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手一方客
收獲了一種恬靜的生活, 像一條波瀾不驚的小河, 流過春夏 流過秋冬
假設一個：現在開發的是二號墓，裏麵是一男兩女。如果開發了並排的一號墓，裏麵也是一男兩女。那該怎麽辦？現在說二號墓是曹公墓的學部委員、教授啊、研究員啊，那臉麵怎麽辦？
假設二個：現在如果開發亳州的觀音山墓，裏麵根本沒有人骨，那該怎麽辦？亳州家人的臉麵該怎麽辦？
假設三個：現在如果開發漳河南習文鄉的曹奐墓，裏麵如果真有男人；並且也有紀錄是曹奐；並且專家也能證明曹奐是曹操的真孫子（不是夏侯家一類過繼來的），那麽是否可以和二號墓的主人作DNA對比？對比的結果不一樣，那該怎麽辦？
假設四個：現在如果開發曹奐墓，裏麵的主人和一號墓的男人DNA比對；如果相同，那該怎麽辦？
.....
數學的列舉法，各種可能都舉證了，才叫證明了。考古能這樣做嗎？是有點不大現實。
假設N個：要是某天某地某墓真的又出現了一個帶有“魏武王常用....."圭碑的墓穴，那該怎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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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最後一天下午，“曹操高陵考古發現說明會”在鄭州舉行。
說明會召開的前一天，潘偉斌連夜從“曹操高陵”考古發掘現場趕回鄭州。潘偉斌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該墓葬考古隊領隊。說明會召開當天，他花了一個上午的時間寫了一份《答疑》，文章不長，隻有區區1322字。然而，這1322個字，字字千鈞。麵對質疑，潘偉斌處之泰然，“我有足夠的自信，‘曹操高陵’經得住曆史的考驗。”
2009年的最後一天，晚上22時，潘偉斌開始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此時的他已經疲憊不堪，但聊起“曹操高陵”，人很快就精神起來。采訪完畢，已經是淩晨1點。在辦公室裏，潘偉斌和羊城晚報記者一起迎來了全新的一年。因為“曹操高陵”，他的人生也掀開了全新的一頁。
閑聊中問起他的專業擅長，潘偉斌指著“曹操高陵”出土的器物照片說，全身心投入的，就是這了……
有關
“曹操高陵”
的質疑
記者質疑
“曹操高陵”為什麽是在安陽縣西高穴村？
“盜墓專家”曹操其墓為什麽不設機關防盜？深葬，是更好的防護措施？
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字樣。為什麽這些文字卻又是刻在石枕上，而不是刻在另外的石牌上的呢？
既然曹丕提倡“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為何在曹操高陵內卻出土了一些質地為金、銀、鐵的物件呢？
專家質疑
出土的這些物件，真的是曹操“常所用”的嗎？
王侯一般用的是玉圭，為什麽這裏出土的卻是石圭？
為什麽此次沒有發現曹操以及其他人的印章？
網友質疑
為什麽說不存在“七十二疑塚”？
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曹操的某位大臣在死後把曹操所賞賜的東西搬到自己的墓穴裏，然後特別加以注明“魏武王常所用××”，以增其寵榮？周亞夫就是因為收集了一些武器準備陪葬用而被處死的。
“曹操高陵”出土的石牌更像是倉庫裏的說明牌，而不是墓葬所用的物件。
曹操父子推行“薄葬”，為何墓葬規模巨大？
■其說
“曹操高陵”發掘位置
和文獻記載完全吻合
根據衛星圖片測量距故鄴城的直線距離為28.5裏
也許是預料到蜂擁而來的記者一定會問到“‘曹操高陵’為什麽會選址於此”，所以在《答疑》第一段，潘偉斌就對此進行了思考。
