是野蠻而不是野性。他的有些作品確是讓人感到惡心。我們難道向往蒙古人用馬刀劈人的那種野性嗎？
補充一下：川端康成的作品絕不是與社會脫節的。劉再複對此的陳述非常偏頗。
謝謝LZ好文分享！
很享受文章中關於高行健的部分。莫言嘛，本人水平有限，實在欣賞不來。對王安憶的評論也不敢苟同。非常喜歡川端康成的作品，正是因為他，本人還對日本人有所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