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手一方客
收獲了一種恬靜的生活, 像一條波瀾不驚的小河, 流過春夏 流過秋冬
正文
作者：吳敬璉
近兩年來，中國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方麵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在有些人看來，中國靠的就是國家的行政手段。他們把這種行政手段看作“強有力的宏觀調控”，看作中國特有的“政治優勢”。有些政府部門運用行政手段來調控經濟，似乎也越來越得心應手。那麽，這種行政手段究竟效果好不好？中國現在是不是存在過度使用國家行政調控手段的傾向？這些手段符合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嗎？國家調控和法治經濟又有什麽關係？如果要深化經濟體製改革，並創造條件，使政治體製改革、社會體製改革、文化體製改革與經濟體製改革一起整體推進，那麽，這些問題就必須首先思考清楚。
行政幹預的功效不應誇大
在計劃經濟體製下，政府是全能的，從宏觀經濟到微觀經濟“一竿子插到底”,用行政命令控製。而建立市場經濟體製過程必然涉及對國家機器的改革。
坦率地說，在改革開始後相當長的時間裏，對於經濟體製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之間的關係，我並不是很清楚。我曾經認為，隻要把市場建立起來，它就會自動要求建立規範的社會規則和製度。至於上層建築方麵的改革如何推進，自會有政治家去照管。但是，到了上世紀80年代後期，我卻發現事情並不這樣簡單。
首先出現的問題是腐敗現象的蔓延，典型的問題80年代後期的“官倒”現象和其後的股市黑幕。這些問題的症結在於公共權力介入了市場交易，形成了公權力的私用。
在80年代後期討論腐敗問題的時候，大多數經濟學家把問題的實質歸結為“尋租”。所謂“尋租”，就是由於公共權力介入市場交易，產生了“租金”，於是，就會有人買通權力去獲得租金。行賄受賄的本質就在這裏。由於公共權力超出了它在市場經濟中的應有範圍，形成了尋租的製度基礎。為了從根本上遏製腐敗，就要用法律來劃定公權力的行使範圍，防止其濫用。
在中國這樣一個在曆史上長期高度集權的國家，如同政治學家鄒讜教授所說，曆史上的中國政府就是“全能政府”，什麽事都管，從宏觀經濟一直管到微觀經濟，管到個人的職業選擇和家庭生活。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又是一個計劃經濟社會，政府擁有配置資源的無限權力。所以，政府部門和官員就特別容易利用手中的權力，營造巨大的尋租環境。對於貪贓枉法的官吏來說，擴大這種權力又是特別有利的。所以，尋租和設租的活動就很容易泛濫開來。
因此，80年代中期以後，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加快政治改革和規範政府權力的必要性。
了解了這樣的大背景，再讓我們來觀察應對金融危機的行政幹預問題。
本輪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後，由於出現了社會信用體係的斷裂，為了控製係統性風險進一步擴大，政府常常要用它的信用去補充甚至取代部分商業信用，以便保持社會的金融係統不至於全麵崩潰。這本來是一種短期性做法。但是，在中國的社會條件下，就很容易把它解釋成是一種社會發展的新趨勢。於是，有些人把前幾年有人針對所謂“華盛頓共識”提出的所謂“北京共識”提升到了“中國模式”的高度，說是以強有力的政府控製整個社會經濟體係為特征的“中國模式”將成為世界仿效的榜樣。
這是一種誤解。實際上，運用政府的力量穩定經濟，是世界各國在曆次危機中都采用的。中國的特點是政府介入的強度更大而已。那麽，政府高強度介入經濟，到底是禍還是福呢？我認為，現在還未可定論。從短期看，它成績很大；2009年實施了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投資，10萬億的貸款一下就把增長速度拉起來了。但是，從長期來看，它的後續影響怎樣呢？我們知道，經濟危機期間政府采取的刺激經濟政策早晚都是要退出的，由於我們采取的是政府直接指示銀行放貸款、上項目的辦法，比某些西方國家退出的難度更大。所以，我們要兢兢業業，謙虛謹慎，而不要忘乎所以。如果對運用行政手段應對金融危機的成績做過分樂觀的估計，那是相當危險的。
概括地說，目前的行政幹預並沒有解決權力監督和約束問題，反而在特定時段和某些問題上有所加劇。
政府介入微觀經濟活動是極大危險