潘偉斌認為，據曹丕的《為武帝哀策》中記載，在曹操殯葬之前曾進行過占卜。其文是這樣記載的：“卜葬既從，大隧既通”。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在墓葬的選址上，也應該經過占卜，應該符合墓葬選址的基本標準。安陽縣西高穴村的地勢和地理環境符合曹操《終令》中“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 “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為兆域，使足兼容”的要求。
按照這樣的結論，“曹操高陵”周圍還會有其他大墓。據悉，目前正在進行考古發掘的大墓除了2號“曹操高陵”，還有1號大墓。這有可能是曹操帳下某位大臣的墓穴嗎？潘偉斌說，現在還沒有結束挖掘，下這樣的結論為時尚早。但可以想象，好戲還在後頭。潘偉斌說，現在發掘的西高穴2號墓在選址上，和文獻記載的位置完全吻合，如《三國誌·魏書·武帝紀》記載：“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唐代李吉甫《元和郡縣圖誌》相州鄴縣條中也明確記載：“魏武帝西陵在縣西三十裏。”
潘偉斌打開電腦上的google earth，“從地圖上看，西高穴的位置正好位於故鄴城的正西方向”。他接著用鼠標拉出一道線段，“根據衛星圖片測量西高穴墓地，距故鄴城的直線距離為28.5裏（已轉換成當時尺寸），考慮到當時的道路不可能是直線，故以上所記載的30裏應該是非常可靠的。”
曹操的葬禮是公開的
不存在“七十二疑塚”
有關出殯時的情景，曹丕在其《為武帝哀策》一文中有描寫
關於曹操墓，曆史上曾有“七十二疑塚”的傳說。有人因此質疑：眼下的“曹操高陵”，會不會隻是“七十二疑塚”的其中一座呢？
專家認為，“疑塚”的傳說是很久之後才出現的，是以訛傳訛。事實上直到唐代，曹操墓葬的位置還是清楚無疑的。如唐太宗李世民在遠征高句麗時，曾路過鄴城，親自到曹操高陵進行過祭奠，並寫下了《祭魏太祖文》，其中有“帝以雄武之姿，當艱難之運，棟梁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於往代。管沉溺而不拯，視顛覆而不持，乖狥國之情，有無君之跡，繼而三分”的語句，來評價曹操。
“事實上當時曹操的葬禮也是公開的。”曹操“疑塚”的說法在潘偉斌看來不足為憑。
“曹操死時是漢庭丞相，魏國國王，他的安葬不可能是秘密進行的，不僅不能秘密安葬，相反應該大張旗鼓地進行。”關於這一點，潘偉斌向我們介紹了大量曆史史料。如《三國誌·魏書·武帝紀》載：“庚子，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二月丁卯，葬高陵。”曹操於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病逝於洛陽，二月，靈柩運回鄴城，葬在了高陵，即曹操在《遺令》中所強調的“西陵”。關於安葬這件事，史料也有明確記載。《三國誌·魏書·賈逵傳》記載：“太祖崩洛陽，逵典喪事。……遂奉梓宮還鄴。”《三國誌·魏書·夏侯尚傳》記載：“太祖崩於洛陽，尚持節，奉梓宮還鄴。”《三國誌·晉書·宣帝紀》記載：“及武帝薨於洛陽，朝野危懼。帝（指宣帝司馬懿）綱紀喪事，內外肅然。乃奉梓宮還鄴。”從這些曆史文獻看，其喪禮舉辦既有主持人，又有護靈者。潘偉斌副研究員認為，當時曹操雖然提倡“不封不樹”的薄葬，但其葬禮還是按照漢代的喪葬禮儀進行的。他的去世，是魏國和東漢的大事、國事。當時漢代的附屬國和與漢庭有外交關係的國家應該會派來使者參加吊唁，出席葬禮。老百姓也有不少人為其送葬。關於這一點，曹操第三子曹植的《誄文》中有清楚記載：“兆民號啕，仰愬上穹”、 “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窈弦宇，三光不入。潛闥一扁，尊靈永蟄。聖上臨穴，哀號靡及。群臣陪臨，佇立以泣”。潘偉斌強調，其喪葬議程，是公開的、按照製度有序進行的。
有關出殯時的情景，曹操的兒子曹丕在其《為武帝哀策》一文中有生動描寫：“鹵薄既整，三官駢羅。前驅建旗，方相執戈。棄此宮廷，陟彼山阿。”也就是說殯殮時，采用了高搭靈棚、鹵薄齊整的禮儀；出殯時更是在上飾羽葆的轀輬車（喪車）前，排列有送葬的節、挽歌、鼓吹、幢、麾、曲蓋、介士（手執武器儀仗的武士）等浩浩蕩蕩的送葬隊伍。因此，潘偉斌指出，從這些描述來看，說明當時曹操應該是公開安葬的。這樣轟動天下的大事是不可能秘密處理的，《三國誌· 晉書·宣帝紀》上也清楚地記載了當時的情景，“及武帝薨於洛陽，朝野危懼”。
