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中國貢獻者--- 劉道玉

年老未敢忘憂國---用在教育家劉道身上太恰如其分了。  在中國教育界，如果說今天還有人為教育整天奔走呼號，那大概就隻有他老人家了。

“針對我國高等教育存在的問題，在上個世紀80年代，我大膽的進行教育體製改革，首創了一係列嶄新的教學製度，營建了自由民主的校園文化，甚至把政治輔導員製度都給取消了，以導師製取而代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那時的武漢大學被讚譽為中國高校的“深圳”和“解放區”。我被免去職務以後，使我失去了改革的舞台，於是我由教育改革的實踐者變成了教育弊病的評判者和教育改革的呐喊著，這是受到了我的職業良知的驅使。我的呐喊，對我國教育當局是沒有絲毫作用的，也不可能得到他們的反饋。他們閉目塞聽，從未反思過決策中的錯誤，以至於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但是，我的呐喊在民眾中卻得到了積極的反響。”--- 劉道玉
  
對話中國貢獻者---劉道玉       來源: 網易 2010-08-01

【導讀】

　　劉道玉是中國教育改革的傑出代表，他對中國教育創新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劉道玉就提出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問題，並確立了高教改革在當代中國教育中的地位。劉道玉在1981年—1988年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期間，倡導自由民主的校園文化，推動學分製、主輔修製、插班生製、導師製、貸學金製、學術假製等改革，領風氣之先，拉開了中國高教改革的序幕，被譽為“武大的蔡元培”。

【對話】

　　記者：首先恭喜您獲得了網易2011年度中國貢獻者的稱號。您能向網友們說說您的獲獎感受嗎？

　　劉：我首先感謝網易組織了這次評選活動，感謝廣大網友對這次評選活動的積極參與，感謝評審組的專家們的嚴肅、嚴謹和公正的評選！我能夠獲得網易首屆中國貢獻者的稱號，這既是一個莫大的榮譽，也是對我的巨大鞭策，我將一如既往地關注我國的教育改革，研究教育改革，繼續為我國教育改革而呐喊！

　　記者：您能談談對“中國貢獻”的理解嗎？

　　劉：“中國貢獻”是一個很大的題目，我的理解是，貢獻有廣義和專義之分。從廣義上說，在各條戰線上的每一個工作者，都在不同的崗位和以不同的方式為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作貢獻。從專義上說，國家各有關部門都設置了評選各類貢獻者（或勞動模範）的標準，凡是達到這些標準並通過正式的評審者，被授予某種榮譽稱號，這就是特種意義上的貢獻者，猶如網易這次評出的首屆中國貢獻者一樣。作為一個退休近20年的老教育工作者，深感自己精力已衰，貢獻微薄，本不足掛齒。但是，網易組織的評審組評選我為首屆中國貢獻者，並不是說我做出了多麽大的成就，而是對我踽踽獨行在教育改革道路上的精神認可。我將以孔子的“三忘”精神為勉勵，做到“年老未敢忘國憂”，為步履艱難的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竭盡綿薄之力！

　　記者：您曾說過，要是南科大不進行“解放思想”就難繼續發展。“思想解放”對當下的南科大意味著要做些什麽？

　　劉：中國現在並不缺少一所大學，也不在乎多招或少招幾千名大學生，而是希望南科大成為一個高教改革的試驗田，以帶動步履艱難的中國高等教育改革，這也就是朱清時校長辦學的初衷。雖然我對深圳市政府設計的南科大模式並不甚滿意，但我對朱清時校長提出的“三自”（自主招生、自授文憑和自授學位）方針是堅決支持的。但是，朱校長履職已兩年多了，但南科大的籌備遇到了巨大的困難，爭論也一直不斷。這裏涉及到諸多問題，思想解放是個關鍵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當下南科大遇到的困難就難於解決，要想辦成教育改革的試驗田更是難上加難。

　　我說的解放思想，包括南科大的辦學者，但更主要的是指中央、省、市三級政府要解放思想，大力放權，減少甚至放棄對學校的幹預，賦予南科大真正的獨立自主的辦學權。對於南科大辦學者，決不能沿襲任何大學的辦學模式，無論是中科大或是港科大也好。在教育體製、教育方針、教學製度、教學模式、教師管理、大學招生等方麵，一定要突破舊大學的窠臼，走一條嶄新的路子，這樣才能稱為名副其實的改革試驗田，對其他大學也才有借鑒的意義。