政府權力的邊界問題往往可歸結為經濟自由和市場秩序的關係問題。在中國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過程中，我們可以同時看到兩方麵問題：一方麵我們缺乏經濟自由，國家控製太多，民營經濟隻有極少的自由；另一方麵，中國的市場秩序並不是很理想。
想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求經濟體製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配套推進。經濟是配置稀缺資源的體係，光靠它自己不足以自行，需要其他方麵製度的配合和支撐；否則，市場自由交換秩序得不到保證，就會出現混亂，權力的介入還會造成“叢林法則”支配市場，使整個經濟變成了一個尋租場。本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交易主體自由而平等，且不存在外部性，不存在“信息不對稱”現象，通過交易達成的價格，就能夠有效地把資源配置到應該到的地方去。但是，交換是需要秩序的，是需要透明的規則和公正執法來保障的。所以，經濟和政治這兩個方麵的改革應該配合起來推進。
我們的改革就麵臨兩方麵的問題：一方麵，從一個由行政權威控製的計劃經濟轉變成一個自由交換的經濟；另一方麵，就是從行政命令支配的經濟，政府機關和黨政官員的自由裁量權特別大的命令經濟，轉變為一個規則透明、公正執法的法治經濟。
政府有責任提供由透明規則和公正執法構成的市場秩序，但是，有一部分官員認為，其中沒有太大的牟利空間，他們更願意做微觀決策。這樣，就出現了腐敗問題。可以說，這是偷換了政府職能概念。在市場經濟中，政府應該提供的是公共產品，而不是其他。如果政府介入微觀經濟活動，那麽，事情就完全顛倒了。這是我們現在遇到的最大的危險。
人們常說，市場經濟離不開政府的作用。這無疑是正確的。問題是政府應當起什麽作用？政府還是應該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其最主要的內容，是穩定的貨幣發行和穩定的價格水平，這個穩定價格是指穩定價格總水平(不是指個別產品的價格)，但是，這裏常常發生混淆：政府不去管住貨幣發行和穩定物價總水平，而是管個別商品的價格，什麽東西一漲價，政府就加以管製。這樣，就會破壞市場通過相對價格變化有效配置資源的基本機製。
“攻關”和“認定”難以實現技術創新
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過程中，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問題再次被提出。這不是一個新課題，但多年來進展一直不大，原因何在？這也涉及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問題，關鍵在於能否推進改革。
這裏，集中談一談技術創新問題。
競爭性的現代市場經濟體製才是技術創新基礎性的條件。在這種製度下，企業必然是推動技術創新和產品創新的主體，小企業更是主體中的主體。在現代技術創新、現代市場活動中，不能靠政府指令以及政府的各種優惠政策，而需要市場競爭環境和盈利的激勵，使每個企業都主動根據價格信號來選擇最適當的技術，改進產品和工藝；不能由政府越過公司自身的約束去考核和評價企業的“科技含量”，也不宜根據政府的判斷和追求，對企業的創新活動方向發號施令或給予補貼。否則，既容易瞎指揮，把技術進步的方向弄錯，也容易因為技術開發過程中的巨大風險和不確定性加劇軟預算約束問題。
對於習慣於計劃經濟思維的人們來說，由政府直接組織科學技術攻關和新技術的商品化轉化，是效率最高的。這類辦法也許能夠在少數重點趕超項目上取得成就，但是，這並不是實現普遍技術進步的有效方法，也不應該作為整個國民經濟的主要技術政策措施。這套做法基於對技術進步機製的誤解，難於實現普遍的“自主創新”和“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目標。
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上，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要做到這點，首先是不違法設立行政許可和市場準入，其次是不指定技術路線。在我看來，指定技術路線和產品路線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在發展新興產業的過程中，政府需要對所支持產業的有效性作一些研究，而不是把錢直接給予自己“認定”的項目或企業。雖然這是目前政府各部門在執行對新技術的扶持政策時的習慣做法，但是，由於這種補貼方式難以避免隨意性，助長了不公正競爭，實際效果不一定像預期得那樣好。其結果甚至可能是抑製競爭和創新，而且容易滋生腐敗。
