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講壇”是深圳特區報創刊30年的慶祝活動。講壇的第一個主題是:“國民教育與高校改革”。將有三位主講人:武漢大學原校長劉道玉;中科大原校長、現任南方科大校長的朱清時;北大中文係主任陳平。今日下午2∶30至4∶00在深圳特區報業大廈舉辦第一講,由劉道玉主講。下麵是深圳特區報記者秦小豔的報道:
“中國大學都一個麵孔,都追求大而全,就像什麽都賣的百貨公司”;“高考暫時不能取消,取消的直接後果就是‘開後門’成風”;“中國教育需要從知識遊戲轉向思想遊戲”……
受邀參加深圳特區報“名家論壇”的武漢大學原校長劉道玉接受專訪。從高考製度改革、中國高等教育發展麵臨的問題,到理想大學的建設,一個多小時的采訪和演講中,這位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奮鬥一生、呐喊一生的老教育家,始終侃侃而談。
犀利的觀點,縝密的邏輯,極富感染力的語言,如果不是他偶爾側臉重複詢問記者的問題,記者常常會忘了身旁是一位年近8旬,右耳失聰的老人。
中國教育應從知識遊戲轉向思想遊戲
“中國教育訓練了一批批很會考試的機器人。”劉道玉表示,中國學生的知識掌握程度在世界名列前茅,但學習能力卻很靠後,這與中國教育的“遊戲規則”不無關係。
中式教育“遊戲規則”強調知識的傳授,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中國孩子每個階段的教育都伴隨著考試,每個人都身經百戰。他舉例說,中國學生回家後,家長問得最多的是“考試考了多少分”,而美國家長關心的是孩子“今天在課堂上提出了什麽特別的問題”。美國的小學生就能獨立到圖書館查資料、作文獻說明,但中國的大學生都不一定具備這種能力。此外,中國孩子迷信權威、迷信名家、迷信老師,“迷信”扼殺了他們的想象力與綜合能力。
“如果我們的基礎教育是成功的,為什麽會出現‘高分低能’?為什麽會出現沒有後勁?”他認為,知識僅僅是一種對人類過去實踐的記錄,知識的多寡、成績優劣與人的能力沒有關係,中國教育需要改變“遊戲規則”,從知識遊戲轉向思想遊戲。
對此,他提出“思想之光”理論,認為教育應培養學生的“四力”——想象能力、質疑能力、批判能力和反思能力。
高考取消會導致“開後門”成風
中國教育的重知識輕能力與“一考定終身”的現行高考製度不無關係。近年來,取消高考的聲音此起彼伏,近日出現的湖北孝感的“吊瓶班”、東莞的“赤膊班”等事件,再次把矛盾指向高考。“很多人認為高考就是萬惡之源,覺得取消了問題就解決了,其實取消了會更亂。”劉道玉認為,高考取消後的直接後果是學生免試推薦上大學,免試推薦的結果是“開後門”成風,社會不公成風。
“高考改革關鍵不是考的問題,而是錄取的問題。”他給記者列舉了一個他理想的“高考改革路線圖”:第一步是獨立考試,由國家考試院根據教學大綱獨立命題組織考試;第二步是由大學獨立錄取;第三步是分類考試,組織藝體類、少數民族自治區等不同類別的單獨考試。同時,為杜絕不公,取消各類形式的高考加分。
高校不是“百貨公司”,不應追求大而全
一生致力於高等教育改革的劉道玉曾寫過一本書《中國高校之殤》,在書中深刻分析了中國高等教育麵臨的問題,總結起來有5大部分:大學理念之惑,大學體製之禍,校長遴選之錯,大學學風之浮,教育改革之難。
談及中國高校存在的問題時,劉道玉眉頭緊鎖神情憂鬱。他特別提出了中國高校的一個怪相:沒有特色,個個像開百貨公司。他舉例說,雖然在辦學規模上、辦學水平上,不同的學校肯定會有差別,但是它們在體製上、辦學模式上沒有區別。
“他們都在積極地擴張,追逐萬人大學的目標;都在趕時髦,爭設所有的熱門學科,即使最小的學校都辦起了法學院、商學院;都在努力地申辦各個階段的學位授予權,認為隻有研究生、博士生階段的教育才高級體麵。”劉道玉說,這是中國高校很失敗的一個方麵。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高校既有公立大學也有私立大學,既有超過10萬人的超大學校,也有隻招6個學生的“袖珍”學校,既有男校也有女校,每個學校都有著不同的特色、強項與管理體製。比如,哈佛大學是校長說了算,耶魯大學是教授說了算,哈佛大學有學派沒有思想,耶魯大學有思想沒有學派,沒有一所學校是雷同的,這些都是值得中國高校深思與學習的。
理想大學應學術至上立足長遠
“中國高等教育問題很多,但我不悲觀,我相信,曆史會前進,未來中國會產生一批理想的大學。”一直對中國教育改革懷有理想主義情結的劉道玉表示,自己正打算寫一本《理想大學》的書。
任何一所理想大學都是個性化的。劉道玉心目中的理想大學的基石是:以人為本、大學獨立、思想自由、學術至上、民主學風和創造不止。“大學教師一定要視學術為生命,像出家人那樣用一生去追求,不考慮評獎、職稱,放棄功名利祿,我們需要這樣的教師,也需要這樣大學。”劉道玉很認同哈佛大學曆史上第一位女校長福斯特在就職演說中的一段話:“一所大學,既要往前看,也要往後看,唯一不能隻看眼前。”他說,向後看才能知道曆史,以史為鑒;往前看,是因為一所精英大學應當著眼未來,唯獨不能隻看到眼前的利益。
“陳景潤在今天肯定會被解聘,因為他不發表論文,也沒有成果,在證明出哥德巴赫猜想之前,早就得下崗了。”他認為,一所大學不能定位於為國家和經濟利益服務,因為國家利益有當前和長遠之分,很多大學因為眼前利益阻礙了視野,而不願去追逐更長遠的利益,這對大學的長遠發展,以及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都是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