　　記者：您從事了多年教育工作後，我國高等教育體製主要存在哪些問題？麵對這些問題，您做過些什麽努力？這些努力得到什麽回饋？

　　劉：我從事高等教育領導與管理工作先後共22年，退休後繼續研究教育和倡導改革改革又有23年了，總共45年了。80年代擔任大學領導者的人中，目前依然研究教育改革，可能我是唯一的人了。根據我長期的體驗和觀察，我國高等教育體製上的問題主要有：以集權為特點的大一統的教育體製，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幾乎壟斷了一切教育資源，把持著一切決策和管理的權力；以計劃經濟思維方法指導全國高等教育工作，動輒製定名目繁多的“教育工程”或者規劃，使大學喪失了獨立性和特色；以唯意識形態正確為標準，使獨立之精神和思想之自由成了禁區，使思想教育工作流於說教式的形式主義；以“好大狂”指導高等教育的發展，從而導致了高等教育追求大而全，使形式主義盛極一時；以官本位為主導，領導幹部官僚主義化，行政部們衙門化，嚴重脫離群眾，等等。

　　針對我國高等教育存在的問題，在上個世紀80年代，我大膽的進行教育體製改革，首創了一係列嶄新的教學製度，營建了自由民主的校園文化，甚至把政治輔導員製度都給取消了，以導師製取而代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那時的武漢大學被讚譽為中國高校的“深圳”和“解放區”。我被免去職務以後，使我失去了改革的舞台，於是我由教育改革的實踐者變成了教育弊病的評判者和教育改革的呐喊著，這是受到了我的職業良知的驅使。

　　近20年是我國高等教育冒進的時期，也是我發表批評意見最多的時期，我總共發表了200多篇的評論文章。其中，既有批評也有積極的整頓和改革的建議。我的呐喊，對我國教育當局是沒有絲毫作用的，也不可能得到他們的反饋。他們閉目塞聽，從未反思過決策中的錯誤，以至於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但是，我的呐喊在民眾中卻得到了積極的反響。例如，2009年2月26日 在《南方周末》發表的“整頓高等教育十意見書”，就引起了強烈的方向。據不完全的統計，全國幾百家報刊和網站轉載，發表5000多條正麵的評論，如“教育改革的春雷響了”、“治理教育亂象的一劑良藥” ……聽到民眾的這些聲音，我已知足了，我的呐喊沒有白費！

　　記者：清華百年校慶之際，您在《看曆史》上寫了要求清華反思的文章，為何選擇在歡慶的氣氛裏反思？您後來是否得到了清華的回應？

　　劉：我一向是說真話的，非常反感人雲亦雲的趨勢思維方法，也反對歌功頌德和搞形式主義的作派。“大學需要反思精神”一文就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寫的，是《看曆史》雜誌編輯部主動約請我寫的，他們許諾文章體裁、篇幅和觀點都不受限製，正因為有了這個前提，所以我才同意撰寫。適逢今年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建校150周年，而他們不搞豪華的慶祝活動，但卻用150天進行反思，該校如何繼續走在世界科學研究的前沿，怎樣解決人類麵臨的最緊迫的問題。然而，我國大學都沒有反思，所以我就借清華百年校慶之際，說出了我最想說的問題。我沒有得到清華大學官方的任何反饋，但在民間卻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一個時期間以來，國內外的華人學者紛紛議論這封信，各大學的師生也都通過電子郵件傳遞這封信，這使我感到很欣慰。一位著名作家在給我的信中寫道：“你的大作拜讀了，極好，是一篇有著自己獨特觀點的文章、屬於思想家型的佳作。人家校慶，所有的人都會說一些歌功頌德的話，討個喜慶；唯獨你直言不諱地針砭清華大學乃至於我國教育的時弊，是真正的人文精神。我寫過一篇文章，講述人文的主要功能是批評時弊，我們是不謀而合。”

　　記者：您2009年提出取消自考，把辦學中的浮誇風壓下去。在您看來，長此以往的話，我國的高等教育會發展成什麽樣子？

　　劉：我提出取消自學考試是有個前提，即我國大學毛入學率已經實現了大眾化，有三分之一的省市甚至實現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毛入學率超過50％）。可是，在1978年，我國大學毛入學率尚不到1％，所以出現了千軍萬馬爭過獨木橋的狀況。為了緩解上大學的壓力，也為了滿足部分學生上大學的需要，當時全國教育工會主席方明同誌提出自學考試的建議，獲得了教育部的同意。30多年以來，自學考試發展凶猛，成為全國第一大考。雖然自學考試滿足了部分學習者的需要，其中也不乏有真正的成才者。但不可否認的是，自學考試沿襲了“文憑至上”的弊端，同時各種弄虛作假的現象頻頻發生，現在到了不得不整頓的時候了。

