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手一方客
收獲了一種恬靜的生活, 像一條波瀾不驚的小河, 流過春夏 流過秋冬
正文
見《新聞午報》2005年3月7日 作者 張穎
張穎, 重慶時期就是周恩來手下的一名外交人員。她的丈夫就是外交名人章文晉副部長。
建國後夫婦都在外交部工作。她家和龔澎喬冠華夫婦是三十多年的同事和好朋友。
張穎還當過田漢時期劇作協的領導。
我和龔澎認識是在1940年春夏之時，龔澎從晉東南八路軍總部朱德總司令那裏調到重慶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工作。從那時起，我和龔澎一起住在
重慶曾家岩50號樓下一間既陰暗又極小的房間裏。
那時候，龔澎逐漸結交了幾乎所有國家駐重慶的外國記者，無論是塔斯社、法新社、路透社或美聯社的以及各國大報刊的都結識。與美國新聞處也時有來往，當時美國新聞處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也成為了龔澎的朋友。1983年後我到美國工作曾遇到這位老教授，提起龔澎他很有感情，他對龔澎很佩服，說那時候他們的觀點與共產黨是完全不同的，但龔澎提供給他的消息和共產黨的宣傳小冊子，他很樂於接受和閱讀。並說龔澎那時已經是很受外國記者歡迎的人物，是很出色的外交家。
龔澎中文很好，英文更好。我看她不停地直接就在打字機上出英文稿，十分羨慕地讚歎：你真了不起，怎麽看著中文就打出英文了呢？我真是由衷地敬佩她。龔澎原名維航，1914年出生於日本，畢業於北平燕京大學。1937年盧溝橋事變，日本帝國主義發起全麵侵華戰爭，龔澎即奔赴延安。她曾在抗日軍政大學和馬列學院學習，不久被派到太行山八路軍總部工作。正是在那裏她結識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劉文華。劉文華曾留學德國，抗戰前夕回到祖國，不久即參加了八路軍，和龔澎同在八路軍總部工作。劉文華是個很有學識、修養，對革命事業忠貞不渝的好同誌，他的中文、德文、英文都很好；在德國是學工程的，在八路軍總部擔任彭副總司令的秘書，所以和龔澎常常在工作上有接觸。他們婚後蜜月剛過就接到了命令，調龔澎去重慶工作。龔澎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黨的神聖事業熱情澎湃，豪情滿懷，哪能夠為了兒女私情而拒絕調令呢？於是她毅然離開太行山來到重慶。而令她極為痛心的是，就在當年，劉文華在前方征戰途中，突然患了急性盲腸炎，戰亂年代，又在敵人後方，醫療條件極差，延誤了治療，病魔竟奪走了他年輕的生命。當龔澎得知這一不幸消息時，十分悲痛。她在那間小屋裏，用被子蒙著全身，獨自傷心，我們誰也難以使她悲痛的心安靜些。
我認識喬冠華是1942年他剛從香港來到重慶之時，有一天，周恩來同誌介紹說，喬冠華調到《新華日報》工作了，他剛來，住在《新華日報》營業部純陽洞宿舍裏。他的經曆和你們不大一樣，他曾在外國生活多年，以後在張發奎將軍處當過幕僚，又在香港新聞界文化界工作，是文化名人。當天下午，我提著一些橘子、花生去純陽洞宿舍看望喬冠華。
1942年至1943年，喬冠華與龔澎相識而相愛，大家都認為這是很相配的一對，同誌們都為他們高興，1943年他們就結婚了。當時的革命婚禮是很簡單的，不過是大家在一起吃些糖果花生熱鬧一下。記得董必武同誌還為他倆賦詩一首，寫在一塊紅綢上。婚後老喬搬到曾家岩，那時葉劍英同誌已返回延安，他倆住在三樓原葉劍英同誌的居室。從此龔澎才搬離我們的女生宿舍。
1946年10月，國民黨撕毀雙十協定，國共和談已基本破裂，南京、上海出版《新華日報》已完全無望，恩來同誌準備率中共代表團的主要成員撤回延安。龔澎夫婦和我都是決定派往香港的。那時還有幾個工作人員，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準備，英文《中國文摘》半月刊就與讀者見麵了。龔澎手下隻有六七個人，從選稿、改稿、編排以至下廠校對都是這幾個人幹的。重要文章的翻譯、撰寫以及定稿、看大樣都是龔澎和老喬親自動手。雖然那時人手少，但龔澎善於廣交朋友，老喬又與文化界很熟悉，所以刊物得到當時在香港的各界進步人士以及外國朋友的支持和幫助。《中國文摘》辦得有聲有色，影響很大，使得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就已經得到了世界各國人民的了解，並獲得了廣泛的同情和支持。龔澎夫婦在香港工作直至1949年。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龔澎已經逐漸成為我黨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外交部建立之初，她被委任為外交部情報司司長，籌組新聞司。