潘偉斌說，南朝齊代著名詩人謝脁（464－499年）在《同謝谘議銅雀台詩》中就曾寫道“穗帷飄井幹，樽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 在《銅雀悲》中他又寫道：“落日高城上，餘光如穗帷。寂寂鬆林晚，安知琴瑟悲。”根據此詩，有人認為他應到過銅雀台，甚至到過西陵。這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曹操葬在西陵這一問題上是沒有懷疑的。
“魏武王常所用”為證
隨葬品符合薄葬思想
帝王陪葬竟隻用石圭？這正是曹操的遺令
此次大家質疑的焦點之一，便是出土的大量刻有“魏武王常所用”的物品，真的就是曹操“常所用”的？它們如何能證明墓主人就是曹操？
古文字和考古學專家，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郝本性先生說，這些文字都是當時使用的漢隸，俗稱“八分體”；曹操當時確實經常賞賜物品給大臣以籠絡人心，但給一個大臣的賞賜不可能有成批成批那麽多，“連‘慰項石’這樣的枕頭也賞賜給大臣？這是不可能的。”
針對有網友說周亞夫就是因為收集了一些武器準備陪葬用而被處死的說法，潘偉斌副研究員反問對方：為什麽他會因為這些兵器而被處死呢？既然貴為三公的周亞夫因為收集這麽一些武器隨葬就被處死了，那麽，又有誰敢收集這麽多曹操的武器用來隨葬而不怕被處死的？
針對有的網友認為“‘曹操高陵’出土的石牌更像是倉庫裏的說明牌，而不是墓葬所用的物件”，潘偉斌指出，此次出土了大量石牌，總數近60枚，集中出土於後室的南側室，這些側室就是曹操陵墓的倉庫，這些銘牌正是倉庫內隨葬物品的清單，這種東西有一個專有名詞———“遣冊”。
在潘偉斌出示的石枕照片中，記者發現了“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字樣。為什麽這些文字卻又是刻在石枕上，而不是刻在另外的石牌上的呢？潘偉斌的解釋是，曹操生前有頭疼病和頸椎病，“慰項石”可能和治療疾病有關，並不是平時使用的枕頭。“慰項石”不是通俗用語，包括那些銘牌上的許多文字，連很多文字專家都感到古拙拗口，不是現在一般人所能想得到的。
羊城晚報記者在一大堆銘牌裏發現了刻有“渠枕一”字樣的一枚。何謂“渠枕”？潘偉斌解釋，“渠”有“深溝”的意思，也有“大”的意思，可能指的就是曹操的這個“慰項石”，因為“慰項石”其形狀就是一個“凹”字。目前發現的銘牌，可以分為兩類，潘偉斌認為，那些圭狀形、刻有“魏武王”字樣的銘牌記錄的是曹操生前所使用的物品，而那些去掉尖頭而呈六邊形的銘牌，記錄的極可能是專為葬禮所製作的隨葬品。
此次出土的一枚巨大的石圭受到了考古專家的高度重視。這枚石圭長28.9厘米，寬7.4厘米，有專家說這是目前發現的最大的圭。圭，在中國封建社會裏，非有極高身份者不能用。潘偉斌副研究員解釋說，在東漢時期，在這個地方除了魏武王曹操外，沒有其他王侯墓葬，其他人沒有資格享用如此巨大的石圭。而王侯一般用的是玉圭，為什麽這裏出土的卻是石圭？潘偉斌指出，這證明了曹操的薄葬思想是真實的，曹操臨終時曾有遺令“無藏金玉珍寶”，因此他所使用的禮器如圭、璧均以石質圭、璧代替了。這件石圭顯然是在曹操死後專門為葬禮設計和打造的，這恰恰符合曹操的身份和他的薄葬思想。
有人質疑墓葬規模龐大，本身就足以推翻“薄葬”的說法。潘偉斌說，薄葬不是指的陵墓的規模大小，而是隨葬品的多少和質地的好壞。“出土了石圭而不是玉圭，恰恰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曹丕深知防盜其難
深葬才是有效辦法
墓室最深處距地表約15米,後來連陵園內祭殿、享堂等地麵建築也被他下令拆除
“曹操高陵”打開後，並沒有發現防盜機關，因此就有人質疑：曹操曾經盜過墓，應該深諳陵墓防盜的必要和技巧，而對自己的陵墓卻沒有設置相關機關，這正常嗎？
