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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 對 中歐工商管理學院教授 許小年 的訪談記要 〈二〉）
邢少文
《南風窗》：有一些地方在推行農地入市和農地確權，中央也提出來同地同權同價。
許小年：要從立法上明確農民個人的產權，取消集體所有製，土地才能入市。現在農地入市，流通的是經營權，而不是所有權，解決不了問題。我在湖南做過調查，農民自發組成了合作社，他們反映，合作社發展中最大的問題是得不到銀行融資，不能用土地作為抵押從銀行獲得貸款，因為農民隻有土地經營權，沒有所有權。銀行問他們，你貸款還不了的時候，我能賣你抵押的土地嗎？如果不能賣，我就不能接受土地作為抵押品。所有權是繞不過去的，市場經濟一定是以個人所有權作為基礎的。土地製度改革推不動，原因就是政府與民爭地，政府與民爭利。
半市場半管製的現狀
《南風窗》：去年以來的擴張貨幣政策中，您認為最大的得益者是誰？國有企業甚至被認為是中央政府在此輪金融危機中宏觀調控的有力武器。目前這種貨幣投放方式是否會加強國企對壟斷利潤和低利率的依賴，這也是您所說的利益集團嗎？地方國企數量在減少，央企占有國有資本的比重在上升，怎麽看待這種現象？
許小年：央企資產擴張得很厲害啊，從2002年的7萬億增加到2009年的21萬億，還說沒有國進民退，睜眼說瞎話。市場經濟不需要央企，它壟斷資源，壟斷經營，沒有效率，政策飯、壟斷飯吃得很舒服，誰還會費神去提高效率？央企是賺錢，但有多少是壟斷利潤？如果放開競爭，它還能賺錢嗎？它壟斷了，別人就沒機會，這就破壞了社會公平。既沒效率，又不公平，要央企幹什麽？什麽國家安全啦、支柱產業啦，種種為央企壟斷辯護的說辭都經不起推敲，言外之意都是民企經營就不能保證國家安全，民企不能發展支柱產業，從根子上和源頭上歧視民企。
誰說央企是宏觀調控的工具？這話連凱恩斯也沒有說過，經濟學上有理論依據嗎？如果調控經濟成為政府經營企業的理由，那我們就回到計劃經濟好了。樓價調不下來，是不是要把房地產業國有化？然後命令國有地產商降價？是這個邏輯嗎？國企就能執行調控的任務嗎？如果真是這樣，為什麽國有地產商不但不降價，反而接連拍出 地王？大蒜、綠豆漲價，是要成立國有大蒜公司和國有綠豆專業戶嗎？現在的胡說和辯護已經到了不講理的地步。
《南風窗》：上半年在控製通脹的過程，我們似乎看到發改委和國務院在一再地強調 農產品價格上漲是有人在囤積和炒作。
許小年：市場經濟中，定價權是企業最基本的經營自主權，憑什麽由發改委來管？憑什麽剝奪人家最基本的經營自主權？你去查查我們的《價格法》，哪一條說發改委有管農產品價格的權力？管大豆價格、大蒜價格，符合《價格法》嗎？你管這些價格，舉行過聽證會沒有？西南幹旱，農民惜售，不賣糧了，你能說他們囤積居奇，哄抬物價嗎？你能罰他們的款嗎？現在是看誰不順眼就打誰，不講法律程序，也不講理了。
《南風窗》：整個的宏觀調控中，我們看到一是發改委不斷地上新項目，投資拉動，又限製新項目，治理產能過剩；二是國資委不停地在進行央企的調整。這兩個部門最忙了。
許小年：計劃經濟不需要兩個部門，發改委管規劃、管價格、管投資審批，不就是過去的國家計委嗎？國資委管企業，不就是過去的國家經委嗎？計委、經委都解散了，怎麽換了個名字，又回來了？這不是走回頭路又是什麽呢？
經濟結構是靠市場調整的，不是靠政府的部委，部委從來就沒調整好結構。結構調整通過市場的擇優汰劣完成，是在市場競爭中實現的。政府怎麽知道哪些行業應該發展，哪些行業不該發展，哪些企業有競爭力，哪些沒有？即使知道，它會扶持優秀的民間企業嗎？它隻會扶持國家隊、“共和國長子”(國資委領導語)，也就是央企，因為央企事關國家安全和支柱產業嘛。
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生產的大發展是政府規劃出來的嗎？城鎮民營經濟的繁榮是規劃出來的嗎？外向型企業的成長是規劃出來的嗎？大家公認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是政府扶持出來的嗎？汽車行業政府重點扶持“三大三小”，現在能出口的隻有兩個“偏房”， 吉利和 奇瑞，都是民間自己幹出來的。不競爭哪來競爭力？吃壟斷飯是吃不出競爭力的。
央企進了世界500強，其實那不是500強，按資產排名，隻是500大。能不大嗎？政府給了多少資源，給了多少特殊政策？中國的電信服務價格不知道比國外高多少，老百姓總是抱怨成品 油價，政府定價，央企能不賺錢嗎？不讓長子賺錢，還讓誰賺錢呀？
我們現在大步往回走，走向計劃經濟，走向權貴資本主義。
《南風窗》：權貴資本主義怎麽理解？
許小年：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政府在市場中成為特殊的利益集團，對這個利益集團而言，目前這種半市場半管製的狀態是最理想的，通過管製和審批“造租”，然後拿到市場上“尋租”，就是在市場上把審批權套現。如果推動市場化的改革，就會限製它“造租”的能力，但它也不會取消市場，沒有市場，手中的審批權就沒地方套現。權貴轉化為經濟利益，這樣的市場經濟發展下去很危險，這是印尼蘇哈托的路子，菲律賓馬科斯的路子，壓製民眾的權利和企業的權利，與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方向是背道而馳的。