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股火燒到了外交部。有一天回到院子裏就聽人說：龔澎的家被抄了，她還挨了打。1969年我下放到湖南“五七”幹校勞動去了，龔澎因為過度勞累，加上精神上不斷受到刺激，不幸患上腦溢血病倒了，而且病情日漸嚴重。第二次發病後，一直沒能醒過來，醫院曾建議開顱把血塊取掉，有可能好轉。當時老喬十分猶豫，怕有風險。恩來同誌召集多方麵的專家研究，認為既有一線希望還是應該爭取。於是和老喬商量決定開刀，爭取能有好轉。最終因拖延時間較長，還是沒能扭轉病情。
1971年龔澎離開人世。喬冠華悲痛欲絕，人都垮了，終日借酒澆愁。
龔澎去世兩年多後，老喬又戀愛了，其戀人是章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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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中期張穎的回憶： 文革後期的喬冠華和章含之
龔澎和喬冠華都是我數十年的戰友、摯交，他們離開人世三十多年或十多年，仍令我時常想念。他們曾共同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作出過許多貢獻。尤其是龔澎，她是新中國第一代傑出的女外交家，外交部首任新聞司司長（當年是情報司），業績斐然。她為人一身正氣、光明磊落，凡是曾經和她一起共事的人，無不稱讚她出色的工作和高尚的品德。喬冠華在他人生的最後歲月，也曾有過短暫的輝煌。還有一些人在他的頭上戴過無數耀眼的光環，但曆史難以改寫。然人亦無完人，我也為他晚年的一些作為感到悲哀和痛惜。
龔澎去世兩年多，老喬又戀愛了，朋友們也為此高興。他的戀人就是章含之，我們與她還有過一點交情。章含之的父親章士釗先生解放前夕即住在東四八條朱啟鈐老先生家。全國勝利後，章士釗全家搬到北京，章含之和父母同住那裏。朱啟鈐先生是文晉的外祖父，我們有時去探望，自然就認識了章含之。那時她還是十幾歲的小姑娘。我們很少交談。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後，她調到外交部工作，彼此才慢慢熟悉了，但來往也不多。1972年後有一段時間，章含之突然，與我家關係密切起來。一次她來到我家，談了一會兒她忽然問：聽說你在部裏業餘學校上英文課?我告訴她我的英文口語很差，到外交部工作很不適應，所以每周幾次去聽課補習。她立即說，不要去上那種課了，我來給你當老師，保證學得快。我以為聽岔了，回答她：我怎麽當得起你這位老師的學生呢?她倒是挺認真的。那段時間她來過我家好幾次，還給我帶來《英語900句》的書和錄音帶，有些還親自錄下音，給我做教學用。當時很難得到這些書，我心裏很感謝她熱情指教。但也納悶，以往我們交往並不多，她為何對我那樣熱情?其實，章來我家時真正教書很少，倒是常常閑談。她到外交部不久情況不熟，常常問到一些情況，特別有興趣問喬冠華。大概因為我對她當時的心思不去仔細琢磨，以後她就不大來我家了。
在老喬和章含之的戀愛中又出現了插曲。喬的子女對他的戀愛對象不大滿意，我也曾勸說，父親的事你們不必過問。喬的兒子告訴我並不想幹涉，隻是想去拜訪一下鄧穎超大姐，要我聯係一下是否能抽時間見一麵。我答應了。不久喬的兒子去見了鄧大姐。我不知道他們談了些什麽。隨後我接到喬冠華的電話，在電話裏他大為震怒，質問我為什麽要給他兒子聯係去見鄧大姐，斥責我多管閑事。當時我驚愕片刻，即給他頂了回去。你兒子去見鄧大姐有什麽不對嗎?你別忘了他同時還是龔澎的兒子!他把電話摔了。過了不多久，鄧大姐給我來電話，她有點不高興地問我：老喬到底怎麽啦?他居然打電話來質問我，為什麽要見他兒子，都和他談了什麽?難道我不能見見，我會談無原則的話麽?……我勸鄧大姐千萬別為此生氣，老喬已經在電話裏把我責罵了一頓，我也不解為什麽會這樣。
識時務者為俊傑？