關於這一點，潘偉斌指出，從來沒有發現有文獻記載曹操高陵是設有防盜機關的。他的陵墓雖然是其生前建設的，但是安葬他的人是他的兒子曹丕，曹丕深知沒有不被盜挖的陵墓，深葬才是唯一有效的辦法。曹丕在《終製》中明確指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在營造自己的墓葬時，曹丕提出 “吾營此邱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這也是“不封不樹”製度產生的最直接原因。據史料記載，曹操高陵陵園內的是建有祭殿、享堂等地麵建築的。但為了防止被後人發現，對之進行盜掘，曹丕在其登基不久就下令，拆除西陵內的所有地麵建築，使車馬還廄，衣服還庫。潘偉斌說： “考古發掘的漢代陵墓中也沒有發現什麽防護機關，如漢代陽陵就沒有發現防盜機關。”
潘偉斌認為，其實“曹操高陵”還是采取了一些防盜措施的，如對墓道內的填土進行了夯築；墓門多達四道，總厚度為1.2米。關於深葬，曹植在懷念其父的《誄文》中寫道，“卜葬既從，大隧既通。漫漫長夜，窈窈元宮。有晦無明，曷有所窮。”潘偉斌說，這說明了“曹操高陵”是挖得很深的。此次發現的“曹操高陵”，其墓室最深處距地表約15米，足足有五層樓之高。正因為很深，因此曹植說他父親的墓 “窈窈玄宇，三光不入”。
曹操印章非金即玉
隨葬有悖薄葬之意
關於這件事，曹植在他的《誄文》中也有明確記載
質疑的觀點還有一種：為什麽此次沒有發現曹操以及其他人的印章？印章，才是確定墓主人身份的最重要的證據。
潘偉斌說，大家也許不知道，其實曹操是嚴禁隨葬印章的！因為當時他的印章，不是金的，就是玉的，隨葬進去，違反了他“無藏金玉珍寶” 的遺令，有悖於他的薄葬思想；而且更容易遭到盜掘。後來曹操的兒子曹丕在追封曹操為武皇帝的時候給曹操製了一枚金印，因為以上原因而不敢放進高陵內，而是放在了另一個石龕裏。既然曹操本人不許隨葬印章，合葬的其他人，不放印章就在情理之中了。
關於這件事，曹植在他的《誄文》中有明確記載，其文為“既即梓宮，躬禦綴衣，璽不存身，唯紼是荷。”所謂“璽不存身”，這段記載出自他兒子曹植之手，應該是最為可信的。所以，此次沒有發現曹操以及其他人的印章，是合情合理的。
潘偉斌說，曹丕在建國之初就製定了嚴格的有關薄葬的喪葬製度，他於黃初三年（公元222年），在為自己選擇墓地時，提出要“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隨葬品方麵，規定“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飯琀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並要求其棺材僅施漆三遍即可。還廢除墓祭，規定皇後、貴人以下不隨王至國者，去世後都葬在澗西。
既然曹丕提倡“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為何在曹操高陵內卻出土了一些質地為金、銀、鐵的物件呢？潘偉斌認為，曹操的葬禮基本上還是按照漢禮，曹丕的這些喪葬製度是後來才形成的。而且，曹操隨葬的這些物品，都是“常所用”的物品，都是衣服上所綴飾的，並無特別貴重者。
■其人
對曹操“知根知底”
潘偉斌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曹操高陵墓葬考古隊領隊。從曹操高陵考古發掘開始到今天，潘偉斌已經在那裏呆了超過一整年，可謂是對其最知根知底的學者。
潘偉斌早在2003年就對曹操高陵進行了深入研究，2004年，他撰寫了專著《三國魏晉南北朝隋陵》，書中除了對三國魏晉南北朝至隋代帝王陵墓的喪葬製度進行了深入研究，還收集了大量有關曹操高陵的曆史資料。2007年，潘偉斌就撰寫了一篇有關高陵的論文，後發表在台灣故宮文物月刊上。在這篇論文中，他已經作出了“曹操陵墓高陵應該在河南省安陽縣西高穴村附近”的結論。
據考古行內人士講，這位“專家”一座墓都沒發掘過，連基本的知識都很欠缺。
曹魏時期正是使用墓誌的轉型時期，社會上還不大常見使用墓誌。因此曹操墓中不必一定有墓誌。
古代墓誌銘一般隻用於社會中下階層，並不用於帝王墓。帝王墓中用的是哀冊。
對於幾乎具有帝王地位的曹操，即使當時墓誌的使用已經普及，肯定也不會用墓誌。但他也不會用哀冊，因為他並未稱帝。他的墓葬既沒有墓誌也沒有哀冊才是最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