近兩年來，中國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方麵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在有些人看來，中國靠的就是國家的行政手段。他們把這種行政手段看作“強有力的宏觀調控”，看作中國特有的“政治優勢”。有些政府部門運用行政手段來調控經濟，似乎也越來越得心應手。那麽，這種行政手段究竟效果好不好？中國現在是不是存在過度使用國家行政調控手段的傾向？這些手段符合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嗎？國家調控和法治經濟又有什麽關係？如果要深化經濟體製改革，並創造條件，使政治體製改革、社會體製改革、文化體製改革與經濟體製改革一起整體推進，那麽，這些問題就必須首先思考清楚。
行政幹預的功效不應誇大
在計劃經濟體製下，政府是全能的，從宏觀經濟到微觀經濟“一竿子插到底”,用行政命令控製。而建立市場經濟體製過程必然涉及對國家機器的改革。
坦率地說，在改革開始後相當長的時間裏，對於經濟體製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之間的關係，我並不是很清楚。我曾經認為，隻要把市場建立起來，它就會自動要求建立規範的社會規則和製度。至於上層建築方麵的改革如何推進，自會有政治家去照管。但是，到了上世紀80年代後期，我卻發現事情並不這樣簡單。
首先出現的問題是腐敗現象的蔓延，典型的問題80年代後期的“官倒”現象和其後的股市黑幕。這些問題的症結在於公共權力介入了市場交易，形成了公權力的私用。
在80年代後期討論腐敗問題的時候，大多數經濟學家把問題的實質歸結為“尋租”。所謂“尋租”，就是由於公共權力介入市場交易，產生了“租金”，於是，就會有人買通權力去獲得租金。行賄受賄的本質就在這裏。由於公共權力超出了它在市場經濟中的應有範圍，形成了尋租的製度基礎。為了從根本上遏製腐敗，就要用法律來劃定公權力的行使範圍，防止其濫用。
在中國這樣一個在曆史上長期高度集權的國家，如同政治學家鄒讜教授所說，曆史上的中國政府就是“全能政府”，什麽事都管，從宏觀經濟一直管到微觀經濟，管到個人的職業選擇和家庭生活。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又是一個計劃經濟社會，政府擁有配置資源的無限權力。所以，政府部門和官員就特別容易利用手中的權力，營造巨大的尋租環境。對於貪贓枉法的官吏來說，擴大這種權力又是特別有利的。所以，尋租和設租的活動就很容易泛濫開來。
因此，80年代中期以後，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加快政治改革和規範政府權力的必要性。
了解了這樣的大背景，再讓我們來觀察應對金融危機的行政幹預問題。
本輪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後，由於出現了社會信用體係的斷裂，為了控製係統性風險進一步擴大，政府常常要用它的信用去補充甚至取代部分商業信用，以便保持社會的金融係統不至於全麵崩潰。這本來是一種短期性做法。但是，在中國的社會條件下，就很容易把它解釋成是一種社會發展的新趨勢。於是，有些人把前幾年有人針對所謂“華盛頓共識”提出的所謂“北京共識”提升到了“中國模式”的高度，說是以強有力的政府控製整個社會經濟體係為特征的“中國模式”將成為世界仿效的榜樣。
這是一種誤解。實際上，運用政府的力量穩定經濟，是世界各國在曆次危機中都采用的。中國的特點是政府介入的強度更大而已。那麽，政府高強度介入經濟，到底是禍還是福呢？我認為，現在還未可定論。從短期看，它成績很大；2009年實施了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投資，10萬億的貸款一下就把增長速度拉起來了。但是，從長期來看，它的後續影響怎樣呢？我們知道，經濟危機期間政府采取的刺激經濟政策早晚都是要退出的，由於我們采取的是政府直接指示銀行放貸款、上項目的辦法，比某些西方國家退出的難度更大。所以，我們要兢兢業業，謙虛謹慎，而不要忘乎所以。如果對運用行政手段應對金融危機的成績做過分樂觀的估計，那是相當危險的。
概括地說，目前的行政幹預並沒有解決權力監督和約束問題，反而在特定時段和某些問題上有所加劇。
政府介入微觀經濟活動是極大危險
政府權力的邊界問題往往可歸結為經濟自由和市場秩序的關係問題。在中國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過程中，我們可以同時看到兩方麵問題：一方麵我們缺乏經濟自由，國家控製太多，民營經濟隻有極少的自由；另一方麵，中國的市場秩序並不是很理想。