1974年冬，我們從加拿大回京述職並休假（編者注：張穎的丈夫章文晉時任駐加拿大大使）。就在那年一個寒冷的夜晚，我和章文晉約見喬冠華部長，向他匯報加拿大的情況並請示工作。他請我們到他的新家去談。
20世紀60年代周恩來總理因為知道章士釗自北平解放前就一直住在朱啟鈐老先生家，所以特別命國務院撥史家胡同這所房子給章士釗先生長住。這時的章士釗已不在，喬冠華這位女婿就住到坐北朝南的正房了。我們本來是要向喬匯報請示工作的，但文晉沒說幾句話，喬擺擺手製止了。倒是與我個別談起來，那邊章含之也和文晉單獨對話了。
我記得喬對我態度很親切，話題很快就轉到了“文革”，重點是談江青。喬說她領導文化大革命很受毛主席的稱讚重用。我覺得奇怪，“文革”初期喬對江青很看不慣，說她打著毛主席的旗號把全國都擾亂了，這會兒怎麽變了調。喬說：江青認為我(張穎)很能幹。她知道我從小參加革命表現不錯，要調我去“文化組”負責什麽工作。喬本來知道，在接待維特克的時候，江青對我很不滿意，所以又特意解釋，江青沒和他提起這件事。我聽著喬這些話，兩眼直直瞪著他，不知道作何回答。喬感覺到了，於是接著說，當前“文革”的形勢你知道，周總理病重，看來不久於人世，識時務者為俊傑嘛，應該好好想想，何況江青那麽看重你哩，於是又習慣地哈哈大笑。當時我感覺渾身發顫，難以控製。沒想到，原來喬的人生哲學和為官之道就是 “識時務者為俊傑”啊。
我們離開喬家，走過黑暗的胡同，感到寒氣襲人。我忍不住問文晉，你們談了什麽。他冷冷地說，我根本就不認識江青，章含之卻一個勁說江青對我有好感很欣賞，真是莫明其妙。我脫口而出，這是為江青收羅人才，真是拉幫結夥哩。以後我還聽一位與喬過去關係較好的同誌說過，他們兩口子也遇到完全相同的情況。我感到精神上喬真有點墮落了。這是我與喬最後一次單獨談話。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打倒，億萬人民歡欣鼓舞，感到又獲新生。這時喬冠華開完聯合國大會回到北京。當時中央責令外交部對喬冠華與江青的關係進行審查，並請喬說清楚真情。組織審查合乎情理，並非個人恩怨或製造什麽冤案。倘若胸懷坦蕩、光明磊落，那麽說清楚並非難事。當時喬住在家裏，章含之住在辦公室，組織上要求他們各自說清真情。在這期間，外交部曾召開過兩次大會，一次是在北小街祿米倉北京陸軍總院禮堂，可容納500人左右。我記得當時的情形：部領導坐在主席台上，喬冠華也坐旁邊，大會請喬說清與江青等的關係，並作自我檢查。但喬一言不發，不作任何自我反省。這時部內有兩三人在原位上發言，批評喬在“文革”後期的一些作為。部內一次大的批判會是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千人左右，還有章含之和其他幾個人。主持會議的部長還是希望喬作自我檢查，但喬仍一言不發。於是有幾個同誌對他進行了批評，言辭雖然激烈，但仍是說理的。後來有人造謠說，在“文革”以後喬挨批判還被用“噴氣式”、被打等等，這是對外交部廣大幹部的汙蔑，不少同誌感到憤怒。要知道，在“四人幫”擬定的奪權後的組閣名單中，喬冠華可是副總理兼外交部長。
1984年喬冠華在北京病故。當時我們正在國外工作，不久回到北京。外交部管組織的同誌來看望我們，同時帶來了一份有關喬冠華生平的稿子請我們審讀，大概是準備印發或作新聞稿之用。稿子整篇看來是客觀公允的，對喬的一生中的成績都一一肯定，最後一段也寫了喬在“文革”後期犯了政治性錯誤。當時的爭議是章含之要把這一段刪去，否則寧願不發。但組織認為刪掉就不全麵了。我們同意這樣的看法，認為稿子寫得不錯，也客觀全麵。最後就因章含之不同意，文章最終沒有發出。報紙上隻登了一則簡短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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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得勢的章含之訓斥身患癌症的周恩來
-----摘自 周秉德的《我的伯父周恩來》
一位與會者跟我說過，當時已經身患癌症的伯父身體很虛弱，右手發顫不能執筆。一次他向那位去西花廳的章含之提出：我的手顫記錄不下來，你能不能幫我記一下？那位平時謙和笑容可掬的小姐，此刻杏眼圓睜，板臉怒斥：“怎麽，你想對我秋後算帳呀？是批你還是批我？你自己記！”
多少年後的今天，我一閉眼睛，仿佛還能看到伯伯那一刻痛楚的眼神，還能體味著伯伯以病體承受的千鈞壓力！
看起來章含之人品不太好，但相貌秀美，氣質優雅。枕頭風吹歪了政治立場。