邢少文
《南風窗》：有一些地方在推行農地入市和農地確權，中央也提出來同地同權同價。
許小年：要從立法上明確農民個人的產權，取消集體所有製，土地才能入市。現在農地入市，流通的是經營權，而不是所有權，解決不了問題。我在湖南做過調查，農民自發組成了合作社，他們反映，合作社發展中最大的問題是得不到銀行融資，不能用土地作為抵押從銀行獲得貸款，因為農民隻有土地經營權，沒有所有權。銀行問他們，你貸款還不了的時候，我能賣你抵押的土地嗎？如果不能賣，我就不能接受土地作為抵押品。所有權是繞不過去的，市場經濟一定是以個人所有權作為基礎的。土地製度改革推不動，原因就是政府與民爭地，政府與民爭利。
半市場半管製的現狀
《南風窗》：去年以來的擴張貨幣政策中，您認為最大的得益者是誰？國有企業甚至被認為是中央政府在此輪金融危機中宏觀調控的有力武器。目前這種貨幣投放方式是否會加強國企對壟斷利潤和低利率的依賴，這也是您所說的利益集團嗎？地方國企數量在減少，央企占有國有資本的比重在上升，怎麽看待這種現象？
許小年：央企資產擴張得很厲害啊，從2002年的7萬億增加到2009年的21萬億，還說沒有國進民退，睜眼說瞎話。市場經濟不需要央企，它壟斷資源，壟斷經營，沒有效率，政策飯、壟斷飯吃得很舒服，誰還會費神去提高效率？央企是賺錢，但有多少是壟斷利潤？如果放開競爭，它還能賺錢嗎？它壟斷了，別人就沒機會，這就破壞了社會公平。既沒效率，又不公平，要央企幹什麽？什麽國家安全啦、支柱產業啦，種種為央企壟斷辯護的說辭都經不起推敲，言外之意都是民企經營就不能保證國家安全，民企不能發展支柱產業，從根子上和源頭上歧視民企。
誰說央企是宏觀調控的工具？這話連凱恩斯也沒有說過，經濟學上有理論依據嗎？如果調控經濟成為政府經營企業的理由，那我們就回到計劃經濟好了。樓價調不下來，是不是要把房地產業國有化？然後命令國有地產商降價？是這個邏輯嗎？國企就能執行調控的任務嗎？如果真是這樣，為什麽國有地產商不但不降價，反而接連拍出 地王？大蒜、綠豆漲價，是要成立國有大蒜公司和國有綠豆專業戶嗎？現在的胡說和辯護已經到了不講理的地步。
《南風窗》：上半年在控製通脹的過程，我們似乎看到發改委和國務院在一再地強調 農產品價格上漲是有人在囤積和炒作。
許小年：市場經濟中，定價權是企業最基本的經營自主權，憑什麽由發改委來管？憑什麽剝奪人家最基本的經營自主權？你去查查我們的《價格法》，哪一條說發改委有管農產品價格的權力？管大豆價格、大蒜價格，符合《價格法》嗎？你管這些價格，舉行過聽證會沒有？西南幹旱，農民惜售，不賣糧了，你能說他們囤積居奇，哄抬物價嗎？你能罰他們的款嗎？現在是看誰不順眼就打誰，不講法律程序，也不講理了。
《南風窗》：整個的宏觀調控中，我們看到一是發改委不斷地上新項目，投資拉動，又限製新項目，治理產能過剩；二是國資委不停地在進行央企的調整。這兩個部門最忙了。
許小年：計劃經濟不需要兩個部門，發改委管規劃、管價格、管投資審批，不就是過去的國家計委嗎？國資委管企業，不就是過去的國家經委嗎？計委、經委都解散了，怎麽換了個名字，又回來了？這不是走回頭路又是什麽呢？
經濟結構是靠市場調整的，不是靠政府的部委，部委從來就沒調整好結構。結構調整通過市場的擇優汰劣完成，是在市場競爭中實現的。政府怎麽知道哪些行業應該發展，哪些行業不該發展，哪些企業有競爭力，哪些沒有？即使知道，它會扶持優秀的民間企業嗎？它隻會扶持國家隊、“共和國長子”(國資委領導語)，也就是央企，因為央企事關國家安全和支柱產業嘛。
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生產的大發展是政府規劃出來的嗎？城鎮民營經濟的繁榮是規劃出來的嗎？外向型企業的成長是規劃出來的嗎？大家公認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是政府扶持出來的嗎？汽車行業政府重點扶持“三大三小”，現在能出口的隻有兩個“偏房”， 吉利和 奇瑞，都是民間自己幹出來的。不競爭哪來競爭力？吃壟斷飯是吃不出競爭力的。
央企進了世界500強，其實那不是500強，按資產排名，隻是500大。能不大嗎？政府給了多少資源，給了多少特殊政策？中國的電信服務價格不知道比國外高多少，老百姓總是抱怨成品 油價，政府定價，央企能不賺錢嗎？不讓長子賺錢，還讓誰賺錢呀？
我們現在大步往回走，走向計劃經濟，走向權貴資本主義。
《南風窗》：權貴資本主義怎麽理解？
許小年：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政府在市場中成為特殊的利益集團，對這個利益集團而言，目前這種半市場半管製的狀態是最理想的，通過管製和審批“造租”，然後拿到市場上“尋租”，就是在市場上把審批權套現。如果推動市場化的改革，就會限製它“造租”的能力，但它也不會取消市場，沒有市場，手中的審批權就沒地方套現。權貴轉化為經濟利益，這樣的市場經濟發展下去很危險，這是印尼蘇哈托的路子，菲律賓馬科斯的路子，壓製民眾的權利和企業的權利，與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方向是背道而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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