想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求經濟體製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配套推進。經濟是配置稀缺資源的體係，光靠它自己不足以自行，需要其他方麵製度的配合和支撐；否則，市場自由交換秩序得不到保證，就會出現混亂，權力的介入還會造成“叢林法則”支配市場，使整個經濟變成了一個尋租場。本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交易主體自由而平等，且不存在外部性，不存在“信息不對稱”現象，通過交易達成的價格，就能夠有效地把資源配置到應該到的地方去。但是，交換是需要秩序的，是需要透明的規則和公正執法來保障的。所以，經濟和政治這兩個方麵的改革應該配合起來推進。
我們的改革就麵臨兩方麵的問題：一方麵，從一個由行政權威控製的計劃經濟轉變成一個自由交換的經濟；另一方麵，就是從行政命令支配的經濟，政府機關和黨政官員的自由裁量權特別大的命令經濟，轉變為一個規則透明、公正執法的法治經濟。
政府有責任提供由透明規則和公正執法構成的市場秩序，但是，有一部分官員認為，其中沒有太大的牟利空間，他們更願意做微觀決策。這樣，就出現了腐敗問題。可以說，這是偷換了政府職能概念。在市場經濟中，政府應該提供的是公共產品，而不是其他。如果政府介入微觀經濟活動，那麽，事情就完全顛倒了。這是我們現在遇到的最大的危險。
人們常說，市場經濟離不開政府的作用。這無疑是正確的。問題是政府應當起什麽作用？政府還是應該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其最主要的內容，是穩定的貨幣發行和穩定的價格水平，這個穩定價格是指穩定價格總水平(不是指個別產品的價格)，但是，這裏常常發生混淆：政府不去管住貨幣發行和穩定物價總水平，而是管個別商品的價格，什麽東西一漲價，政府就加以管製。這樣，就會破壞市場通過相對價格變化有效配置資源的基本機製。
“攻關”和“認定”難以實現技術創新
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過程中，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問題再次被提出。這不是一個新課題，但多年來進展一直不大，原因何在？這也涉及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問題，關鍵在於能否推進改革。
這裏，集中談一談技術創新問題。
競爭性的現代市場經濟體製才是技術創新基礎性的條件。在這種製度下，企業必然是推動技術創新和產品創新的主體，小企業更是主體中的主體。在現代技術創新、現代市場活動中，不能靠政府指令以及政府的各種優惠政策，而需要市場競爭環境和盈利的激勵，使每個企業都主動根據價格信號來選擇最適當的技術，改進產品和工藝；不能由政府越過公司自身的約束去考核和評價企業的“科技含量”，也不宜根據政府的判斷和追求，對企業的創新活動方向發號施令或給予補貼。否則，既容易瞎指揮，把技術進步的方向弄錯，也容易因為技術開發過程中的巨大風險和不確定性加劇軟預算約束問題。
對於習慣於計劃經濟思維的人們來說，由政府直接組織科學技術攻關和新技術的商品化轉化，是效率最高的。這類辦法也許能夠在少數重點趕超項目上取得成就，但是，這並不是實現普遍技術進步的有效方法，也不應該作為整個國民經濟的主要技術政策措施。這套做法基於對技術進步機製的誤解，難於實現普遍的“自主創新”和“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目標。
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上，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要做到這點，首先是不違法設立行政許可和市場準入，其次是不指定技術路線。在我看來，指定技術路線和產品路線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在發展新興產業的過程中，政府需要對所支持產業的有效性作一些研究，而不是把錢直接給予自己“認定”的項目或企業。雖然這是目前政府各部門在執行對新技術的扶持政策時的習慣做法，但是，由於這種補貼方式難以避免隨意性，助長了不公正競爭，實際效果不一定像預期得那樣好。其結果甚至可能是抑製競爭和創新，而且容易滋生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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