　　取消自學考試並不意味著忽視自學，恰恰相反，我們應當大力提倡自學，它是學習成才的關鍵。古今一切大學問家、大學者，無不是通過自學而獲得成功的。繼國學大師章太炎、黃侃之後公認的國學大師是錢穆和張舜徽，然而錢穆沒有上過大學，而張舜徽連一天校門都沒有進過，但他們卻是真正的國學大師。

　　當前，我國大學犯了狂躁病，“好大狂”成了發展高等教育的唯一指導思想。凡事以大為好，追求大甚至到了瘋狂的程度，如大擴招、大合並、大改名、大學城等，甚至連科研管理部門也從科變處再變為部，而現在又升格為科學技術研究院和社會科學研究院了。這種浮躁風不製止，就不能營造安靜的治學的環境，學者們也不能安貧樂道地探求高深的學問。最後，勢必降低教學質量，也將嚴重影響我國大學的學術水平，一流水平大學不是離世界越來越近了，而是越來越遠了。

　　記者：如果想要根治教育體製中存在的問題，應該從哪些方麵入手呢？

　　劉：俗話說，“冰凍三日非一日之寒”，用這話來形容我國高等教育是恰如其分的。20多年了，我國高等教育一直是在瞎指揮和冒進中進行的，而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隻搞了不到兩年。但是，1961年中央在廬山會議上製定了《高教六十條》，通過整頓和調整，迅速的使我國高等教育走上了正規。可是，我國當今的高等教育已經高歌猛進20年了，其間從來沒有進行過調整或是鞏固，所以問題積重難返。

　　怎麽辦？以我之見，似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製定新的《高教六十條》，對我國高等教育進行徹底整頓，我發表的“整頓高等教育十意見書》不妨可供參考，但更需要在較大的範圍內征求各界的意見，以便做到集思廣益。應當看到，我國高等教育是“帶病”運行的，諱疾忌醫隻能是釀稱大病，其結果是不堪設想的！

　　其次，應當以立法的形式確定我國各大學的功能，限定研究型大學和博士學位點的數目，各類大學各司其職，不準亂串位；大學教授嚴格實行定編，堅決克服近親繁殖，營造自由、民主、爭鳴和批評的學風。

　　再次，國家教育部必須轉變職能，堅決下放權力，把大學從唯意識形態和計劃經濟思維中解放出來，把辦學權歸還給大學。國家成立獨立的全國考試委員會，實行考與錄分開的作法，從重考轉向重選拔；成立全國教育撥款委員會，按照撥款法增加和分配教育經費，杜絕人情和行賄、受賄；成立獨立的評審委員會，對各類學術、職稱、成果、教學質量進行評審。這3個委員會，實際上是對教育部削權，迫使教育部逐步過渡道宏觀管理上麵。

　　記者：在經曆了一些挫折後，您對教育工作的熱情和堅持依舊一如既往，是什麽信念支撐著您一直堅持下去呢？

　　劉：我的確經曆了一些挫折，但是我對教育改革的追求一直沒有動搖，這是由我的個性和信念決定的。我的個性是“說話不留餘地，辦事不留後路”，我有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使命感和擔當。如果要問是什麽信念支撐著我？這個信念就是對教育的摯愛，是摯愛教育使我百折不撓，在困難麵前，我從沒有言退，更沒有言棄。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辦理想大學一直是我的追求，改革者和理想主義者是一致的，因為隻有理想主義者才想變革不合理的現實。我畢生研究創造教育，求新、求變、求特是我的座右銘，凡事我都是追求完美無瑕。但是，理想主義者往往也大多是失敗者，因為理想是無止境的，一個人終究不可能去實現其理想。但是，我相信後來者一定會沿著改革者的足跡前進，去追求人類美好的理想！我堅信這一點！

　　記者：現在越來越多的企業也投身到社會公益中發揮自己的作用，您以為企業應當充當怎樣的貢獻角色呢？

　　劉：企業家投身到社會公益事業中，這是一個值得稱道的大好事，是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社會公益事業範圍很廣，包括教育、醫院、扶貧、賑災等。我們現在看到的多是在辦希望小學、扶貧、賑災、助殘等方麵，但少有捐助大學教育的，這是我國與發達國家差別最大的一個方麵。我國的富豪越來越多，向公立大學捐款絕不是最佳的選擇，因為那畢竟是填不滿的“大鍋飯”。我希望中國的企業家和富豪們，在創辦中國高水平的私立大學方麵充當主要的角色，使我國在未來有自己的“常春藤”那樣高水平的私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